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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高僧:月西法师

大菩文化 2015-12-24 09:28:46

月西法师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因政策等各种原因,七塔禅寺逐渐衰落,殿堂被占用为仓库,僧侣被迫换装成为工人,千载唐刹萧条至极。七十年代末期以后,改革开放的东风劲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七塔寺获得新生,走上全新的发展兴旺之路。这一切新变化,多有赖于复兴之师月西老和尚。

 

    一、爱国爱教  出世入世

 

    月西法师(1915~1993),原名“月煕”,后改为“月西”。浙江台州温岭新河区铁场村人氏,俗姓高,名祥麟。昆季四人,排行三,生于民国四年乙卯(1915)十一月二十九日。11岁时,从苏州定光寺静安上人剃度出家,受沙弥戒。不久辞别师父,去明因寺读经,旋赴福建漳州南山寺小学学习文化知识。民国十五年(1926)北伐战争期间,曾报名参加童子军,响应北伐。14岁时,考入太虚大师主持的福建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就读。19岁从闽院毕业。翌年,依温州护国寺万定和尚受具足戒。

 

    民国二十四年(1935),月西法师到宁波,在延庆寺听芝峰法师讲《法华经》。年后应方丈亦幻和尚之邀请,往慈溪金仙寺,与芝峰法师一起组织“白湖讲舍”建设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白湖讲舍被迫停办,月西法师被亦幻和尚请为金仙寺监院,主理日常寺务。此时,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宁波民众纷纷成立抗日武装。月西法师基于爱国义愤,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将金仙寺多次作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队部的驻地;期间根据部队需要,在生活食宿、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等方面主动提供方便,积极予以协助;并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随亦幻和尚到上海,为三五支队筹资、采购药品,乃至不惜冒生命危险,掩护营救抗日志士。因替游击队传送情报,曾被日伪军抓获,投入牢狱,接受审查。但月西法师不改初心,不畏强暴,始终如一。其英勇无畏的事迹,深得宁波当地人民及佛门人士称颂,也由此与三五支队队长何克希、政委谭启龙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抗战胜利后,月西法师应亦幻和尚之邀,出任宁波延庆寺监院,忍苦耐劳,卓有建树,“把沦陷时期遭敌破坏、蒙上阴影的延庆讲寺,修葺一新”。 民国三十六年(1947),月西法师任宁波《大报》(后并入《宁波日报》)副刊《慧日》旬刊(后改为《慧日》双周刊)主编,大力宣传佛教新思想、新动态,在当时佛教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9年5月24日,宁波解放。月西法师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消除僧众对政府的疑惧。1950年,发动全寺僧众以及甬城四众弟子,节衣缩食,捐钱献物,支援解放舟山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同时率先提议,筹组宁波佛教协会,以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全市佛教寺院、僧俗四众,共同为国家建设出力、为众生造福。在党和政府重视支持下,于1950年成立了宁波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月西法师任筹委会主任。翌年,宁波市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西法师被推选为佛协主任(后改为会长)。据悉,此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佛教协会组织。

 

    佛协成立后,月西法师审时度势,主动调整佛教发展模式,组织全市僧尼在管好寺庙的同时,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创办了佛教布厂、佛教缝纫工场,为解决众多僧尼生计问题而煞费苦心。1956年8月,宁波遭特大强台风袭击,延庆寺部分殿堂倾塌毁损。月西法师筹集资金,率众抢修,辛勤半载,一一修复,更显庄严气象。翌年,月西法师43岁,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延庆寺方丈。

 

    1958年,全市僧尼接受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分别集中到七塔寺、戒珠庵,由佛教协会负责统一管理。月西会长遂在七塔寺与戒珠庵内分别创办了四明纸盒厂、五星被服厂等生产机构,组织全体僧尼自食其力,带领大家走生产自救道路,不仅使僧尼解决了日常生计问题,也使七塔寺等道场不致因僧走寺空而湮没消失。1960年,延庆寺殿舍被占用,佛教协会办公室迁至七塔寺玉佛阁,月西会长兼任四明纸盒厂厂长,主抓生产工作。同时,为集中在七塔寺内的天主教、基督教神职人员提供生产、生活方便,一起度过“文化大革命”劫难。

 

