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 第一场禅文化论坛现场（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雯）
圣辉法师简介：
俗名盛清辉，男，汉族。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北京灵光寺方丈，为东方文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和睦友好相处以及推进世界和平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诸山长老、各位学者、各位来宾：
在这盛世明时的初冬时节，今天我们风云聚会在潜山三祖寺，举行“第五届禅文化论坛”，缅怀禅宗祖师们的开山功德，不但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祖禅寺开山于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初年（465年），建康（今南京市）道林寺高僧释宝志，得到天柱山，住在石洞里习静参禅。潜邑隐士何求、何点、何胤三兄弟将私宅献给宝志，供其开山建刹，初名“菩提庵”。南朝公元520年，菩提达摩渡江北上，经过菩提庵时，在峭壁上凿了观音阁（现称达摩崖）。大同三年（536年）梁武帝赐名”山谷寺“，于是更名山谷寺，隋开皇二年（583年），僧璨在司空山得到慧可传承衣钵后，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正式驻锡山谷寺，研修禅法、著写《信心铭》，公开传经布法，于是山谷寺故名三祖寺，而僧璨禅师更是禅宗初创期间一位承前启后划时代的祖师。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译经说法，至于隋唐，和中国文化长期交汇融溶，产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的宗，是共同遵守同一知见的修行团体，不同宗系，各自拥有依据自己的根本知见而建立起来的修行体系。所谓派，是在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支出的派别。
而禅宗既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又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因为在印度，佛教只有禅没有禅宗。禅，是梵语，音译为禅那，意译为静虑、思惟修。禅是佛教大、小乘、外道、凡夫所共同修持的法门，只是目的与观照对象各异。而佛教的禅法和中国佛教的禅宗皆源于“拈花微笑”的公案，《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载云：“尔时大梵天王即引若干眷属来奉献世尊于金婆罗华，各各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即是说，一次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说法，这时大梵天王来到座前，顶礼后，奉献上一朵金色波罗蜜花。然后坐到身后的位子上，准备聆听释迦牟尼佛说法。但是佛陀拿过来这朵献花后，却一言不发，只是举起这朵金色波罗蜜花给与会大众观看。据经书记载，当时聆听说法的天上人间与会人员有百万之众，可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唯有佛陀十大弟子中的摩诃迦叶向着佛陀破颜微笑。于是佛陀对大家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现在托付给摩诃迦叶。”禅，就在拈花微笑中产生了，而“拈花微笑”就是比喻彻悟禅理，并彼此心意一致，也就是以心印心。从此，迦叶成为西天禅宗第一祖，后来代代相传至二十八祖达摩祖师。
菩提达摩（？—535）是印度南天竺香至国（或作为婆门国、波斯国）国王第三子，名菩提多罗，从印度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学道，改号菩提达摩，简称达摩。奉师之命，在般若多罗入灭后，先留本国行化六十余年，后待中国机缘成熟，乃远渡重洋，历时三载，于梁普通七年（526）至广州番禺。
南朝梁武帝被称为“皇帝菩萨”，是位信仰虔诚的佛教徒，积极倡导佛教，广建寺宇，大造佛像，礼佛诵经，弘法护教，并坚持素食，受持戒律。在他的支持下，梁代有寺2846所，僧尼82700百人。南朝佛教在梁代达到了鼎盛，故唐诗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得知达摩到了广州，立即遣使迎请，于是菩提达摩于次年（527）十月一日，便到达了金陵。梁武帝见到菩提达摩就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可有功德？”菩提达摩答说：“并无功德。”梁武帝迷惑不解，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梁武帝紧接着又问：“如何是真功德？”达摩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梁武帝一转话题，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达摩竟回答说：“廓然无圣。”梁武帝又问：“对朕者谁？”达摩说：“不识。”这样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达摩也许心里谓梁武帝不善领悟，虽崇佛爱禅，但并不领悟佛法大义；梁武帝则认为达摩不善圆融善巧。“机缘不契”，于是达摩“一苇渡江”到了中原嵩山少林寺。
