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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山:敦煌写经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发布者:妙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7-02-15
导读:
        佛教之所以能在敦煌以及中国内地盛行,主要是佛教很好地完成了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土,此时,中土已经孕育出成熟的、代表中国特色的儒、道文化。客观地讲,历史上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存在抗争和抵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儒、释、道三家相互借鉴、彼此滋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的过程。

 


敦煌写经

 

    菩萨在线佛讯 1900年,道士王圆禄无意间打开一面墙壁后,尘封千年的“宝库”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敦煌藏经洞。该经洞内藏绢画、拓本、写卷、供养器等。写卷中,佛经最多,约占总数的90%,内容有经、律、论、讲经文、发愿文、僧传、注疏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批比宋版书更为珍贵的六朝隋唐古写经,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对当代社会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显示中国文化自信

 

    阐释中国文化主张

 

    在信息交流渠道日益增多、外来文化蜂拥而至的今天,中国文化何以自处,国人如何面对,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友善、包容、开放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立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过滤外来文化糟粕,吸取精华为我所用,是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这正是敦煌写经昭示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敦煌为佛教圣地。《魏书》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S.4359的文书则说:“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佛教之所以能在敦煌以及中国内地盛行,主要是佛教很好地完成了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土,此时,中土已经孕育出成熟的、代表中国特色的儒、道文化。客观地讲,历史上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存在抗争和抵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儒、释、道三家相互借鉴、彼此滋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的过程。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土文化精髓,最终完成了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的转变。比如,印度佛教文化中并不重视“孝”的宣扬,传入中国后,积极吸收中国孝道思想,阐扬“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父母恩重经》就是宣扬这类思想的代表典籍,我们今天能目睹此经的古写本,全凭敦煌写经的保存。敦煌藏经洞存有60件《父母恩重经》,此外还有宣讲此经教义的《父母恩重经讲经文》2件,以壁画形式展现此经内容的《父母恩重经经变画》4铺。这些数量巨大、表现手法丰富的材料,说明佛教宣扬孝道思想的力度很大,这在印度是没有的现象。隋唐之际,中国化的佛教远播至日本、朝鲜半岛,甚至回流到它的来源地:印度和西域。汉译佛教典籍也被译成藏文、西夏文、回鹘文、梵文等,于不同民族和地区间流传,这些不同文字书写的经文在敦煌藏经洞均有保存。可以说,佛教经由中国文化的改造在世界大放异彩,中国因此被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从敦煌藏经洞所见文献和壁画来看,不仅佛教进入中国后,为适应当地民众心理和文化特征进行了改革,而且对外来的服饰、饮食、民俗、节日、音乐、舞蹈、乐器、建筑、雕塑,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损益。对于外来文化,先人们历来都是在固守本民族文化根基基础上兼收并蓄,也正因如此,才创造出辉煌灿烂、独具民族个性的优秀中华文化,铸就出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外来文化纷至沓来,我们必须树立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坚定中国文化主张,“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者爱人、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而“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

 

    反映普通民众的民生所向和心理诉求

 

    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关注的多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维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阙而不载。梁启超曾痛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史是为当权者书写的。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温情脉脉的历史。幸运的是,传统文献记载的缺失,因敦煌写经的发现而得以补救,淹没在历史迷雾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民众在抄写经文后,一般在佛经卷尾书写一段题记,或又称之为“题跋”、“识语”。抄经题记是记述抄经者书写佛经缘由及祈愿内容的文字,一般附于佛经尾部,所记内容均为民众最为关注者,是其内心世界最为直接的曝露,成为今人观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窜入敦煌藏经洞时,立下四个标准以便从卷帙浩繁的文书中挑取最有价值者,其中之一就是有题记的佛经。胡适先生也认为题记是“最有趣、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题记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再现了一千多年前普通民众的心理诉求和精神状态,如:延寿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合家团圆(S.2360)、早归故土(S.2605)、风调雨顺(北0686)、仕途通顺(S.87),等等。

 

    书写于675年、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药师经》(P.2900),是一位孕妇为祈求分娩平安抄写的;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897年的《金光明经》,是为祈求风调雨顺书写的。又如,一位名叫石录山的父亲期盼远行儿子早日回家的“合家大小平安”(S.2360),虽事隔千年,但焦急等待儿子回家的老父亲形象历历在目。《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S.1963),讲述了卢大娘和卢二娘因为战争流离失所,身落异乡,她们希望两国通和,兵甲休息。从题记中不难看出,战争给民众带来沉重灾难,普通民众只能通过抄写佛经祈求和平。可见,抄经题记承载了中国人的梦想,而国家昌盛、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家人健康便是亘古不变的主题。

 

    敦煌写经是各民族共同完成的伟业

 

    自汉以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的美誉。历史上,活动于此的有汉、粟特、吐蕃、于阗、西夏、回鹘等民族。各民族杂居的事实,决定了敦煌地区抄经事业是由各民族共同完成的,这一历史集中表现在敦煌吐蕃时期。

 

    唐贞元二年至大中二年,是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在此期间,敦煌共开凿石窟四五十所。沙州寺院数量由占领初的13所发展到17所,僧尼数量则从300余人发展至六七百人以上。墀祖德赞时,举全国之力发愿抄写佛经。敦煌作为吐蕃的管辖范围,也积极响应。从敦煌写经来看,主要抄写汉藏《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这些写本现散藏于世界各地。据西冈祖秀统计,仅《无量寿宗要经》的汉文写本,英国藏298件、法国35件、中国513件、俄罗斯52件。藏文本英国4件、法国5件、日本8件、俄罗斯23件、敦煌市博物馆313件。事实上,实际数量远大于此,目前还有大量公、私收藏未公布。赞普一次性抄写佛经的数量非常大,如某马年为赞普祈福,仅600卷的《大般若经》就决定书写3部。如此宏大的工程,需要调动各方人力。正如黄文焕先生所言:“河西吐蕃写经卷子,虽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民族形式,但在写、校者总人数中兄弟民族人士占4/5甚至5/6,吐蕃人只占1/5乃至1/6。可见,这部写经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交流的直接产物。”“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持久、方法之自然、影响之深入,都是极为动人的。”

 

    如前所述,敦煌藏经洞还保存有用其他民族文字书写成的佛经,不得不说,敦煌写经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事业,而不是某个民族或文化的一枝独秀。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佛教写经,使我们看到了比宋版书更为珍贵的中古写本原貌,欣赏到了南北朝古朴的写经体,敦煌地区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画面,也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敦煌写经不仅展现了其历史意义,现实启示意义也不容忽略。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尔巴特说“历史应是人类的教师”,如果将“今天”比作一条小船,我们只有装载着“历史”的记忆,才可以驶往“未来”。(图: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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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妙甜  责任编辑: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