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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中的佛家文字

发布者:妙非 来源:菩萨在线  时间:2017-10-25

 

心经

 

    古往今来的书法作品中,有关佛家文字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具体来说,这类作品又可分作这样三类:一、佛教经典,二、塔铭院记,三、僧人碑传。这三类佛家文字是古代书法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显示出书法艺术对佛教的发展也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先谈书写佛教经典的书法作品。从佛经的书写者来说,经生写经是最主要的力量。所谓经生,是指古代那些从事抄写佛经的人,这些人可以是佛门中人,也可以是一般文人。写经的出现,从客观需要来讲,我国古代至隋唐时期才有雕版印刷,北宋中期才出现活字印刷,在此之前,要想获得佛经,主要办法只有靠传抄。我们现在看见的经生写经大都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原因即在于此。从写经人的主观动机来看,写经对于他们来说,有的是职责所在,有的是奉佛之举,有的是谋生之道。另外,在唐以前和唐以后,都有许多人把写经和拜佛、布施一样,看成是一种敬佛的行动,这种行动当然是一种信仰佛教的表现,但它又与一般的信仰佛教不同,往往是为了某种特殊而具体的目的的一时之举,尤其是在为亲人祝福、为自己祈祷时如此。经可以由本人亲抄,也可以请旁人代抄。比如苏轼曾经手写过《心经》,又曾有意要抄写卷帙浩繁的《华严经》。武则天在咸亨元年(670)也为父母造《法华经》三千部。该经每部七卷,三千部计二万一千卷,当然不会是武则天亲抄,只能由经生代劳。今日尚得见跋尾半段,上书“奉为二亲,敬造《妙法莲华经》三千部。伏愿先慈传辉慧炬,托荫禅云,百福庄严,万灵扶护。”点明了为先父母荐冥福的目的。

 

    经生写经的风格,时代不同,写者不同,风格也自然有不同。但水平容有参差,字体容有工拙,由于佛法庄严,写者恭敬,整体风格基本都是分行布局整饬、续密,结字恭正、严谨的。这从有名的晋人写《放光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八种佛经残卷、隋人写《大般涅槃经》残卷以及众多的唐人写经中都可看出。

 

    经生写字的书法水平怎样?由于经生大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无名之辈,有些甚至文化素养也较低,后世不少书家因而不重写经,称之为经生俗书。这实在是一种世俗的偏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以一代书画鉴赏大家,高度评价经生写经:“吾观唐世经生楷书手之字迹,笔墨流动,结构谨严,常出碑上名家法度之外。”我们知道,凡习书者无不推重颜真卿,凡临颜字者又多从其名碑《多宝塔》人手,然而据前贤时修考证,《多宝塔碑》字体平易,无剑拔弩张之态,与颜字基本风格很不相同,正为当时的佐吏经生所代笔。由此亦可证启功先生所言之不谬。

 

    除了经生写经而外,名书家写经亦很普遍,名书家写经的名碑帖也不罕见。般若部的著名佛经《金刚经》,王知敬、徐浩、柳公权、苏轼、赵孟頫等大书家都曾书写,今均尚存。泰山花岗岩溪床上还有大摩崖《金刚经》石刻,字大逾尺,雄伟壮丽,有人认为是北齐书家唐邕所书。草圣张旭和欧阳询都曾写过《心经》。赵孟頫还书写过《四十二章经》和《法华经》,前者为他生平第一得意之作,后者是他为中峰和尚所书,就今日所存部分来看,字字精谨,无一懈笔,洵为杰作。

 

    再谈谈塔铭院记、僧人碑传等其它关涉佛家文字的书法作品。

 

    有关塔铭院记和僧人碑传的书法作品特别多,而且有许多是著名书家所为。这很好解释。因为自从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后,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而且发展壮大,超过了本土的道教。历代文人信奉佛教者既不在少数,喜与僧友接交者更是普遍,作为书法家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喜好交接僧友,与之过从,谈禅论道,或借以消除现实中的苦闷,或借以显示自己的脱俗,因而他们也同样乐意或应邀或主动地为僧友写些塔铭、寺记、院碑之类的东西。他们与僧友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这些人圆寂之后,他们往往会为其书写墓碑,甚至还亲自撰文,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悼念。从僧人方面说,他们虽然身在空门,但并非全绝尘事,再说文以字传,他们也希望这些书法名家为他们书字写经,以扩大佛教的影响,这也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

 

    属于塔铭院记一类的佛家文字,因对象或用途不同,有不同的名称。有的是寺碑:《等慈寺碑》,唐代大学者颜师古撰并书。《法华寺碑》,盛唐书法家李邕撰并书。《兴国寺碑》,元代大书家赵孟頫书。有的是塔铭:《弘教寺塔铭》,唐代大书家欧阳询书。《无忧王寺塔铭》,唐书家杨播书。有的是塔碑:《多宝塔碑》,唐代大书家颜真卿书。《玄秘塔碑》,唐代大书家柳公权书。《泗州普照寺灵瑞塔碑》,赵孟頫撰并书。此外还有戒坛铭(如《少林寺戒坛铭》)、寺记(如《妙严寺记》)、题名(如《般若台题名》)、浮图铭(如《云居寺石浮图铭》)等等。

 

    除上述这些而外,还有一类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数量浩大,风格鲜明,艺术价值极高,在书法史上具有标志时代的重大意义,那就是以正宗魏碑体著称的北魏龙门造像。龙门在河南洛阳南四十里,有洞窟一千多个,造像十多万尊,许多佛像都有题记和碑碣,其中最有名的是北魏造像中的二十种,通称《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刀凿而成,棱角分明,刚毅峻洁,极具特色。以之为代表的北魏造像题记字体后来即被称为魏碑体。魏碑体在后世的学者甚众,许多大家的成名都是得法于它。清代的包世臣、阮元、康有为都大力崇扬过它。它与后来的欧体、颜体、柳体、苏体、米体等同享盛誉,共同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瑰丽珍宝。

 

    从魏碑体的出现,最可看出佛教与书法两个不同领域的互相促进。题记是为造像而设的,造像的目的是在倡导佛教,然而它实际上却促成了魏碑书法的产生。魏碑是绝佳的书法艺术,人们在临摹或观赏它们的时候,又自然会对佛教、佛教史和佛教艺术有更多的了解。

 

    出家僧众,有成就者,圆寂之后,大多要立碑,造塔,以为纪念。因此他们不但有碑文,还有塔铭。如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师便有《玄奘法师塔铭》,为唐释建初书,现存长安县兴教寺,字迹清疏流动。墓碑亦很多,且不乏名家手笔,如《道因法师碑》,初唐欧阳通书,欧阳通为欧体之祖欧阳询之子,其书法深得父风,此碑亦为今日书家所爱临习。另外象《孟法师碑》,初唐名家薛稷书。《大照禅师碑》,盛唐名家李邕书。《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盛唐名家徐浩书。《大鉴禅师碑》,柳体创始人、中唐名家柳公权书。《乘光禅师碑》,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书。刘禹锡亦为书法大家,只是其书名为诗名所掩,一般人不知晓而已。

 

    可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书法充当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以载道,在印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以写经为主要方式的书法艺术对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传入,为中国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题材与实践的天地,同时,由于佛典渊深的义理和高僧们道德文章的感染,吸引了文士与书家倾心佛教,这样,在书写经典的当下,他们就自然地怀着庄重、恭敬的心态,从而在艺术上容易得到提炼,这一点,从现存的碑文与写经的神韵中不难看到。

 

 

(责任编辑: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