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智法师
提 纲
一、历史意义：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求法与传法高僧的事迹与精神
二、当代使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反哺与交流
三、具体实践：广州佛教界2015-2016年间海丝路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由十九世纪普鲁士地理学家李霍芬所使用而沿用，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使用，在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却称之为南海道或广州通海夷道。“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广义的路径上不仅包括传统的“陆路”，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有多条路径。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文明互鉴之路，更是一条宗教传播之路。
本文从历史、现代和广州佛教界的具体实践三个角度，聚焦海上丝绸之路，谈一谈佛教界应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
一、历史意义：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求法与传法高僧的事迹与精神
据史学家考究，在22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道已经开通，与印度各国进行了贸易往来。但佛教大约在三国或东汉晚期之时，经南海道逐渐传入了中国。2015年9月15日开始至2016年1月15日结束，广州佛教界为拥戴国家提供“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组织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国家，进行了圣迹朝拜，文化考察，参访高僧，交流互鉴，供僧结缘等活动，重温了中国历史高僧西行求法与西域历史高僧东来授法航海出行的波澜壮阔。我们不难想象，历史高僧大德们为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以广州为始发站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成为了最有天然优势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最有意义的线路之一。
第一有明确记载的海路来广州的梵僧为支畺梁接，他于公元255年抵达广州，并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从此佛教在广州流传千载；东晋时期的法显法师，他从陆上丝绸之路到北印度学习佛法，后辗转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一条去往广州的商船归国，途中遇到风浪，不得不改变路线于山东崂山登陆；东晋隆安中，昙摩耶舍至广州，在虞翻故居创建了光孝寺的前身——王苑朝廷寺；南朝（公元433）来华的狮子国铁萨罗比丘尼带着比丘尼戒的传承，共19人，分两批从广州登陆，为中国带来了保存至今的比丘尼戒的传承；禅宗达摩祖师自西而来传播佛法，成为了中国禅宗的初祖；般剌蜜帝三藏法师带着被禁止出国的《楞严经》，将经书缝在胸部肉体之内，在印度以“闯国境”带到中国；佛陀跋陀罗译师传译《华严经》与《大方等如来藏经》，也在广州登陆；梁天监元年，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预言将来有月身在此剃度落发和登坛求戒；义净三藏宏开的这一辽远壮阔的海上求法蓝图是从广州启程，到室利佛逝（今天的苏门答腊岛），并在室利佛逝前后往返有十余年，求回的梵夹佛偈近十万颂、佛典数百卷，均经由海上这条交通路线带回广州，送往首都西安。当然，往后还有不空、真谛三藏等许多高僧大德。这些求法与传法高僧的事跡与精神，说明了海上求法路线是一条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求法前路。在义净三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记载了很多高僧从广州出去，甚至于半路夭折之事，如常慜法师沉船事件。
谈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求法与传法高僧的事迹与精神，不由想起了义净三藏的一首求法诗，它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同时也是历代沿着丝绸之路求法和穿发的高僧们的精神写照。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惟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我们可以从诗里深刻体会到中国古代的求法高僧们梯山航海、冒险出行是如此的不易，在此之前，集大成者玄奘大师的求法过程就极为艰辛。包括玄奘大师在内，有成就的求法高僧中差不多是整整第100位。所以，诗中“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作为自古以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广东天然与佛教传播便大有渊源。广州也是佛教从海道传入中国的重要港口，有“海滨法窟”之称。