    1978年12月下旬,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肖贤法局长亲临宁波,造访七塔寺,特别邀请月西法师、舒其谁主教、孙锦炜牧师等三个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传达中央重新落实宗教政策的有关精神, 七塔禅寺及宁波佛教从此获得新生。月西会长因陋就简,一面礼佛,一面筹建佛殿,在市宗教处等部门支持下,于1980年成立“七塔寺修复小组”,月西法师担任组长,着手重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严重破坏的七塔寺。此后,月西法师以复兴常住为己任,废寝忘食,苦心经营,费求撙节,事必躬亲,积10余年之辛劳,遂使千年唐刹重新恢复旧貌。1984年8月,年届70的月西法师众望所归,正式荣任七塔禅寺方丈。

 

    作为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月西法师先后指导修复了天童寺、阿育王寺,奉化雪窦寺,慈城沙乐院、妙音精舍,镇海招宝山宝陀寺,慈溪五磊寺、金仙寺等道场,恢复了宁波佛教居士林;指导宁波所属各县、市成立了佛教协会,制订了发展规划,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与协作;依据政策,落实收回佛教房产共73处计95696平方米; 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出七塔寺现任方丈可祥法师、北仑璎珞寺住持可善法师等一批年轻僧人,弥补了寺院管理人员的不足;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联谊,参加各地佛像开光及方丈升座等大型法会,使“东南佛国”宁波佛教呈蔚然中兴之气象。

 

    月西法师为复兴七塔寺及宁波佛教大业辛勤10余载,付出了大量心血与汗水。终于积劳成疾,日渐沉重,于1993年2月28日(古历二月初八)晚示寂。世寿79岁,戒腊60年。遗体于3月6日荼毗,由新昌大佛寺悟道老和尚等主持仪式。 舍利、遗骨后送于慈溪五磊山入塔安奉。

 

    新中国成立以来,月西法师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对浙江、宁波佛教做出了卓著贡献。法师生前一贯坚持爱国立场,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被推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第八、九届常委,江东区人大常委等职,积极参政议政,为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出一定贡献。

 

    二、勇于革新  践行“人生”

 

    月西法师早年就读于福建闽南佛学院,师承于太虚大师门下,深受其革新思想的影响。因太虚自民国十六年(1927)接任该院院长后,大力实行改革,积极推行“人生佛教”教育,培养出一批法门龙象,如台湾印顺法师,菲律宾的瑞今法师,新加坡的宏船法师、广洽法师、演培法师,马来西亚的竺摩法师等,对教门影响十分深远。月西法师于民国十七年(1928)入院就学,前后达6年时间,深有所得。民国十九年(1930)印顺法师入学时,正与月西法师同班;不久竺摩法师亦由宁波观宗寺来闽院就学。适值芝峰法师主理院务,因同为浙省人,性情相投,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学艺,结下深厚友情的同时,促进了学业,树立起合力振兴中国佛教精神面貌的远大志向。后来月西法师来宁波延庆寺,听太虚弟子芝峰法师讲经,后拜太虚另一弟子亦幻和尚为师,成为太虚法孙。民国三十五年(1946)月西法师陪侍太虚师公游览宁波各大道场,当面领聆其身教言教,对太虚所倡导的“人生佛教”理念有了更深的体悟。1985年10月,月西法师曾应上海蔡惠明居士之约,提前撰写了《正觉弘法一代宗师》 一文,以纪念太虚大师圆寂40周年,刊于香港《内明》杂志八七年第三期。文章对太虚大师一生业绩功勋给予了高度概括评价,深切缅怀大师一生“爱国爱教”的卓越风范,可见月西法师对师公人格的崇敬,以及对其所倡导的“人生佛教”理念的熟谙与笃行精神。月西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入世利生,不舍道念,勇于革新,善于将佛法融入世法中,“适应时代前进”, 积极探索佛教出路的精神动力,即肇基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月西法师积极支持三五支队的工作,为其抗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乃至冒着生命危险送信联络,为部队筹措粮食、药品等,正是基于其坚定的“人生佛教”入世理念。在他看来,虽然杀生是佛教第一根本大戒,必须坚决戒止,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戒”,“杀强盗是可以的”, 这是菩萨“降魔”修行精神的体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使我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与以害人为能事的魔鬼行径没有根本区别。尤其在浙东地区,因久攻宁波不下,日寇竟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于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20分,在宁波城区东后街与开明街一带,用飞机撒下带鼠疫杆菌的面粉、麦子、跳蚤等,致使106名平民染鼠疫而死, 受尽病痛折磨,死状惨不忍睹!其中40名为少年儿童,12户全家灭绝,闹市区顿成瓦砾场,成为空前灾难。日寇之罪恶行径,可谓丧心病狂之极致,恶毒远甚于魔鬼,实乃地狱种性,人神共愤,天理难容!面对如此灭绝人性的魔鬼侵略,作为公民的僧人,是仍然不关心世事,闭起门来照旧念佛诵经,祈求菩萨保佑呢,还是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月西法师毅然选择了后者,即使后来因此身陷囹圄,也无怨无悔,始终如一。他“从佛教僧人普度众生的出世大悲之心,升华为抗日救国大智大勇之行”,“是一个真正战斗在战争前沿的抗日战士,这亦是我们佛教界光荣的一例”。 这与圆瑛大师、白圣法师、明旸法师等在抗战时期,积极组织僧侣救护队、战地掩埋队的作为如出一辙,以其大智大勇之行,为“人生佛教”的利生精神作了恰当完美的诠释。

