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西法师:当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和前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研讨会》发言稿

来源:菩萨在线      发布者:妙甜      时间:2018-07-17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图片来源:菩萨在线 摄影:慧德)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带来新契机。佛教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佛教,文化是交流的载体。交流过程中,双方应互相充分了解和尊重,共同维系因信仰而建立起来的法谊。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前景非常广阔,以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佛教弘法事业的展开,这是佛教文化交流更深层面的意义。


关键词:佛教、教育、文化、交流、历史、核心、宗旨、前景、鉴真、空海、一带一路。


中国和日本,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纵然古代海上航行困难重重,毕竟因为地理位置优势,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条件。


从历史渊源上来讲,中国很早之前就已经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古代中国即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与其他国家进行着物质和文化的交流。


以对日本为例,早期中日交流以中国向日本的单向输出为主,主要输出的是水稻、陶器和青铜器等。日本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开始进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初盛时代,此后,慢慢从物质输出转为文化交流。而佛教文化是中日所有文化交流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加速了中日两国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也为佛教世界范围的弘扬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当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中日两国以佛教文化交流促进友好、加强了解、合作共赢的新契机已经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扬州市佛协,大明寺、鉴真学院发起本次研讨,是佛教界的盛会,同时也是佛教响应新时期号召,与时俱进,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又一次证明。


想要探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和前景,必须认真地回顾历史,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和高远的见地来展望未来。


从历史上来看,佛教文化是在隋唐时代,即日本的飞鸟、奈良、平安等时代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大力扶持佛教,派遣遣隋使,试图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作为亚洲文化中心,日本以佛教文化交流为契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谓是十分明智的举措,对当时日本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以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佛教是两国友好的先行者,其后,中国先进的哲学思想也相继开始被日本接受,例如日本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即糅合了儒学、佛教、法家等思想。除接受中国先进的思想外,日本同时建立佛教寺庙,如飞鸟寺、法隆寺,为佛教进一步在日本生根提供条件。


隋朝时,日本至少有四次遣使到中国,隋之后,随着唐朝政局的逐步稳定,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至少有二十次之多。既然谈到交流,理应努力建立双向交流的良好机制,公元759年,对两国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大唐使团回访日本。中国使团开始回访日本,这是两国双向、健康、友好交流的重要标志,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高潮。


我看到的历史记载中,仅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学问僧,确切留名的约有90余人,著名的有空海、最澄大师等,而中国向日本传播佛教文化的最有力推动者是鉴真大师。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些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不但没有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反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越发的光彩照人。


从历史往事中,从古德的事迹中,认真地思考当代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以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佛教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佛教,文化是交流的载体。


无论是鉴真大师、玄奘大师,亦或是空海大师、最澄大师,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彰显佛教本身。


佛教的本质是教育,僧人的根本是戒法。以鉴真大师为例,作为中国南山律宗第四代祖师,不畏艰险,六次东渡,即使双目失明都未曾放弃,这是源于大师对佛法坚固的信仰,以及对苍生无尽的悲悯,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需要真正的佛法,因此必须首先复兴律教。


大师放下自我,心怀天下的境界是佛教[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境界,六次艰难的东渡过程,是佛教弘法人[弘护正法,以身护教]的实践。我们学到的是消除界限,拓宽心量,假若都能够以佛教[法界一体]的观点,达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共识,就不会有诸多的战争、分歧与误会。


鉴真大师到达日本后,面对当时让日本皇室头疼不已的严重社会问题,他做的是两件最核心的事:首先着手复兴律法,然后不遗余力以种种手段进行佛教教育。


鉴真大师依照南山道宣律祖的《戒坛图经》,在日本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殿前筑戒坛,依佛制登坛如法传戒。大师自己以身作则,所作的一切都严格依照佛的教敕,整顿日本社会乱象从严肃律教开始,这是抓住了佛教教育最核心的问题。


僧与俗的区别在于戒法,这也是佛陀当年施设化教、制教的原因,唯有在戒法上严肃威仪,僧人的形象和格调才能彰显出来,也唯有将僧格彰显,才有可能以僧众严格持戒的作用,彻底扭转当时日本社会乱象。


大师在日本传戒之后,穷其一生讲经弘律,进行佛教教学工作,大师的弟子,上到天皇、皇太后、太子,下到普通黎民百姓,无一不是因大师将佛教最本质的内涵带到日本而受益。


因此,佛教文化交流要以彰显佛教最本质的核心内涵为宗旨,特别是有僧人参加的情况下,无论以何种形式为交流手段,都需以僧人严格持戒为基本条件,使信众对僧团、对佛法产生真正的认知和信仰。若失去了这条根本,佛教文化交流很容易成了表面上以佛教旗号而进行的普通文化交流,本质上和其他文化交流没有两样。久而久之,反而将佛教最根本的宗旨和信仰湮没在铺天盖地的所谓“文化”下面,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二、不妄自尊大、不盲目自卑,尊重事实、知己知彼。


