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澳纽南海佛教联合会会长、澳大利亚南海普陀寺住持妙净法师大会发言（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李蕴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面向亚洲移民政策的调整，中国移民赴澳人数日益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二大移民来源国，并且中国移民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澳洲居民出生地、居家用语、族裔、宗教信仰等的日趋复杂多样，又进一步推动了澳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使得文化多样性的持续推进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而作为最早进入澳大利亚新大陆的宗教，佛教也伴随着亚洲移民的定居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宗教，且教徒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回顾佛教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变迁，结合现状佛教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现状及佛教徒的信仰需求可以看出，佛教在澳大利亚的弘扬发展已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结合20多年来在澳洲弘法的经历，在此，对佛教在澳大利亚的社会作用及影响，将对中国移民及其他佛教信众产生的信仰建设、生命引导作用，以及佛教弘扬的具体方法，浅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澳大利亚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
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近代世界范围内移民形成的国家。自1788年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被遣送的囚徒定居于此后，澳洲当地的土著居民及其所拥有的信仰万物有灵论的本土文化，就逐渐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所代替。
除了欧洲人带来的基督教文化之外，于1850年至1860年间，亚洲的首批移民随着淘金热而涌入澳洲，带来了东方文化和佛教思想等。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澳政策”废除后，亚洲移民大量增长，族裔文化、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对澳洲社会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并促使澳洲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发展的主基调。
1、华人移民历程及移民人口情况
在位于堪培拉市区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一楼，“古老的新土地展馆”内摆放着的一件硕大的锈蚀机械总能引起来访者的兴趣，那是一个150年前来自中国的淘金矿工留下的历史遗存——挖斗。
1848年，中国的矿工以契约劳工身份来到澳大利亚东部的金矿区，在这里从事采矿以及农业种植等底层行业。虽然契约期一到，他们多数人便怀揣积蓄返回祖国不再回来，但他们从中国带来的文化和宗教习俗却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痕。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一直实施严厉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白澳政策”。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日益密切，加之国际反种族歧视浪潮的推动，“白澳政策”在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无法继续推行下去，澳大利亚政府才逐步加快了移民政策的调整步伐。
1972年惠特拉姆上台，正式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废除对亚洲移民的种族歧视政策，对亚洲国家敞开了移民大门。随之,大量亚洲移民涌向澳洲，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增长显著，成为除印度人之外澳洲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移民数量最大的亚裔族群之一。
（1）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
据澳大利亚2011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已有318,969中国移民取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而根据最新的澳大利亚移民数据报告，截至2013年6月，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为427,600人（其中包括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移民），占在澳洲总人口的近2%。[ABS,media release, One-third of WA born overseas, Migration, Australia, 2011-12 and 2012-13, Cat.3412.0, December 2013.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http://www.abs.gov.au/。
其中，澳大利亚的中国新移民数量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呈现陡然上升的趋势，4.4万人的移民数量相比19世纪70年代的6,000余人增长了6倍。其后的20年尽管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但人数庞大。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中国新移民数量增长速度再次加快，前五年的移民数量几乎与20世纪90年代持平。
在选择移民居住地方面，中国移民的倾向多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并且，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各州内的分布情况多集中于首府城市，其中，悉尼最受中国人的偏爱。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居住在悉尼的中国移民有148,000人，是新南威尔士中国移民总数的95%，全澳的50%。
（2）移民类别
澳大利亚移民类别主要分为家庭团聚类移民、技术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针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和调整，逐步将移民计划的重点转向技术移民，以吸引大批海外高新技术人员到澳洲发展，当前中国新移民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一类。另外，家庭团聚类移民也是中国新移民的另一重要构成部分。
据统计，2012-2013年度，有28,892名中国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其中技术移民占56%，家庭团聚类移民占39%。[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DIBP),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3).]这三类移民属于永久性移民，此外，还有临时性移民如留学生也是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技术移民子类别方面，中国新移民尤其是在商业创新与投资移民类别上，保有其他国家移民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地位，事实上，来自中国的商业创新与投资移民数量在澳大利亚该类别移民所有来源国中也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吉拉德政府时期，还设立了“重要投资人”（Significant Investor）类别，对投资500万澳元及以上的移民没有年龄语言的要求，为中国富人移民澳大利亚提供了绿色通道。这一政策的制定也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富人的增加有着密切关系。
尽管澳大利亚逐渐将移民计划的天平偏向技术移民，收缩家庭团聚类移民，但来自中国的家庭团聚类移民在数量和比例上受到的影响都较小，且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家庭团聚类移民最大的来源国。
2010年前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技术移民政策调整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配额有所收紧，因此来自中国及印度等国的留学生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目前中国依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之一。截至2013年6月，澳大利亚持有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7.1万，约占澳大利亚留学生总数的25%。[ DIBP,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3), Country profile: Republic of India (2013). ] 近年来，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中注册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VET）的比例在缩减。据统计，2009年6月，中国留学生注册高等教育的比例是42%。
（3）教育水平