 

    由于近、现代佛教的衰落,信众素质的下降,社会各界人士对佛教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为转变这种困境,弘法利生心切的月西法师,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宁波民办报纸《大报》(后并入《宁波日报》)副刊上开辟了《慧日》专栏,自任主编,选登佛学文章,宣扬“人生佛教”理念,提倡正信佛教,其作为很得教界同仁赞赏支持。佛教界知名文人,如巨赞法师、蔡惠明居士、季赓扬居士等经常为之撰文演教,活跃了宁波佛教界气氛,增强了甬城佛教文化积淀,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创办《慧日》专栏的宗旨和目的,月西法师在《重申本刊立场》一文中,作了旗帜鲜明的阐述:

 

    《慧日》的立场,纯本佛教生命的智慧源泉为出发点。二十世纪的一般人们都以为宗教是原始人类的习俗和迷信相传播下来的,凡自命为新时代的新人物,都不屑正眼一视它。但这种说法,在别的根本没有慧命的宗教或可把它掷到灰堆里去,但具有根本慧命的佛教,它的生命永与时代俱新,且绝对具有指导人生新生活的原理与推动力。万不可以传教教徒的腐败和山门内的黑暗,根本斩拔了佛教崭新的慧命。斩拔佛教慧命,也即否认了人类自身的觉性。佛教的慧命,它的本来面目就是人类的觉性,除了僵石似的无觉性的凶顽的人们之外,谁也有觉性的存在,谁也不能自外于佛教的觉性中。

 

    《慧日》的使命,是根据上面的出发点,尽其微弱呼声的任务,在广大的群众中吹出一种号角,只要不是盲聋的人,读了本刊,我想是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要求也是人类自身同具觉性发出来的共鸣。更明白的说:佛教的生命是在给人以精神的自觉,决不是教人崇拜偶像。到了自觉彻底的人,很自然的不甘据佛位以自雄,而愿投身到全体的群众中去,这是佛教最末后最向上的一着。

 

     《慧日》得《大报》主政者的同情和援助,给我们以园地呱呱地诞生,到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刊出第十九期止,中间从未间断过,且篇幅逐渐扩大到四分之一,这是不能不向《大报》同仁感谢的;总检讨本刊过去的十九期,我们虽感到呼声力量的微弱,未曾发生一种具体的作用,但我们相信这种力量是打入读者群众心的深处,至少对于佛教站在人类中的什么立场得些清晰的概念,刷洗了过去对于佛教渺漫笼统和不辨是非邪正的错误观念。同时我们相信本刊始终站在自己的岗位,除了对佛教山门外的人们指出佛教的本来面目以外,且于此后佛教新的趋向与新的拓荒者努力的前途,于传播欧美方面的消息与论述,颇尽了一些贡献。尤其是对于我们痛痒相关的山门内的僧众——青年僧众,由“转业”而呼出“僧众的再教育”。发掘自己的慧命,担荷佛陀的家业,恢复往古人天导师的地位与生存价值,转而普遍对人类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在这“丛林无数让魔传”的今天,自然会引起魔辈的憎恨和对本刊的诽谤,但在青天白日之下,我想决不敢公然露其魔影的。同时少数有自觉的青年僧众,是会给予我们热烈的共鸣的。明日的佛教将是青年僧的佛教。