自从第一个域外梵僧支畺梁接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广州之后，来自天竺（常称古印度）、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的僧尼，络绎不绝，相继于道，或来岭南译经传法，或经广州北上南京、西安等地弘教化众。上千年来沿着海上丝路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无名僧不计其数。这些历史高僧的求法与授法的精神与事跡中，古代中国一直以来与世界就存在着诸多联系，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孕育而生，也是在不断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其中重要的一支是佛教。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传播文化、扩展双边贸易的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对我国五千年文化交流经验的总结与发展，也是通过和平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共赢的智慧决策。
二、当代使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反哺与交流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不单是经济上的赶超，也需要在文化影响力上加大力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几大文明，现在存留的只有华夏文明。可见，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势在必行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质的佛教文化圈，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文化使命由此凸显。
经过2015年到2016年期间，广州佛教界举行的为期半年，前后分为三次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巡礼活动，总结起来，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对于海丝路沿线，南海诸国佛教文化底蕴仍然深厚，华人是佛教复兴和发展的潜力。
南海诸国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曾经是佛教国家。佛教在公元2世纪前后，印度人南下迁居，带来佛教文化的传入，从公元2世纪至15世纪，南海诸国曾经是印度文化的佛教。
公元414年，晋代法显法师（约337年~约22年）曾到印尼耶婆提国（今爪哇或苏门答腊）居住5个月，研习佛经，著有《佛国记》，介绍了南海诸国的情况。公元664年，唐朝会宁法师到此居住，与当地僧人若那跋陀罗共译佛经《阿笈摩经》，令小僧带回中国，并终生留在印尼爪哇岛。公元671年至695年期间，唐朝高僧义净从海路去印度取经，在印尼宝利佛宝与印度先后往返三次，居住10年之久，著有《南海寄归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了印度与南海诸国的佛教情况。法显、会宁、义净等高僧及不留名字而从海路西行求法高僧应该是早期南海诸国的华侨高僧。14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南海诸国，佛教王国相续被消灭。
为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亚、东南亚地域曾经是佛教最初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一度建立过非常强盛的佛教国家。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历史因缘的变化，该地域的众多国家已经成为诸多宗教多元共生、复杂共存的局面，甚至如印尼、 马来西亚等如今已是伊斯兰教占据主流信仰地位的区域。
幸运的是，南海诸国执行的都是多元宗教包容政策，佛教都具有合法地位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华人群体是佛教信仰得以坚守和传承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为该地区佛法的未来发展葆藏了巨大潜力。华人在南海诸国是全球最多国家，根据广东外贸外语大学许友年教授的话说：“南海诸国还跟中国争什么南海呢？他们的祖先就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我们现在只是不去了解这些地方过去的历史，其实他们的祖先都是我们百越民族人民过去的。”许老教授研究马来西亚的班顿民谣与中国《诗经》，古乐府诗的关联性，研究班顿民谣在早期如何源于《诗经》和古乐府诗，而向南海进行传输。的确，我们的历史自先秦汉魏以来的观察记述总是寄托的华夏北方文明的少部分地区，而南方民族与地方的发展和历史记录，似乎不太被重视。
中国人从汉代开始就已定居南海诸国，直至近代因中国国力衰退，大批华侨到南海谋生，由于很多中国人信仰佛教，他们移居后仍坚持原来的信仰。不过，中国人具有多重信仰的特点，特别宋元明清之后，中国形成了三教圆融和谐统一的文化，而随着闽粤地区的沿海华人于近代移居南洋，他们把中国的民间信仰的泛神论思想都带来了南海侨居国，但主体信仰还是以佛教为主。
