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旸法师（图片来源：资料）
大菩文化佛讯 明旸法师，是从三坊七巷走出的一位杰出的宗教家。明旸，俗姓陈，名心涛，号俊豪。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陈南金，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民国后当执业律师。母亲蒋树英，毕业于福州女子职业学校，创办福州女子刺绣学校并自任校长，60岁依师出家。明旸四岁时在家接受启蒙教育，五岁入私塾，六岁进西峰小学就读，三坊七巷深宅大院留下了他的童年记忆。他十岁依圆瑛大师皈依佛门，十五岁正式落发出家，法名日新，法号明旸。
明旸法师生于1916年，卒于2002年，世寿87岁。他生前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宗教委副主任，中国宗教界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协学院灵山分院院长，上海佛学院院长，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宁波天童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寺方丈，上海圆明讲堂住持。
为纪念这位大德高僧，经福州市委市政府批准，在三坊七巷(洗银营巷13、15号)重修明旸法师故居，并建立“明旸禅师纪念馆”。
上前线——当“英勇僧侣”
1937年，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早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时，圆瑛大师就代表中国佛教会致函日本佛教组织，揭露日军占我河山的罪行，呼吁日本佛教组织制止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卢沟桥事变后，圆瑛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监理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同时决议成立以圆瑛为团长的“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分别在江浙沪和汉口成立僧侣救护队，在上海圆明讲堂等处设立9个难民收容所。一时间，僧侣救护队这支特殊队伍活跃于各抗日战场。
此时的明旸，虽然年仅21岁，却因为长期跟在师父圆瑛身边，常常受到师父关于“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思想的教诲，早有爱国情怀扎根心中。所以当国难临头时，明旸和师父一样勇敢镇定有主见。他不仅自告奋勇担当救护队员，还兼任救护团的联络员和总务主任。“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明旸和救护队员紧急开赴前线救治伤员，护送难民。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全然置生死于度外。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上海佛教救护工作始终紧紧跟进。据上海慈善团体救灾会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会战中，共救治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收容难民3000多人，仅在枫林桥就抢救伤兵300多名，送到佛教医院救治。由圆瑛发起组织的掩埋队每天出动4辆汽车，掩埋阵亡烈士尸体一万多具。
僧侣上前线，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特别的英雄赞歌，也是共产党倡导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当时的上海报纸誉之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则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下南洋——
为抗日募捐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而战事仍在继续。上海佛教组织设在各地的救护所、收容所、医院经费短缺，救护工作面临极大困难。圆瑛大师心急如焚，于1937年11月毅然带着明旸踏上了去南洋宣传抗日、为救国募捐的旅程。
明旸陪师父来到香港中转。行装甫卸，便在香港东觉莲苑开设道场讲经，圆瑛主讲，明旸助讲。接着，师徒俩乘船六天六夜，来到南洋首站新加坡，此后遍访南洋各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到处留下了他们奔走呼号的身影。