 

    月西法师开办《慧日》佛学专栏的目的,是为了大力宣扬佛化,使社会各界人士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及其利生功用,消除对佛教的误解和偏见;同时向教界同仁进行呼吁,以人人本具的觉性智慧为先导,树立正确的信仰观念,切实践行如来教法,破除邪见邪说,全面振兴佛教。为达此目标,月西法师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僧众”身上,号召其如法精进修行,开启自性智慧,利益社会有情,振兴如来家业,开拓佛教美好的未来。这种对圣教的坚定信念与执著情怀,伴随了月西法师一生,始终不渝,至暮年时还保持着“佛教不是迷信,而是一门很深奥的哲学” 的深刻认识。由《重申本刊立场》一文可以看出,月西法师对大乘佛教精神把握得十分得当,与“人生佛教”理念结合得非常圆融,富有积极地开拓与建设意义,其勇于探索、不畏邪恶、敢作敢为的魄力与胆识,由此初显端倪。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社会制度提倡全民生产、按劳分配,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国家全民所有,意识形态方面提倡无神论,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传统领域——包括佛教——因此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几千年的僧人生活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宁波市佛教领头人的月西法师审时度势,经过深思熟虑,及时转变观念,将中国传统农禅制度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积极倡导成立佛教工读学院,一边工作,参与国家建设,一边学习改造,延续慧命不坠,两不相妨,相得益彰。这个设想,在他亲笔所撰的《宁波佛教工读学院缘起》一文中反映比较全面,显露出月西法师勤于探索实践,为佛教谋求出路的实践精神。全文如下:

 

    宁波佛教工读学院缘起

 

    在大时代的革命过程中,旧社会的一切封建的、迷信的、人剥削人的、黑暗的、愚昧的等等制度,势必要彻底的摧毁,同时才能建立起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不可磨灭和不可批判的真理。

 

    佛教是社会构成的一个环节,佛教徒则是社会组织的一个细胞,它是与社会有着密切关系不可分离的,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明白了这个道理,摆在面前的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佛教的弘传工作是不是还像过去保守的那老一套办法,把佛教藏在深山里或是躲在象牙塔中,专供一般有闲士大夫所谓清高阶级去欣赏呢?还是搬到十字街头深入人间与广大人民密切的联系起来,实践佛陀教导我们的慈能予乐、悲能拔苦的利益众生工作呢?第二就是佛教徒的生存问题,社会上已不容许有寄生阶级,“乞食”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行得通,经忏佛事将随着社会转移而逐步消失;寺庵财产又因合理的土地改革不能再保持过去那样不劳而获的生活了。因此我们佛教徒在今日也只有改变生活方式,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劳力谋求自己的生存。我们知道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也不是一件怎样困难的事,只要看我们对这些困难有没有克服的决心。有决心就会想办法。

 

    宁波的佛教在全中国来说,可称得起是一个最兴盛最发达的策源地,寺庵之多与佛教徒人数之众,要以人口比例起来,比其他一般地方为高,面临着目前困难问题也比较多。因此宁波市佛教协会即针对这个问题,根据出席政协会议佛教代表巨赞法师等所提出的“生产化”、“学术化”口号,订定工作计划,用加强团结互助互济的办法来实践工作。

 

    在这个大前提下,部分有力量的寺庵,已在劳动生产,但是多数的僧尼,虽已建立起劳动的观点,想转变生活方式,想自力更生劳动生产,想研究新知识及研求教理,然而限于客观条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同时还有乡间寺庵的僧尼,土地改革后,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只适合从事工业劳动。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在多方面研究商讨下,拟筹办一个半工半读的组织,来吸收这批无力而有志的僧尼,进行劳动和思想改造,为建设新时代佛教造就一批生力军,而且也解决了现阶段中若干问题,实际上更符合百丈大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旨,表现出真正六和的精神。

 