南海诸国华人群体复兴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特点：一是多重信仰与传统佛教并存。19世纪中叶后，移居南海诸国华人大部分是来自东南沿海一带的民工商阶层，他们将民间信仰维系在异国他乡的心灵慰籍和精神力量，于是南海诸国华人带来华籍的沿海区域的民间信仰或迷信色彩，这些色彩与中国的传统佛教和儒释道三教合一汇流为多元并存的宗教格局，成为了南海诸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宗教职能与社会功能并存。南海诸国华人族群的宗教信仰，从早期移居而凸现社会功能到回归纯粹宗教职能，直到两者共生共荣的过程。初到南海诸国的华人，面对谋生的艰辛，首先想到的是祈求神灵的庇护。通过佛教寺院建设和民间庙宇建设组建社团，统辖州内华人，维护华人社会正常秩序和争取华人社会的正当权益。如马来西亚的青云寺、慈云寺，印尼的大觉寺等等，随着经济实力与教育程度的提高，华人社团又独立于寺庙之外的地域和行业的社团组织，如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等各种系统的社会组织。与此相适的华人宗教既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日趋正统化，又与其社会功能和谐并存。三是华人族群复兴佛教日益活跃 。虽然，南海诸国如今已是伊斯兰教占主流地位，但现行的政府执行宗教政策比过去宽容，实行多元化的发展，使传统佛教的复兴和佛教法会活动的日益活跃，如印尼佛教，以华人为主体举办了国际性的卫塞节、供僧法会及佛教学术研讨会等各种佛教活动，并通过活动推动印尼政府将卫塞节定为公假日，体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
随着南海诸国形势好转和中国和平崛起，南海诸国以华人为主体的佛教信仰将继续得到发展。他们不但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为勤勉的中坚力量，也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完整的保存华夏文明与传统信仰的重要沃土。
广州佛教界组织的海巡团，在参访南海诸国的诸多宗教道场中，深刻体验到凝聚在这些传统信仰的华人，诚挚随喜并真切受惠祖国的强盛。非常渴望来自祖国的关照与扶持，并对建立在思想认同和价值共识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与共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坚实的信心。以“儒释道”传统信仰的团结联络，将是中国与海外华人团结一心共谋未来的根基所在。
第二方面，对于海丝路沿线，佛教在印度故乡有待复兴，要加强文化反哺
习近平在出访丝绸之路各国过程中，但凡有佛缘的国家都提到了佛教。到访印度，他饱含深情地追溯：“中印两国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2000多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着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 习近平在讲话中，列举历史高僧，不仅揭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佛缘进而在文化上的源远流长，而且拉近两国人民彼此间的感情。这对于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很好的粘合剂。
莫迪总理回访中国提出“两个身体、一种精神”表明中印两大文明和平向善的共同本质和心灵相通的内在联系。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留言：“人类总是在追寻终极的安宁。相对于物质生活来讲，精神生活才是获得永久安宁的最终途径。玄奘曾经到过我的家乡，而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来到这块伟大的土地。我的古吉拉特同乡达摩笈多曾经花费26年时间在这块土地上传播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为这里的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向为了传播佛法和提升精神而做出巨大努力的你们合十致礼。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只能意味着战争。”
莫迪总理高调畅谈发展“世界佛教中心”菩提伽耶。印度总理莫迪在首届全球印度教与佛教论坛中指出：佛陀是人类最伟大的老师，是印度的“至宝”；菩提迦耶始终是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人文精神的实际载体；印度将大力发展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将其建成为灵性之都；佛陀曾在印度弘法布教、创立僧团，印度是“佛陀耕耘的土壤”。想把印度称作“佛教的印度”。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遗憾是在十二世纪未及十三世纪初被全面性消灭，所幸至今仍有许多古代寺院留下大量纪念碑文和遗迹，遍及全印度，足以现存的三藏典籍及佛教文献相互印证佛教文化曾经在此兴盛辉煌。
现在印度的佛教复兴是1956年，由印度贱民出生安贝卡博士所倡导的，但遗憾的是安贝卡博士本身出自贱民，导致印度佛教的复兴工作进度缓慢，印度人佛教身份也只能代表着最底层的身份了。目前，世界佛教国家都希望复兴佛教的母国，对佛陀的母国进行回馈、反哺、回传和回护。印度政府也希望佛教国家能够帮助他们复兴佛教。为此，印度佛教成道的地方菩提迦耶有中华大觉寺、日本寺、西藏寺、泰国寺、缅甸寺、锡兰寺、越南寺、不丹寺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寺院林立、宛如国际佛教圣城。
