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易明教授

    菩萨在线佛讯 佛教源自于印度，西元前后之际，沿著丝绸之路，随著中国历史上英气勃发的对外开放机遇，以商旅为媒介体，以广袤的西域为过渡带，首度传入中原；自东汉初至三国初，在长达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佛教在中原始终作为一种异域的类似于黄老之术的一种支流性、边缘性的文化现象存在著，直到魏晋时代中期后，佛教才开始全面进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

    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之间的激烈冲撞。我们从由僧右法师所编辑的《弘明集》中，可直觉地感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佛两家为主，以佛道两家为辅的激烈争执的硝烟。僧右法师在其《弘明论后序》中，为说明编辑集子的缘由，列举了国人对佛教的六大误解：“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树，将溺宜拯” 。事实上，这些误解伴随著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全过程，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持久的顽固性。其中的误解，决非仅仅缘于对经教的误解，也决非仅仅缘于对传统维护的狭隘心理。经教的误解可以通过，确实也通过历代高僧和致力于佛教思想研究的居士大德们的翻译、整理、阐释，予以消解；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本身并不妨碍国人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国人最初并未显示出排斥之心，在以后也未出现纯粹出于维护传统的狭隘心理和动机的排佛现象。历史上每次排佛、毁佛的事件，其背景均非纯粹文化性的，而是有著诸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系朝廷的行为，非民间自主选择之结果。

    因此，佛教对中华文明的传统而言，属于非汉语语境的产物，是异质的文化现象，是陌生的信仰体系。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冲撞、有妥协；也有影响，有变异，而操控这一切的根本，是文明的禀赋与由此禀赋所支撑和演绎的文化属性的巨大差异。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潮流面前，正如理解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和现实格局，需要剥离政治意识形态，而由“文明的冲突”中去构建诠释模型那样，要理解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及佛教如何在民族文化振兴、传统拯救中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和作用，也必须立足于中印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冲突、影响的背景，著眼于佛教信仰在中国所发生的异化现象本身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之筛选机制的趋势。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敏锐指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 佛教在印度的诞生、在南亚地区的传播，及其于十三世纪在印度半岛上的消亡，本身是印度文明影响和操控的结果；同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妥协，融合变异，无不显示出中华文明对其决定性影响力和控制性。缺乏宏观性、全域性、具有历史纵深感与文明深入性的泛泛而谈，或就事论事，随波逐流地被动装点文化建设的门面，只能是销蚀佛教信仰的神圣超越性，埋没佛教思想的深邃哲理性，不能发挥作为宗教信仰体系的佛教所应当、并可以拥有的导化世俗、提升精神、弥补中华文明缺失要素，提高中华民族健全人格之作用。

（文编：妙甜  责任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