    虽然后来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创办工读学院的方案未能得以落实,但这种因时事而动的设想,颇合于时代要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正是在这种改革思想指导下,月西法师于50年代初期,先后创办了佛教布厂、佛教缝纫工场等生产机构,带领全市僧尼开展劳动自救;50年代后期,又创办了四明纸盒厂、五星被服厂等生产机构,使不愿还俗的僧尼有了栖身之地,得以“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劳力谋求自己的生存”,保持对圣教信念不灭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七塔古刹殿堂等。因此,当改革开放、因缘成熟时,度尽劫波的七塔道场与宁波佛教能够很快恢复元气,走上复兴轨道,这与月西会长当初的高瞻远瞩及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与其善于结合形势政策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准确把握并发挥“人生佛教”理念精神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三、宵旰忘倦  振兴七塔

 

    七塔禅寺自唐代开山以来,几番兴废,饱经沧桑。至1958年,寺院迎来开山1100周年(858~1958)大庆之际,却不幸遭遇厄运,道场被废止割占,主要殿堂被土产公司占用为仓库,西厢房被国营万兴纱厂占用为作业车间,只有东厢房留给佛教协会办厂,由月西会长组织不愿还俗的僧尼开展生产自养,”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任住持嘉善和尚于次年被迫离开名存实亡的七塔禅寺,寺运就此转入低谷。

 

    改革开放后,七塔古刹的复兴被提上议事日程,由月西会长具体负责。当时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劫难的七塔禅寺,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七塔寺修复小组”虽已成立,但一无资金,二乏人手,修复工作艰辛异常。月西法师在党和政府相关领导支持、协调下,逐步收回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天王殿、三圣殿、方丈殿、祖堂等主要殿堂,以及地藏殿、玉佛阁、西厢房等,分别加以维修装饰,新塑、雕刻佛菩萨圣像,添置法器、牌匾、庄严之具等。将主殿大雄宝殿重新改为圆通宝殿,以凸显观音道场特色;将剥落的五百罗汉石刻重新镶嵌于殿内周壁,备显七塔文化底蕴。请书画名家彩绘《西方九品莲台图》,镶悬于三圣殿周壁,以彰显西方净土文化内涵。同时积极招请流散各处的僧尼回归寺院,礼请其中德能兼备者担任执事,有传慧、成峰、月升、通权等先后来寺协助复兴工作,分别被委以重要职务;又得到桂仑禅师等原住众的积极襄助,以及甬城信众的多方支持。在四众共同努力协作下,寺院发展逐步进入正轨,道场逐渐恢复庄严原貌。

 

    月西法师复兴七塔古寺的功绩,很受佛门四众及党和政府领导赞赏,众望所归,遂于1984年8月18日在七塔禅寺升座,荣任寺院开放后首位住持方丈。时任浙江省佛协会长、杭州灵隐寺方丈的性空老和尚亲自为月西大和尚送座,诸山长老、党和政府领导及四众弟子近3000人参加了升座法会。此次法会,为甬城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佛教活动,影响深远,标志着七塔禅寺就此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月西大和尚升座后,重新调整部署管理规制,成立寺务管理委员会,设立四大寮口,制定管理章程、规约,实行民主管理,使寺院管理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同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筹集资金,大兴土木,建综合楼,造招待所,拓宽寺前道路,改建照壁山门,恢复七佛塔标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使寺院建设、发展大业后继有人,月西大和尚注重加强人才选拔培养,经常聘请佛教界、宗教、文保、消防部门专家、学者来寺举办相关讲座,对常住四众进行培训教育;选送一些爱国爱教的年轻僧尼到佛学院学习深造,大胆地把一些年轻僧人放在工作的第一线,使他们在实践工作中锻炼自己,增强自己的佛学知识和管理水平,培养出像七塔寺可祥法师 、璎珞寺可善法师 等法门才俊,弥补了寺院管理人员的不足。

 

    同时利用七塔禅寺独特的地理优势,加强对外联谊交流,做好对来寺参访者的接待工作,以及朝礼普陀山信众的中转工作,安排食宿,帮助订购车、船、机票,负责接送到站,使其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又逢年过节寄发贺年卡、明信片,以示慰问等。对于重要团队及海外参访团和知名人士,月西法师总是亲自出面接待,身披袈裟,如法如仪,并不失时机地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政府对宗教工作的重视,加强相互交流,促进了解,增进友谊,进一步扩大了七塔禅寺及宁波佛教的知名度。“他凭着执著和热忱,靠着真心和诚意,赢得了海内外一个个佛门弟子和善男信女的信赖,纷纷以多种方式支持佛教事业”, 支持国家建设。