广州海巡团在于印度佛教界交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印度莫迪总理与中国习近平主席互访之后，看到了中国政府重视佛教和佛教在中国的兴旺发展。于是，莫迪总理在印度宣布三件事：一是宣布菩提伽耶是世界佛教的中心，印度是“佛陀耕耘的土壤”，称作“佛教的印度”。二是莫迪总理的故乡古吉拉特是中国玄奘大师留学地方，宣布规划为佛教文化园。三是每年十月份高度举办纪念安贝卡博士复兴印度佛教的活动，让佛教重新回到母国。但印度的佛教真正走上全面的复兴，离不开中国的帮助，这是全印度僧伽会会长达玛维利长老所讲，他在广州访问时流着眼泪将他的徒弟交给耀智法师，希望耀智法师培养他，将中国真正佛教回传印度。
太虚大师曾说过：“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中国化的佛教文化输出已经契合时代的因缘，应该积极响应莫迪总理的号召，以中华佛教反哺印度佛教，助力印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的印度”，再续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传统友谊。
第三方面，对于海丝路沿线，佛教仍然蓬勃发展的国家，要加强文化交流
海丝路沿线国家，佛教保持着蓬勃发展且成为国教算是泰国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他们与中国建交以来，友好交流十分频繁，成果丰硕，佛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渠道和桥梁纽带的作用。尤其在佛教人才培养方面，应不分国籍，对于泰国、斯里兰卡这样佛教仍然蓬勃发展的国家，应互帮互助，进一步加强中国佛教与这些国家佛教界的佛教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
通过佛教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大力推动两国佛教教育与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为两国佛教教育与文化交流贡献力量。一带一路的使命之一，在于建立文化共同体，其目的就是要考虑人民的幸福和痛苦，要以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教导两国人民间的团结和理解。
广州海丝团参访泰国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并举办千僧斋法会，该校校长梵智长老高度评价了中国佛教界重走海上丝路的巡礼活动。他说：“这次供僧的团队是中国第一个巡礼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圣地的汉传佛教巡礼团。此次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一行已经从中国广州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梵智长老强调，在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倡导下，中国正在努力地恢复古代丝绸之路，这是为了促进沿线各国的友好关系。虽然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但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与凤凰佛教的交流过程中，梵智长老用流利的英文传达出这样一种殷切期望：“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人树立起佛法信仰。”作为一位高僧大德，梵智长老的期望十分具有前瞻性；而作为一位佛学教育家，他的愿景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海巡团在泰国参访期间得到了僧王、副僧王及各大长老极高礼遇的迎接，向中国人民传达了友好情谊。
广州海丝团参访了科伦坡斯里兰卡佛教电视台所在的菩提寺，并由菩提寺协助海丝团在班达拉奈克会议大厦供千僧斋法会。菩提寺邀请斯里兰卡佛教领袖、罗曼那派僧王REV NAPANA PREMASIRI长老（大胜统僧王）在圣菩提寺举行了庄严神圣的舍利捐赠仪式，斯里兰卡佛教电视台全程直播，古狮子国民众再次共同见证了中斯两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法缘。次日，巡礼团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会议大厦举行“千僧斋”盛典。斯里兰卡三大佛教派系四位僧王，随同斯国前总统及现任司法与佛教部部长，共同出席祈福盛典，见证了中斯两国佛教交流的历史时刻！千僧斋从菩提寺启动出发，一千多位应供高僧组成游行队伍，从菩提寺巡游绵延近3公里到达法会现场，沿途交警全力配合，路口绿灯全面开放。当天上午科伦坡阳光灿烂，蓝天白云的巡游队伍成为街头最庄严的风景。巡游时僧众所用的宝伞盖等佛教法器均由中国广州运送而来，并沿用汉传佛教仪轨，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第一次使用中国宝伞，善法长老对这些宝伞赞不绝口，佛舍利巡游中的中国制造是实体层面的“文化输出”。
以上两国与中国友好交往，佛教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了与中国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社会多领域的交流合作，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当中给予了中国的大力支持。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拥有共识，合作良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和“命运共同体”外交主张的重要的一环，两个佛教国家与中国深厚的传统友谊正在跨进新的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广东的南方沿海地区处于“海丝路”的重要交汇点，岭南佛教如何发挥好宗教的桥梁纽带作用，如何挖掘岭南地区禅文化发源地与东南亚佛教国家的教育与文化交流具有历史意义和佛教使命，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深远意义。