而少林寺为北魏太和二十年（496，一说为二十一年）孝文帝为印度僧人佛陀扇多禅师而建，佛陀扇多为第一任寺主，其后由弟子僧倜继之。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所传心法为“二入四行”。即“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这就是达摩祖师对于入道方法的指引说：入道的路有很多，主要的就是两种：一种是理入，一种是行入。所谓理入，就是借助教理领悟宗旨，深深地相信一切生命同样具有真性，只是因为被客尘妄想遮盖，所以才显不出来。如果能够破除妄想归向真如、集中精神进行壁观，就可忘却自己，忘却外物，凡人、圣人都一样、坚定地进行观壁毫不动摇，更不随着文章教化心起波澜，这样就和禅理暗合，打消分别之想，寂静无为，名叫理入。所谓行入，就是指四行，其他各种修行全都可以归到四行，其中：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
抱怨行就是指做到一切怨亲平等，手受了什么耻辱都很坦然，也就是做到《金刚经》里的“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随缘行，就是说一切随缘、修行、日常生活都随遇而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佛法、世事，都无所求，施与都不要求收回，就是做到禅宗的“无心道人”；称法性，就是修行要有一套正确的学法和习惯，才能形成一个法度。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通研究道理的理，是从止观、观心的理论而悟道。行入也就是在做人处世中，注意自己起心动念的一点一滴，以此证道、悟道。禅宗的宗旨，特别注重行入。菩提达摩于孝昌三年（527）于少林寺面壁九年后，传法慧可，创建禅宗，史称达摩为东土初祖，少林为祖林。
而在达摩来中国之前，禅学早已在汉地传播，安世高译有《禅经》，支娄迦谶敷演大乘禅教，支谶对禅学亦有研修，康僧会解说过禅教，竺法护的译经对禅学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佛图澄及道安、慧远、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玄高、宝云、慧观、宝志大师及傅翕居士等，对中国早期的禅学都有弘传。所以，达摩初来，并没有成为众多禅师中的佼佼者，他最初的影响，也不能和他同时的少林寺第二代主持僧倜等人相比。虽然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传法于弟子慧可宗学奥秘，交付了袈裟和《楞伽经》、让慧可传承，慧可又传衣钵给僧璨，从此，建立了中国大乘禅宗体系，但宗派刚建立，禅宗发展极其艰难，禅宗弟子都是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无固定道场。
因为，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而达摩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北魏朝廷首先是要建立功德、求福田、饶益有情，所以大量造塔立寺、大兴土木工程，这就是北朝佛教的最大特征，也说明北朝佛教有很强的“取相存见”的倾向。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大批僧侣亦随之南迁，嵩洛一带于是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朝廷上下“取相存见”的风气自然也带到了嵩洛一带，而达摩的罪福两舍，“情是无寄”、“理性难通”的禅法自然受到排挤。传说有人曾多次想毒害达摩，这也许不是事实，但此说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是意味着当时达摩一派的禅师，因为所持见解不同，肯定是要受到较为激烈的讥谤，甚至于排挤和迫害。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蹇境遇，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所亲受。所以，禅宗在初创期间，命运维艰，屡遭打击，居无定所，门庭寂寥。
尽管中国禅宗的兴起，虽在菩提达摩自印度来中国以后，然从佛教经典的翻译与历来佛教祖师大德的修禅实践来看，达摩没有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了禅学的滥觞，对后来的禅宗影响很大。但是，达摩顺应中国佛教和禅学的发展趋势，在禅学理论上，融会了般若实相与涅槃佛性之后，将般若实相的心性本净说与禅法相结合起来，为日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他所倡导随缘而行的禅法，亦为中国禅法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二祖慧可，从达摩修学六年（一说九年），得其心法，并传衣钵。达摩示寂后，他离开少林寺，到当时东魏政权的首府邺都，在这里生活了40年，盛开秘苑，“决禅河于海口，朗慧日于心端”，以弘达摩之禅法。但是由于当时北方佛教学风狭窄，反对者多于赞成者，有的指为“魔说”，甚至还加以毒害。达摩的禅法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宗旨，自称为“南天竺一乘宗”，这种禅法与当时中国北方的各类禅学，尤其是以僧倜一系重宗教实践的禅学不同，斗争矛盾十分激烈。