 

    如美国佛教总会会长金玉堂伉俪来宁波参访七塔寺,在月西和尚的热情接待下,即感其诚,当场捐献所戴首饰为大殿千手观音圣像装金; 香港陈冼馥芳老居士来七塔寺拜访月西方丈后,欣然发心为三圣殿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塑像装金。 1985年有丹麦代表团一行3人,被宁波市政府邀请前来参加开发区投资建设,当考察结束后却未作任何表态;后在政府人员陪同下来七塔寺参观,由月西大和尚接待,即因其言教和诚意所感,回到住所即拍板投资1500万美元,并愿以后进一步加强合作。新加坡著名企业家何蕙忠先生回故乡祭祖,拜访月西方丈后,当即决定在甬城举办大型水陆普度大斋道场;此后,何先生每年都会来七塔寺举办水陆法会,至今20余年无有间断,与方丈月西和尚、可祥法师,监院成峰法师、界义法师、定昌法师等,结下了深厚的法情友谊。

 

    为使七塔道场重现昔日辉煌,年逾古稀的月西老和尚废寝忘食,宵旰忘倦,几乎付出了后半生全部心血,功绩卓著,使七塔禅寺逐渐恢复了浙东第三大丛林的显著地位。月西老和尚因此被尊为七塔禅寺复兴之师。当代高僧茗山长老重游七塔禅寺后,对寺院新貌赞不绝口,对月西老和尚的复兴功绩发出了由衷赞叹:“宁波七塔寺,本是古道场。文化大革命,佛教首遭殃。寺庙改工厂,三宝无处藏。政策落实后,始有东厢房。未几厂迁出,复修各殿堂。前后约十载,寺宇更辉煌。我曾亲眼见,变化如沧桑。月西大和尚,功德不可量!” 浙江省佛协现任会长戒忍法师称赞月西老和尚:“千年唐刹出此高僧,是浙江佛教之幸,是宁波四众弟子之幸”, 是为确论。

 

    四、续修《寺志》  名蓝焕彩

 

    在进行寺院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月西方丈一直计划续修《七塔寺志》,充实其中内容。他非常看重寺志对一所寺院的重要性,认为“寺志者,述伽蓝之兴替,明法灯之传续,记先哲之懿行,歌山水之灵秀。昭千古而示后昆,有所稽考,知所矜式,厥功伟矣”。因为原《七塔寺志》是民国时期溥常长老住持寺院时,延聘镇海文化名人陈寥士居士编纂,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版。该书“钩稽沿革,夷考源流,文字翔实,允为信史”,整理记录了七塔寺的历史变迁过程,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寺院发展状况等,丰富充实了寺院内在的文化底蕴,是了解千年古刹七塔禅寺历史最主要的第一手资料。只是此书所载内容时限截至抗战前,战后以至今日已有50余年,其间“社会嬗变,寺亦几遭兴废,昔之所有,今则无之;今之所有,昔则无之”,“苟无续志,则历任住持之硕德高行,山门之法灯传续,久必湮没无闻”。由此,月西法师深感“七塔寺新志之纂,诚为当务之急也”。

 

    由于寺院复兴任务繁重,月西法师又同时主持市佛协与省佛协的全面工作,日常事务十分繁忙。因此,虽然早年就学于闽南佛学院,后来又主持过《慧日》专刊的编辑工作,有着相当佛学素养的月西法师,对于自己亲手续修寺志,明显力不从心,只有得力之人相助,才能克竟其功。几年来,月西法师一直留意网罗人才,寻求“博雅君子而熟知内典者”,却一直难得其人,难遂其愿。直到1991年遇到张秉全居士,才终于达成所愿。

 