三、具体实践：广州佛教界2015-2016年间海丝路文化交流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由广州市佛教协会主办、大佛寺承办，于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开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系列活动”。
首先，开展了“莲开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与文化之行”，这是广州佛教界积极拥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行动，是由广州佛教界担当发起的中国佛教界首次大规模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纪壮举。此次海巡朝圣之行的核心宗旨，是沿着历史上祖师大德的海上求法路线，重温佛法东来历史的波澜壮阔，朝礼丝路沿线诸国的佛教胜迹，希望通过打造广州佛教、岭南佛教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平台来广结善缘，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奠定更为深厚的精神底蕴与价值共识。定名“莲开一路”，是以清净莲花为喻，定调此行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友谊之旅，沿着清澈湛蓝的航线一路盛开，以此＂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其次，此行也是文化和学术意义上的一次“大历史之下的人文关照、大文化之中的民心相约”。此次海路之行在僧人代表之外，还有知名学者代表随行，媒体跟踪报道，希望从探寻中国与海洋国家的民俗文化交融史、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在更大范围上拓展此行的关照广度和关照深度，丰富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再次，此行也是广州佛教界以至岭南佛教界推进国际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东方始发港，也是历史上佛法弘传的一个区域性重心，从三国到晋唐，有众多中国僧人从这里启航西去求法，也有众多西域僧人从这里登岸北上传道。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强广州佛教、岭南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追随时代打造弘法利生的更大格局，将成熟繁荣的中国化大乘佛法面向佛教最初的发源地和兴盛地进行回馈、回哺、回传和回护。同时也希望推动广州市佛教界在这个时代大趋势中成为中流砥柱，继承和发扬祖师大德的慈怀与胆识，为佛法数千年的传承再续华章。
为了拥戴国家提出“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在佛教方面承传着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广州佛教界代表中国佛教界首次大规模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纪盛举，与沿海各国举行一系列文明对话及文化交流。
1、广州大佛寺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启程见证岭南佛教首开“一带一路”国际友好交流的文化格局
中国首次海巡：2015年9月15日，“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与文化之行” 在广州大佛寺正式启航。这是中国佛教界首次组团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纪盛举，也是广州佛教界探寻海洋佛教文化的有益尝试。
广州肩负历史使命：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东方始发港，从三国到晋唐，有众多中国僧人从这里启航西去求法，也有众多西域僧人在这里登岸北上传道。通过此次活动，加强广州佛教、岭南佛教的国际化交流，追随时代，打造弘法利生的更大格局。
民间渠道展示文化软实力：此次海巡通过民间渠道，从信仰外交领域，促进海洋国家的睦邻友好，展示中华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在政策上、地理上，为中国佛教界回溯历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丰富“命运共同体”内涵：此行将从探寻中国与海洋国家的民俗文化交融史、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进一步增进丝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深度交流，丰富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2、首站新加坡与槟城“一头一尾”的马六甲战略地位是信仰外交的文化咽喉地位