任何一种交流,以真诚的态度尊重事实方才有效,何况佛陀本身就是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佛教戒律当中,将[妄语戒]作为根本戒律之一。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地域性、独特性与多元性。佛教创始于释迦牟尼佛,其后传往四方,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经过千百年的传播与弘扬,如今真正迎来最辉煌的时代。佛教在印度衰微后,中国成为了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代表,高丽、日本诸国的佛教文化都由中国间接传入,不过在具体发展过程中,高丽、日本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佛教形成了不同风格,拥有不同特色。


太虚法师曾就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不同之处,专门谈过八个异点,例如:内求与外来之不同,朝贵与野逸之不同,承受与排毁之不同,保持与流变之不同,密与禅中心之不同,尊祖与重佛之不同,化群与修己之不同,适今与复古之不同等。①


正是因为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色,交流过程中,双方应互相充分了解和尊重,不尊己而排他,也不尊他而卑己。否则,无法接纳和学习别人的长处,势必给自身发展带来限制。很多误会,究其根源,是由于对他人的不了解而造成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交流过程中,多学习对方的长处,赞叹对方为保存和发扬所作的种种努力,只有以了解、包容、尊重的心态,才能真正接纳文化的多元性,也只有多元文化和谐共荣,佛教的繁荣发展才有深厚肥沃的土壤。没有一个事情是可以不依靠其他而独立存在的,佛教亦不例外,曾经太虚法师、欧阳竞无先生、圣严法师等都很看重日本佛教的长处,学习长处并且扬长避短,对当下来说同样重要。


三、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互补运用。


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自古以来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民间交流还要更早于官方。官方有政府支持,力度较大,民间却更为灵活,通过民间交流,又更能推动官方合作,通过官方合作,又更能促进民间交流,是互补共赢的好事。


近年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扬州地方政府或民间团体与日本多次进行友好互动,扬州已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重点城市,成绩斐然。同时我们更希望通过扬州,带动和促进其他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友好互动。


四、中日两国的法谊,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应共同维系。


慈悲、平等、仁爱、和平,佛教的广大摄受从来不设界限,自世尊以来,无数先德皆以无所畏惧的胆识和善巧方便的智慧,共同建立和维系着跨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法谊,中日之间也不例外。


八十年前,发生了那场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谈到中国和日本,难免要碰触这段历史,我们铭记历史,不为加深仇恨,而是为了让佛陀慈悲智慧的教言,化解深重的苦难和戾气。因为中日两国人民有共同的佛教信仰,战争的残酷和苦难也不能摧毁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法谊,法谊因法而产生,也需要以法来维系,对此,两国佛教界人士有共识,并且站在了守护和平的最前列。


战后的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佛教界委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带回一尊药师佛像赠送给日本佛教界,表达了疗治战争创伤、促进和平友好之意,并得到日本佛教界的热情响应。


1953年日本佛教界在大谷莹润法师和管原惠庆法师领导下,历时十一年,分九批送还三千多名中国在日殉难劳工的遗骨。大谷莹润法师访华时,向中国赠送了日本社会各界一千五百余人签名的[日中不战之誓]签名簿,表达了日本佛教界希望中日友好、永不再战的坚定决心。


周恩来总理亦非常重视佛教界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曾经嘱托日本佛教界一定要为中日世代友好而努力,日本佛教界也一直信守诺言,数十年间,不负周恩来总理重托,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两国佛教界默契地最先开始修复战争创伤,从1952年到2017年,两国佛教界友好往来不计其数。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基于佛教慈悲的信仰、对一切众生的怜悯之心以及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来自释迦牟尼佛的信仰和精神,从古德至今,无论在中国亦或是日本,无论经历何种苦难,从来没有失去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从来不曾失去的信仰和精神,我们深信,新时期两国佛教界亦能延续各自的使命,以深厚的法谊共同栽培中日佛教友好之树。


去年,也就是2016年,扬州举行了送鉴真大师像东渡的盛大活动,我本人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亲眼见证到两国佛教界再次共同栽培友好之树。新时期应当永远铭记与感恩为播种、养护这棵友谊之树而付出宝贵心血、贡献智慧、力量的两国佛教先德,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使它更加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五、以佛教文化交流,促进文学、艺术、建筑、医药等多方面友好合作。