    张秉全居士为甬城知名佛教学者,解放初期即与月西法师相识,曾应其邀请,在柳亭庵佛教布厂中担任出纳兼统计3年有余,两人交情甚为深厚。 1991年8月,张秉全居士即将从工作单位退休,月西法师获知此事,积极邀请他回佛门,来七塔寺发挥余热,从事文秘工作,同时具体负责重修《七塔寺志》。张秉全居士慨然应允,同时推荐王文辉居士参与寺志编修工作。在月西法师主持指导下,张秉全与王文辉两居士从此“博稽群籍,广询耆旧。凡有采录,反复考证,务令翔实”,“其编纂体例,悉仍旧志,庶使前后一揆。举凡六十年来之法灯传续,先德高行,罔弗搜罗无遗”。 整部新寺志的编修,前后历时2年有余,“三易其稿,始克告成”。 其间得到普陀山妙善老和尚、著名学者苏渊雷先生赐序,天童寺广修老和尚提供了其秘藏的《七塔报恩寺宗谱》等珍贵史料,七塔寺监院成峰法师帮助审定了全稿,使新版《七塔寺志》于1994年8月得以正式出版面世。

 

    新编《七塔寺志》分为上下两卷,宣纸印刷,古版线装,庄重典雅。全书系在原民国版寺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除增补了近50余年寺院变迁史实外,又博考慎定,补作编录了原志所没有的《年表》(替代原书第七卷“产业”,突出史料价值)、《七塔寺选举住持仪式考》等重要文章,指南和尚以后历任住持的传记,以及月西、木鱼、茗山、邹苇澄、徐恒志、郑泉林、卢石臣、郑玉浦、桑文磁、张秉全、陈方、王永嘉、陈鸿培、王惟敏、曹厚德、墨禅等今人吟咏七塔寺诗词等珍贵文字资料,使寺院历史更为清晰完整,名蓝得以焕彩,七塔寺文化建设喜添硕果。这既是张秉全居士、王文辉居士等具体编纂者的功绩,更是始作俑者月西法师的功德所在。

 

    五、庄严国土  利益有情

 

    月西法师为人谦和率直,豪爽真诚,严以律己,厚道待人,慈祥和蔼,有长者之风范。“平生诚信待人,忠恕为怀。心慈口直,不存宿憾。恪守‘若要佛法兴,只有僧赞僧’宗旨,不道人短,不矜己长。一生爱国爱教,于护持浙省佛门,卓著贡献。且人缘极好,僧俗二界,往来亲近者众”, 受教、皈依弟子遍及海内外,在佛教界享有一定的声望。

 

    月西法师一生努力践行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理念精神,积极开展弘法利生活动,以求达到庄严国土,利益有情的目的。在此理念支持下,他于抗战时期,大力支持新四军浙东抗日纵队三五支队的抗日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又积极支持解放舟山及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对安定社会人心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与三五支队政委谭启龙、队长何克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使宁波佛教界很早与共产党有了联系与合作,对共产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宗旨有了初步了解和体会。因此,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信众支援国家建设,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自救苦熬岁月,月西法师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佛教界前途,始终信念坚定,不抱悲观;事后亦不耿耿于怀,常言:“真理总会战胜邪恶”,“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这与佛教菩萨利益有情众生的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 因为其深明大义,顾全大局,故深得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尊重礼敬,享有“白皮红心” 、“红色和尚”的美誉,赢得教界同仁的交口称赞。

 

    在社会上,月西法师长期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江东区政协常委等职务,积极参政议政,谋求民众幸福,维护国家利益与教界权益,仗义直言,刚正不阿,颇受社会各界人士尊重与赞叹。“平生不解扬人短,一世常怀爱国心”, “陈词每念苍生苦,论事常怀赤子心”, “其貌刚毅,其心晶莹;社会之光,佛界明星” 等等,均为对月西法师人格及利生风范的真实写照。省佛协戒忍会长称赞月西法师:“与贫苦老百姓心连心,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是佛教界爱国爱教、护国兴教的好楷模,其爱国爱教、普度众生之菩萨情怀,其为法为人之崇高品德和一生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之不朽精神,永远都值得后人铭记、尊敬。” 

 