道宣曾经评述达摩和僧倜禅的区别，在《续高僧传·习禅篇》中说：“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绸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僧倜弘传是以“四念处”法为中心的禅法，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层次清楚，对象明确，道理显浅，只要有虔诚的信仰和坚定的意志，便可实行。而慧可弘传的达摩禅则是实行大乘空宗的禅法，以法性为宗，以无分别智、无所得心悟入实相，并依此理入禅。这种禅法除了虔诚的信仰和坚定的意志外，还要有高度的悟性，只有上根利器方能领受，对于一般信徒来说，确实“理性难通”。所以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说：“达摩所传者，顿同佛体，迥异诸门。故宗习者难得其旨。得即成圣，疾证菩提。失即成邪、速入涂炭。”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禅宗派别在中原共同弘传，发生冲突势所必然。而僧倜从僧实出家，从道房学禅，后入少林寺诣祖师佛陀扇多。佛陀扇多认为“自葱岭以东，禅法之最汝其人矣。”对僧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受到北魏孝明帝、孝武帝的礼遇，北齐时又受到文宣帝的诏请，并为建云门寺以居，“供事繁委，充诸山谷。”僧倜一系的禅学如此独盛的地位，慧可是难以抗敌的，史载慧可“流离邺卫，亟展寒温，道竞幽而且玄，故末绪卒无荣嗣。”可见慧可弘扬达摩禅学在当时没有受到社会的欢迎，处于萧索的状态。
虽然慧可身处逆境，可是向他请教的人仍然不绝如缕。著名的三论宗学者慧布到北方游学时，即曾慕名向慧可叩问禅法，得到印证。还有一位向居士，是北齐天宝初年（550）著名的禅学学者，也曾修书与慧可通好，并咨询有关真如与宇宙万有之关系问题。慧可以诗偈的形式回答说：“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竞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伸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诗中说到无余就是涅槃。全诗大意表达万法皆同真如，众生之身与佛无别。如果认为有差别，那只是一种迷惘的错误认识，只要空一切相，断一切差别，灭一切迷惘，就能达到本性清净的涅槃境界。所以涅槃成佛，都要向自己内心去寻求，无须在身外另求涅槃境界。慧可通过这首白话诗偈，使极难理解的禅，成为简单而易于接受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后来禅宗普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元574年，北周进行灭佛；577年亡北齐，并把灭佛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北方。这时慧可和昙林共护经像，循隐到舒州皖公山。也就是这个时候，度僧璨出家和传之以心法，并说偈曰：“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三祖僧璨（？—606年）出生年月及姓氏均不详。最初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拜谒了北方前来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岳西西南店前镇）避难的二祖慧可祖师，并得到祖师的点拨，印可和传法，成为禅宗的三祖。然诸禅史及灯录都没有记载他的籍贯、姓名和生年。据房琯所撰写的碑文，僧璨未出家之前，磊落不羁，大有维摩诘之风。年约四十，见慧可于舒州皖公山乞忏悔而得法，慧可为剃发并授僧璨之名。僧璨身患有风疾，初见慧可时，而问慧可大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慧可说：“将罪来，与汝忏。”僧璨良久方曰：“觅罪不可得。”慧可说：“与汝忏罪竟。宜与佛法僧住。”僧璨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于是慧可为之开示“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僧璨听后开悟答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必然，佛法不二也。”遂得印可而得受大法，于光福寺受具足戒。
还有记载说，僧璨初见慧可时，慧可说，你是个大风患人，见我有什么好处呢？僧璨回答说，我身虽患风疾，但“患人心与和上心无别”，于是深得慧可赞赏。这和后来六祖慧能答弘忍的“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极为相似；同时两人都先以白衣身得法而后出家受戒，也极体现出达摩禅重精神而不重形式的一大特色。