鉴真大师东渡,将《四分律》完整传入日本,开创了日本律宗,建立了唐招提寺。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总本山,是鉴真大师驻锡弘律的根本道场,是中日两国佛教徒心中向往的圣地。


大师将中医药、建筑、造像技艺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发展和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日两国佛教界共同尊奉的祖师大德,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敬重的友好使者、文化使者。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青龙寺,始建于隋,复兴于唐。是中国真言宗祖师惠果大师驻锡弘法的根本道场,也是日本真言宗初祖空海大师跟随惠果大师学习密法的圣地。


空海大师精通三学,兼通儒道和梵汉语。他不仅将真言密教传入日本,建立日本真言宗,与最澄大师一起开创了平安时代日本佛教发展的新境界, 而且将唐代的采矿、筑路、水利、架桥等先进技术引入日本,首创平民教育,为日本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辉耀古今的杰出贡献。空海大师同样受到两国佛教界和两国人民的尊敬。


江苏南京“金陵刻经处”被誉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策源地”。它的创办者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文化史上著名的杨文会居士。杨文会居士早年在欧洲结识了日本净土真宗南条文雄法师,此后两人成就了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杨文会居士有绍继绝学、流通法宝的宏愿,很多我国宋元以来久已佚失的重要佛教典籍,在南条文雄法师的帮助下得以从日本回传并刻印流通。杨文会居士也对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刻印《续藏经》的事业给予鼎力帮助,不仅对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而且多方搜集善本以供采用。


杨文会居士与南条文雄法师的友谊与合作,不分民族、国籍、身份,只是因为珍贵的佛法法宝需要如此流通和保存,就理所当然、义无反顾地去做了。法宝是无比珍贵的,杨文会居士与南条文雄法师为流通法宝,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亦是无比珍贵的。


学诚法师在谈到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时强调[一种宗教、两个国家、三处圣地、四位先德],提倡沿着他们光辉的足迹,穿越千年、横跨万里②。我们确实看到有一条贯穿两国佛教先德伟大愿行与宝贵心血凝结而成的黄金纽带。


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直到今天,仍然在为两国人民提供依怙和荫庇。我们对未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前景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并有几点展望。


一、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对于教育,佛教的说法叫做[转法轮],不仅要[转法轮],还要[常转法轮]。法轮的转动,需要优秀的弘法人才,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


人才的培养,是佛法弘传的基本保障,因此,世尊一生都在从事僧团的教学工作,我们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弘法人才培养,这关系到佛教教育的未来。


对于我们出家众来讲,「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把佛法教义开示于人间,带给众生利益欢喜,是佛陀降生于娑婆世界的本怀,也是出家众最重要的天职。


佛教弘法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核心是出家五众,依出家五众建立如法如律僧团,从而给在家众依止学习,这样才是佛教教育拥有未来的保证。


培养弘法人才的过程中,所要强调的最重要内容,第一个方面:


佛陀对于弘法利生的事业,所给出的教言是依据戒定慧三学不二次第。切不可忽视基础戒法的学习,佛制出家众五年、六年学戒,由戒定慧次第修行,而证悟真理实相。只有明了戒法,才有可能建立有能力带领大众证悟真理的僧团,弘法依僧团更有力量,而不是依个人。


第二个方面:


佛法教育说到底是为了引导大众走向彻底的解脱,目标决不能够偏离。若不明确这个目标,做再多的佛事,展再多的才艺,也会辜负佛陀出世的悲心。在培养弘法人才的最初,就要将弘法的最终目标清楚确立,培养弘法人才的机构,要与世间教育和慈善机构有本质上的区别,弘法人才的体制、考核标准,亦应根据目标而建立。


除以上两个方面之外,培养弘法人才过程中,还要重视探究既契理又契机,方便权巧的方法,引导大众同沾法益,共入法海。


面对的环境不同,受众不同,弘法不能不讲究善巧。佛陀是擅长使用不同教学手段的专家,这些善巧为后来佛教教学提供了全方位借鉴。例如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土空前繁荣,就与当时的僧侣们在弘法时将经典当中的奥义,以善巧通俗,平易有趣的方法传达出来有直接关系,这样使大众更容易接受,佛法更容易普及。


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现代化手段可以利用,在培养弘法人才时,适当引入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掌握这些现代化的方法,使得新时代佛教弘法人才与社会进步不脱节,与时俱进,善能洞晓众生需要,善用现代科技成果,这都属于方便智慧。


总之,想要影响大众,必须首先了解大众。弘法人才不可以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对周遭环境一无所知的人,我们了解真正的佛法,同时也了解和我们一样都需要解脱的众生,这样去做弘法事业,方才不负上契佛教,下化众生的本意。