在新加坡，他们幸运地受到福建同乡、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欢迎和帮助。在侨界协调下，明旸协助圆瑛大师成功主持了祈祷世界和平息灾法会和多场专题演讲。他们的义举引起极大轰动。当地华文新闻界《星洲日报》《光华日报》《星槟日报》纷纷赞扬圆瑛师徒的爱国思想和义举，刊登他们提供的国内战况，包括佛教界参加救护工作的图片和报道。不久，“中国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和“新加坡华侨抗日救国筹赈会”在新加坡成立，在募集资金、药品和医疗器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在马来西亚，圆瑛师徒还受到著名侨绅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及其他侨商的大力支持。他们多次应邀到吉隆坡大会堂演讲，到多座名刹古寺弘法。每到一处，师徒俩慷慨激昂揭露日军罪行，呼吁听众支持抗日，总是博得群情亢奋，大家争先恐后捐款捐物。
师徒俩首赴南洋弘法募捐，收获颇丰。他们把募得的款项和物资，甚至把各自所得的香金也一并纳入赈金总额，分期分批寄(汇)给国内各抗日机构，以解燃眉之急。
战火不息，战事更急，慈善救国仍在进行中，圆瑛大师和明旸于次年6月回国后，马不停蹄巡查各救护点、收容所、掩埋队及佛教医院，对救护队工作颇为满意。但圆瑛大师意识到，资金和物资仍然严重不足，必须再赴南洋求助。
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底，明旸随师父第二次赶往南洋诸国。这一次，他们总结初次的经验，不仅收集整理了更多便于直观宣传的图片、数据、新闻报道等资料，而且创新性提出发起了“一元钱救国运动”。明旸解释说，一元钱不算大，人人都能出得起，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既方便灵活见效快，又能扩大参与面，增加影响力。这一招果然灵。他们在南洋的日子里，由于故地重游，到处都是熟人熟面，再加上“一元钱救国”元素的注入，募捐活动收到了“滚雪球”的效果。
明旸法师随师父两度下南洋，颠簸跋涉，不辞辛苦，历时18个月，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国内抗日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上谱写了感天动地的一页。
陷牢狱——扬民族气节
南洋凯旋而归，师徒二人正为完成一项庄严使命欣慰不已。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人生劫难不期而至。
这一天，明旸按照惯例陪侍师父在圆明讲堂讲经，有信众悄悄递上一张纸条，大意是：据可靠消息，有汉奸向日军告密，谓你俩两次去南洋是宣传抗日，资助抗日。情况紧急，凶多吉少，恳求立即离开上海。圆瑛大师接过纸条不动声色，照样以平静的口吻说法。直到法会结束，他才找明旸商量。大师力劝明旸去福州老家暂避。明旸一听连说：“不不不!师父，我十岁跟随着您，从不分离一刻。现在师父处于危险时刻，我更不能离开半步。我们是佛教徒，对生死置之度外，没什么可怕的。”大师见拗不过明旸，不禁释怀感叹：“好好好!天塌下来，让我俩顶着。我们抗日救国，何罪之有?我们为啥要躲避?我要让日本侵略者知道，一个老朽的和尚尚且不怕死，更不要说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了!”
1939年10月19日上午10时整，日军军车呼啸开来，将圆明讲堂团团包围，数十名持枪日本兵闯进来，强行对讲堂进行一番搜查，不容分说将师徒二人锁上手铐，押上军车扬尘而去。
被捕的第一个夜晚，师徒俩是在上海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审讯室度过的。整夜里他们被拳打脚踢，几次昏死过去。面对两个中国僧人，日本人的“下马威”战术完全失了效。
第二天，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圆瑛疼爱地问明旸：“能坚持住吗?”明旸很坚强：“地狱天堂，皆为净土。师父，我们爱国无罪呀!”
来到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师徒俩被隔离关押。明旸被关进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牢房里。在他之前已有七八个人在押。这间小牢房四面不通风，墙角放了两个马桶，满屋臭气熏人。明旸不在乎这些，虽然饥肠辘辘，依然打坐念佛。
牢房如地狱。过堂提审几乎是师徒俩每天一次的必修课。每次提审必遭严刑拷打。师徒俩始终坚贞不屈。圆瑛大师以绝食抗议。日本人见硬的不灵，又哄骗利诱。对明旸先是由跪凳听审改为坐凳听审，明旸毫不领情;后又哄骗说你师父已经认罪招供了，逼他写认罪书按手印，明旸更是不信不从。为表达对师父的衷心敬仰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明旸在狱中写下了诗作《囹圄入定仰高风》：樊笼宴坐显定功，火里莲花挺古松。履险若夷为爱国，坚贞不屈仰高风。敢将热恼化清净，巧把地狱当佛宫。民族英姿扬永世，光辉史册颂圆公。
“爱国抗日是正义的。正义的事情一定胜利。”毕竟圆瑛大师是一位著名的高僧和佛教领袖，师徒俩被日军非法羁押后，在海内外引起激愤。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佛教界和社会名流纷纷发表谈话，谴责日军的非法行径。在佛教界和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日寇最终不敢加害高僧，于11月10日将圆瑛大师和明旸法师同时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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