僧璨得法受具后，执持经二载，风疾痊愈，惟发不复里，时人称之为“赤头璨”。公元579年，北周渐复佛教，慧可回邺都，僧璨仍隐居于皖公山与司空山，592年，13岁的沙弥道信见僧璨，道信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僧璨问：“谁缚汝？”道信曰：“无人缚。”僧璨再问：“何更求解脱乎？”道信于言下大悟。这段问答的精神，和慧可乞安心、僧璨乞忏悔是一脉相通的，遂得到印可。道信服劳九年，后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谨。慧可屡试玄微，知其缘熟，乃符衣法，并说偈曰：“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据佛史记载，禅宗达摩一系的禅僧和多数楞伽师，都是以游方为务、居无定所。他们自北向南的流动，后来进入皖、苏、鄂、赣等山区，开始由流动转向定居，完成了禅众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三祖始，因为三祖僧璨对道信传法偈说：“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意思是说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是没有收获。所以到禅宗四祖道信时，在黄梅双峰山聚集500多名僧人定居，垦荒耕种，在僧人中开始“作”“坐”结合并行，自己解决了吃饭问题，也就解决了禅宗自身的传播问题，这在佛教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创举！由于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真正实现了，“放弃了禅僧居无定所的头陀游历”，开始固定的聚居生活，建立禅宗僧团，白天劳作，夜晚坐禅，以参禅和劳作相结合，不但形成了禅宗僧团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佛教的优良传统，而且为禅宗开北渐南顿两派打下了基础。
公元604年，僧璨与同门宝月、神定南游罗浮，嘱道信曰：“有人借问，勿道我处得法。”道信也南下江西庐山而转双峰，树起了“东山法门”的先驱旗帜。606年，僧璨北返，月余后而寂。房琯碑文说“道信奔自双峰，领徒数百，葬大师于所居之处，时人始之道信得法于大师。”由于僧璨与道信授受之间过于隐秘，虽然有隋代文豪薛迫衡与唐代法琳为之传制立碑，而道宣的《高僧传》却没有为之立传，并说慧可“道竟出而且玄，故末诸卒无荣嗣。”而导至后来有人怀疑僧璨是否确有其人的原因，《楞伽师资记》也称僧璨“肃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说法”。由于唐道宣和宋赞宁均未为僧璨三祖立传，比较确切的是僧璨三祖在隋大业二年（606年）圆寂，唐玄宗谥为鉴智禅师。尽管三祖僧璨大师得法后，听从二祖的嘱咐，一直隐居于皖公山，又逢后周武帝灭佛毁法，僧璨祖师只好活动在太湖县司空山，住在偏僻的地方，十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信心铭》，却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信心铭》不但吸取了《楞伽经》、《般若经》、《华严经》、涅槃的精要，还融汇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实践生活中表现了禅的精神，成为后来禅门语录、公案、颂古评唱取之不绝的源泉。
所以说三祖僧璨的《信心铭》结合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就是因为在禅宗发展初期，达摩禅系一直受到僧团特别是地论派的压制。三祖僧璨生活在隋唐时期，由于当时慧可、僧璨禅师都是深得达摩禅心印的传播者，他们都受到了“取相存见”之流的讥谤和迫害，无法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基本上都过着严格勤苦、居无定所的头陀生活。而占有统治地位的汉学文化早在魏晋时候 已开始谈无，而佛教禅宗谈空，所以无与空是可以相通的。因此僧璨著作的《信心铭》，不仅与南朝佛教般若、佛性思潮相呼应，也参考了玄学的思想，它的开篇首句“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与庄子《齐物论》有交融的地方，禅与玄学便融汇互补起来了。庄子的所谓《齐物论》认为客观存在的万物本是不分彼此，也是虚无的，是由“真君”或“真宰”主宰着的。与此相应，所以在认识论上，庄子认为事物的彼此，认识上是非，都是相对的，并无根本的界限，因此应静止有关是非的争论，做到忘我，做到无是非，用明静之心去体认万物，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境界。即得出万物齐一，物我化一的。
而《信心铭》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一心不生，万法无名。”所谓“一心不生”，就是不生的佛心。所以，《信心铭》开头就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最后是“信 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信心铭》语句绵密圆融，机蕴无穷，无不从自信现量中流出，兼备自受用，他受用两面的作用，而且理事不碍。尽管三祖僧璨在佛史记载不多，但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祖师。
中国禅宗能盛行海内外，就是因为在其开创、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不但体现了一代一代的祖师于艰难困苦中百折不饶的创业精神，而且更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明时，所以要缅怀禅宗祖师的无量功德，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祖师的艰苦创业精神”，珍惜他为我们佛教界留下的珍贵遗产，历经磨难，不忘初心，以戒为师，爱国爱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佛教中国化的道路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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