    月西法师个人生活十分简单素朴,食不求甘,居不求安,而“关心别人胜于自己”, 一心为道场,一意为大众,为十方事常忘我操劳,义不顾身。当各地出现灾情,灾民需要救援时,他领导佛协组织僧俗四众弟子,充分发扬佛教“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大悲救苦精神,捐款捐物,组织慰问团,迅速将所捐钱、物送达灾民手中。举凡修桥铺路、绿化造林、保护文物、捐资助学、赞助公益等社会福利事业,他总是组织教界人士积极参加,不落人后,为四众弟子树立起“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典型,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

 

    六、结  语

 

        1861年的洪杨之乱。由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信仰耶稣上帝教,太平军所到之处,“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素有“佛教花园”之称的江南一带及云贵、两广等地的佛教因此被彻底摧残,七塔禅寺就此彻底毁于劫火。当时,适值寺院开山1000周年(858~1858)后不久,可称为空前大劫难。此后,寺院彻底衰败、萧条达20余年之久,期间虽有周文学母子发心募款重建,只因人微言轻,力量有限,寺貌未有彻底改观;直至光绪十六年(1890),64岁的慈运长老应地方绅董之请担任住持,七塔禅寺始得以全面振兴,成为著名禅宗丛林道场。慈运长老因此被尊为七塔禅寺中兴之祖。

 

    无独有偶,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58年,当七塔禅寺准备开山1100周年(858~1958)大庆时,再次经历劫难,道场被废止,主要殿堂成为仓库、厂房,土地被蚕食鲸吞,寺运再次降至谷底,前后长达20年时间。直至1978年底,64岁的月西老和尚应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领导之请,开始接手七塔禅寺修复工作,66岁任七塔修复小组组长,终使寺貌焕然一新,重现往日庄严恢宏气象。月西老和尚因此被尊为七塔禅寺复兴之师。两位祖师一前一后,均受请于非常时期,均于64岁时主持七塔复兴大业,拯挽、光显七塔道场于劫难之末,其功绩前后辉映,同垂青史而不朽!诚如木鱼老和尚 所赞云:“昔日慈公龙象辈,今时月老栋梁材。慧灯续焰传家业,正喜春风送暖回。” 中国佛协会长一诚老和尚亦赞云:“七塔还同旧貌齐,犹能历劫悟群迷。四无量心奉尘刹,慈运而今又月西。”

 

    此外,在对佛教界的影响方面,两位祖师亦颇多相似之处。在宁波各界,慈运长老因德高望重,享有“四明活佛”、“布袋和尚再来”的美誉,开创了临济宗七塔报恩堂法派,48位法子开法四方,法脉流布遍及海内外,并开启了四明佛教振兴之序幕,影响可谓深远。 而月西老和尚长期担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省佛协常务副会长、市佛协会长等职,毕生践行“人生佛教”,探索佛教发展方向,无论是创办《慧日》专刊,宣扬正信佛教,还是创办生产机构,提倡自救自养,兼之保护寺院殿堂不毁,均富有创新精神,合于时代发展要求,在佛教如何与时俱进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尝试,为浙东、浙江,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被称为当代“活佛” 、“近代僧楷” 等,可谓实至名归。两位祖师均为七塔之骄傲,亦为浙东佛界之荣光。

 

    “堂开慈荫颂中兴,一炬分燃四八灯。流水行云归去远,春风暖送日湖僧。” 七塔禅寺两次大劫,诞生两位高僧,好似天作巧合。此为寺运造就龙象?或为时局成就大德?均属不可思议因缘。抑或等觉、妙觉之贤者不忍千年道场就此衰亡,故两度兴大慈悲,倒驾慈航,拯难济厄,转末运开坦途,亦未可知。若果如此,则七塔之福泽绵长,前景光明无量,实为常住之莫大荣幸矣!

 

     1980年,师年六十六,任七塔寺修复小组组长,废寝忘食,惨淡经营,费求撙节,事必躬亲,积十余年之辛勤,终使遭受严重破坏之千年唐刹,重恢旧观,殿宇僧楼,丹漆生辉,再塑佛像,金光耀彩。拓宽寺前马路,改建照壁山门,建造迎宾之综合楼,百废俱兴,不可殚述。师之重修七塔寺功绩,堪与中兴七塔之慈运长老,前后映辉,并垂不朽!1993年二月初八日圆寂,享年七十有九,僧腊六十。遗体荼毗后送慈溪五磊山入塔安葬。

 

 

 

编辑:青尘 责任编辑:李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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