新加坡：大乘佛教事业广泛，僧人们从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深入到周边群众的生活里去，促使整体国民素质在文化修养方面为世界各国所称道。无论是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抗击日寇，还是今天接引善缘、弘法利生，都确证着新加坡佛教界如同马六甲海峡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作用一样，发挥着沟通佛教与其他宗教、中国大陆与南洋诸国的作用。
槟城：以极乐寺为主的汉传佛教寺院，扼守马六甲海峡西端，历史上这里是马六甲海峡海路必经的地方。创寺的中国高僧妙莲老和尚、虚云老和尚等法师为弘法而历尽千难万险，在此留下了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使极乐寺至今香火旺盛，气度恢弘。考察团重走高僧大德的足迹，来到极乐寺仍然意义非凡。
3、以爪哇岛婆罗浮屠为例谈印尼在中世纪中印佛法中的特殊地位
交通枢纽地位：位于印尼中爪哇省的古代佛国室利佛逝，历史上承载着海上丝路由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的枢纽功能，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公元9-10世纪，室利佛逝的版图扩及印尼西部各岛及马来半岛等地，留下了辉煌的历史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和印尼人等，都是这条道路上的受益者。
中印佛法夙缘：由于陆上丝绸之路极为艰险，中国和印度很多僧人求法或传法都选择从南方入海，经爪哇岛北上。我国唐代高僧义净三藏到古印度那烂陀寺游学时，曾经过室利佛逝返回中国；法显大师由此沿岸登陆，成就了此地的弘法因缘。
见证千年往来：位于爪哇的婆罗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塔，距今1200多年，历经多次火山喷发、战火及宗教入侵至今仍屹立不倒。它的存在见证了一条因大乘佛教传播而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出现或早于横跨大陆的丝绸之路，在文化的交汇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4、谈民国时期前后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华人对于祖国的各方面贡献
以陈氏书院为例：位于繁华市中心的“陈氏书院”，是与广州“陈氏书院”完全同宗同源的华人亲缘团体，不仅代表宗族文化，更广义地传承了中华文化。书院记录着马来华人在抗战时期的英勇抵抗与对祖国的重大援助，在烽火岁月的艰险和海内外华人血浓于水，同心同德。书院常年开展中华文化教育，陈会长反复强调道“一定要扬国威，一定要传承中国文化，海外华子才能有尊严地在异乡安居乐业，使寄居海外的同胞们越来越有力量！”
5、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人信仰文化基础是中华国力在南海前沿的重要存在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华人信仰以大乘佛教为主，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华人亦以佛教信仰为主，但所有南海诸国华人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也带有儒释道及中国沿海民间的多重信仰，学习华文和维护华族文化是华人弘扬佛教信仰的重要因素。华人佛教信仰的重要影响体现在：
（一）国际交流的友好桥梁；
（二）文化输出的前沿阵地；
（三）爱国反哺的重要力量。
6、泰国正统长老会领导下的佛教全体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以僧王为核心领导的正统长老会与中国人民有着深厚友谊。僧王制度不仅负责全国僧团管理工作，还肩负着化解社会矛盾，调伏世道人心的重要任务。长老会成员曾为多位国王举行剃度出家仪式。本次海巡中，僧王、副僧王及南传佛教界最高佛教学府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均以极高礼遇迎接考察团，向中国人民传达了友好情谊。
7、尼泊尔释迦族后人与中国人民一样正捍卫大乘佛法的精髓
尼泊尔佛教概况：在加德满都谷地，佛教是影响仅次于印度教的宗教。尼泊尔佛教经历了佛陀时代的起源、阿育王时期的发展、梨车王朝最早受到的金刚乘的影响、末罗王朝时受印度教的排斥及僧团体系的变化、18世纪沙阿王朝印度教的冲击，直到今天得到政府宽容的对待。无论是印度晚期金刚乘、藏传佛教密宗的深度影响，还是历史上印度教不断地挤压，大乘佛教还是在尼泊尔保存下来了，这十分不易。其中，释迦族的贡献功不可没。
彰显大乘佛法气象：中国是世界上大乘佛法传承最完整的国家。与中国人们一样，捍卫大乘佛法的精髓。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释迦族佛陀后人保持着抄经卷的传统，自古至今保护着大乘梵文写本佛典，以及大乘佛法修行传统。
佛陀后裔坚守信仰：释迦族人身为佛陀后裔，与他们的先人在面对灭族之灾时依然坚持的关于“法”的原则性一样，表现得无比坚定和自信。这一份没有在文献著作中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虔诚是对佛陀精神的继承，也是我们在这个幸运国度里依然可以看到大乘佛法希望的最好证明。
8、那烂陀大学再续中印两国的历史文明
海巡团与那烂陀大学百余名师僧汇聚一堂，重温巅峰时代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的高僧勤奋修学佛法智慧的历史，就中印文化交流、重温印度佛教黄金时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切的交流。