二、除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外,积极拓展与其他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 是含概全球,合作共赢的体系。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为与其他国家进行佛教文化交流提供成功经验。中国确实也越来越重视拓展与其他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例如与佛教发源地印度之间,正在形成佛教文化的[反哺],斯里兰卡最盛大的佛教节日[卫塞节],盛情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等等。


历史上佛教是国家之间和平友好的先行者,现在同样也是。通过佛教率先迈出一步,充当和平友好使者,为世界宗教和谐,国家、民族合作共赢奠定良好基础。


三、新时期文化的多样性,使佛教文化交流有了更新更与时俱进的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多样性是前所未有的,而高科技的运用,又为实现创新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可能。例如佛经电子检索、比较研究电子数据库建立,佛教建筑、造像3D影像成型,这些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为佛教文化交流注入新的生机。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条件作有计划、多形式、多层次的交流,交流之后,更加有力量推动交流成果落地,真正惠及两国人民。


四、可以再挖掘和弘扬其他为佛教呕心沥血的大德前辈们的事迹,使他们为法忘躯的精神成为后辈的楷模。


除了鉴真大师、空海大师之外,还有许多值得尊敬的大德前辈。例如演培法师,他是从我们江苏扬州走出去的大德高僧,自一九五七年起,演培法师便走出国门,赴泰国、越南、柬埔寨弘法,后多次到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广开讲筵,住持道场,创建讲堂,建立慈善机构。由于演老的贡献,先后两次获得由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勋章,且委任为新加坡宗教和谐理事会的佛教代表。


演老深入经藏,对经、律、论三藏莫不通达。每有传戒法会,多被礼请担任得戒和尚。老人家一生著述等身,已结集的《谛观全集》三十四册、《谛观续集》十二册,洋洋八百万言。


除演培法师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大德高僧还有印顺法师、太虚法师、净空法师、星云法师、圣严法师等等,这么多生于中国本土,又走向世界,为佛法弘传呕心沥血的大德高僧像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时下的年青人大多还是善良、积极、有担当的,他们只是缺少了解佛教以及佛教界先德的机会,若深入挖掘和弘扬更多从中国本土走出去的当代大德高僧,通过本土的纪念活动,带动与他们有渊源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来纪念,特别是影响年青一代,使他们了解佛法最无上的智慧,最广阔的胸怀,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佛教交流活动,同时这些年轻人也是佛教新时期继往开来的期望所在。


中日佛教法乳一脉,有着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有着共同尊奉的祖师和经典,有着共同向往的祖庭圣地,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要义。


未来,希望我们共同延续先德们的足迹,珍惜新时期伟大契机,继续作如来使者、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继续为中日两国友好,东北亚乃至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作出新贡献。


①《太虚大师全书》,2004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② 学诚法师2017年5月29日 《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成立50周年》 演讲。


怡西法师,一九七三年出生于陕西,家中独女,父母均为医学院教授。法师自幼受家庭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深厚,在外公马树瑜先生的教导下开始潜心学习,并在成长过程中付诸于实践。


1994年,法师自东北大学外语系毕业。同年,由母亲引领皈依三宝,开始接受佛教教育。1997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讲师,主讲东方哲学课程,后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作访问学者,主研东方哲学,获博士学位。除哲学范畴之外,法师对于教育、心理学、美学、生命科学、历史、宗教等领域均有涉猎。


以佛经哲学为至高点的哲学之魅力,使法师愈加体会到佛陀的智慧能够引领大众破除昏蒙,攀登科学高峰;佛陀的胸襟可以彻底包容万物和谐的“大同世界”,可以突破哲学无法突破的瓶颈,真正回答“我是谁?”以及“生从何来,死向何去”的终极问题;于是下定决心走向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


2003年起,法师开始全面系统的学习佛教课程,并于2007年回国任教,就职于中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讲东方哲学。游学海外多年,此次回国,因为中国数千年深厚的佛教土壤,可以为将来出家修道、弘法利生做好充分准备。直至2012年,法师历时九年,完成佛教课程的深入修学,对于佛教、佛陀、学佛生起至诚信心。于是2013年披剃出家,同年于云居山遥田寺受三坛大戒。


法师以「律宗南山、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为学修宗旨,依灵峰蕅益大师「持戒为本、净土为归、观心为要、善友为依」之祖训,自修与利众相结合,在海内外积极推动佛教教育事业,绍隆三宝,利乐有情。


目前主要职务:美国佛教教育学院副院长;美国佛教教育学院尼众分院院长、教授;中国鉴真佛学院尼众部副院长、陕西宝鸡毗庐寺住持;北京善德书院依止导师。



(责任编辑:李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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