玄奘大师求学之地：大乘佛法没有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就无法复原完整的印度历史，大乘佛法作为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是那烂陀大乘气象的新血脉传承，以那烂陀寺大乘佛法为源头的两国文化，有着同根同源的历史传承，此次海巡团交流为两国友好交流史再添新篇，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再续华章。
9、菩提伽耶供40余国的1500余僧正式展开文化输出回应莫迪所提的“发展菩提迦耶”的倡导
2015年11月10日，“莲开一路”中国佛教海巡团于印度菩提迦耶金刚座庄严敷设千僧斋祈福法会，来自世界各地40余国的1500名佛教僧人莅临现场应供，盛况空前，前所未有。
菩提伽耶供千僧是中国佛教界首度回应印度总理莫迪“大力发展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的具体行动，成为中国佛教“文化输出”的典范实例。广州佛教界海巡团团长耀智法师在菩提伽耶神圣金刚座前，向40个国家、1500名各国佛教僧众用纯粹的佛教教义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赢得了热烈掌声，对于当代汉传佛教的崛起与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0、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斯国前总统及佛教事务部部长亲临中国海巡团供僧大典，斯里兰卡“佛教电视台中国部”正式成立
2015年12月8日上午，海巡团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举行“千僧斋”祈福盛典。在继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印度菩提迦耶大规模供僧之后，“莲开一路”海巡团再次于海外主场设斋，千僧应供重现佛世辉煌。供僧大典之前，海巡团团长耀智法师手捧斯里兰卡赠送的珍贵佛舍利，引领中斯两国僧团举行了盛大的舍利巡游仪式，并在斯里兰卡佛教史第一次使用了中国宝伞等仪仗法器。
在“中斯两国友谊象征”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供僧现场，来自斯里兰卡全国各地的1200余名僧人前来应供，斯里兰卡圣菩提寺及该国佛教电视台组织了700多名义工为供僧法会服务。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巴克萨、司法与佛教部部长威杰达萨?拉贾巴克萨亲莅供僧现场，三大教派核心僧王（大僧统）、副僧王、大僧正（地区佛教长老）悉数到场。与此同时，在千余僧宝的庄严见证下，斯里兰卡“佛教电视台中国部”正式成立，耀智法师应邀担任顾问职务。
11、海巡团结束了斯里兰卡最后一站的访问活动，斯国现任总统麦德利巴勒·西里塞纳总统在他官邸接见了海巡团代表
海巡团团长耀智法师在斯里兰卡佛教阿摩罗普罗派百岁僧王达吾尔德纳陪同下，到总统官邸拜访并通报了访问成果，西里塞纳总统盛赞斯里兰卡与中国传统友谊是由两国佛教历史高僧缔结起来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积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抹擦的，西里塞纳总统同时感谢中国政府对斯国的大力援助，并凝固了中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
12、通过三个月海丝路文化之行收官之后，大佛寺相续举办两场学术研讨与高峰论坛
2016年1月13日至14日联合中山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了“海上交通与岭南佛教”学术研讨会，与海路沿线高僧大德及重要嘉宾在广州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1月15日至16日举办四场“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佛教文化”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围绕大佛寺未来文化建设的四个重点——“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佛教传播发展、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身心安顿与现代疾病、禅修实践方法”，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教界高僧大德举办四个专题的对话论坛，为大佛寺文化发展建言献策，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海巡团以真挚的信仰情怀，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所缔结的信仰法谊甚至血脉传承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坚韧基石。“一带一路”的时代使命让国际社会民众再次共溯文化根源，同念文化祖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平愿景因此落在实处，掷地有声。在时代的大趋势下同感受、共命运，以真切的命运相连感，缔结深情后谊，海上丝绸之路巡礼以民间信仰外交的方式，全力辅助国家宏观外交战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