澳大利亚中国新移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较高。2006年，在澳大利亚25-64岁的中国移民中，25%拥有大学本科学历，16%是研究生学历。而澳大利亚所有其他25-64岁人口中只有16%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以上学历不足4%。[ABS, Expanding links with China and India, Australia Social trends 2009, Cat.4102.0, 2009.] 2011年，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水平再次提升，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中国移民中，有58.5%的移民拥有某种形式的教育学历或资格认证，有超过35%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远远高于澳大利亚的总体水平。
2、移民促使澳洲文化呈现多元发展
随着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亚裔和其它非欧美族裔移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使得澳洲族裔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社会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并成为澳洲社会活力、创造性和创新能力的源泉，以及全球化时代澳洲经济、教育、科技竞争的强大推手。
由于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对澳洲社会的重大价值和意义，自1970年代起，政府便开始逐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并在1989年发表的《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国家议程》中，将多元文化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
1999年12月，澳洲政府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声明《新议程》宣布，在承诺对澳大利亚根本的社会制度和民主价值观念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和责任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所有澳大利亚人表达和享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遗产的权利。[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自此，澳洲文化的多样性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1）从移民的出生地国家来看
从殖民地时代以来，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一向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移民来源。这种状况直到二战结束后才逐渐改变，主要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逐渐改变了澳移民来源国构成。
一方面，欧洲国家移民人口缓步下滑，亚洲国家移民人口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入境移民中亚洲国家移民比例越来越大。这一趋势说明，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数量呈现的暴发式增长，正加速改变着澳洲的种族和民族构成。近年来欧洲国家对澳移民重要性在不断下滑，其移民力度与亚洲国家已无法相提并论。有学者提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有理由相信，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后，澳洲亚裔族群及其它族裔人口会逐渐占据优势，澳洲社会白人特征很可能会逐渐消失。
（2）从族裔血统来看
族裔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出生于某个地方，而是表明他们最能够认同的文化群体。族裔认同与移民的出生地或来源国并无直接关系。
澳洲族裔文化认同格局始终以白人为主流，主要是历史因素使然。但从族裔人口数量变化及所占总人口比例而言，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年间，澳洲族裔文化认同仍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改变，其中令人关注的一点是：亚裔及其它族群人口增幅很大，尤其是华裔和印度裔，分别从2001年占澳州总人口的3.0%、0.8%增至2011年的4.0%、1.8%，人口绝对数量则分别从2001年的55.7万人、15.7万人迅速增至2011年的86.6万、39.1万人。华裔和印度裔人口的迅猛增长，显然是这十年来澳大利亚坚持技术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的结果，亦强化了澳洲多元族裔文化特征。
另外，宣称有两种族裔认同者的数量有所下降。从2001年至2011年澳洲总人口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宣称有两种族裔归属者人口比例下滑这一情况说明，近年来，随着澳洲社会越来越宽容，人们对于公开明确自身的族裔认同越来越有信心。
（3）从语言习惯来看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居家语言使用情况也发生明显变化。与2001年相比，2011年在家只说英语者增加了近150万人，但所占澳洲人口总数却下滑了三点一个百分点，为总人口的76%。与此同时，以非英语语言为居家用语者所占当年澳洲总人口比例则从2001年的15%增至2011年的18%，增加了三个百分点；绝对人口数则增加了106万左右。
在这些非英语语言中，除意大利语、希腊语使用人口及所占总人口比例有所下滑，2011年排名前十位的其它语言皆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上涨，尤其是汉语使用人口增加明显。在2001年汉语（包括普通话、粤语、其他方言）使用人口占澳总人口比例仅为2.1%，2011年即增至3.0%，人口比例增幅达50%左右，绝对人口数则增加了近25万人；汉语成为英语以外的第一大语言。在中国新移民中，65%在家中说普通话，22.5%说粤语，6%说其他方言。
这一变化显示出，英语虽然仍为澳洲的主要居家用语，但其绝对优势地位却在不断地削弱；而非英语语种使用情况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澳洲社会语言文化结构越来越复杂、多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4）从移民的宗教信仰来看
从191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大多数澳洲人申报说信奉基督教。但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不断推进，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信奉基督教的人口比例已经从1911年的96%下滑至2011年的61%。尽管基督教信仰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信奉非基督教或声称“无宗教信仰”者人数却增长迅速。从2001年到2011年，非基督教信仰人口数量从126.3万人增至172万人，所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6.7%上升至2011年7.92%。
在这些非基督教信仰中，彿教信众最多，占2011年澳洲总人口的2.4%；但在增长速度上，彿教徒增长速度相对另两大非基督教教徒较缓，增长48%，达52.9万人。
2001年以来，“无宗教信仰”人口亦呈强劲上涨之势。2001年，无宗教信仰人口比例为15.3%，2011年即攀升至22.1%。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有26%年龄在15—34岁之间的年轻人申报称他们没有宗教归属。[由2011年人口普查“T12 Religious Affiliation by Age”数据模块相关资料计算得出。资料来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s Series Profile，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页。]这意味着,作为澳洲移民人口基数最大的年龄群体(占2011年移民总数的33%),更高比例的年轻人没有宗教信仰，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澳洲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发展。
此外，与长期居留澳洲的移民相比，2007年以来近期来澳移民信奉天主教和英国国教者数量比例更少。
以上数据表明，随着大量移民人口的涌入，澳洲宗教信仰情况越来越复杂、多元，基督教文化的优势地位已经面临严峻挑战，宗教信仰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综上所述，人的生命与生存是文化的本体，[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而文化则是人的生命形式。[陈文殿：《全球化与文化个性》，人民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3页。]因此，不同族裔文化背景、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及宗教文化背景的海外移民涌入澳洲，势必对澳洲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带来莫大的影响。
实际上，在21世纪初的十年间，澳洲移民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已经促使澳洲现有族裔文化结构、语言文化结构及宗教信仰结构亦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必将进一步影响到澳洲社会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行为习惯等日常生活内容，甚至促使澳洲社会生活气质发生一系列的改变。
3、澳大利亚的宗教发展及沿革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目前仍以白种人居多的国家，它既有与欧美文化相似之处，又有其独有的特征。因此，漫步在澳洲各大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建筑风格各异的不同教派的教堂，甚至是在一些欧式哥特风格的教堂门上，还会有醒目的中文标明的宗教活动安排，并可看到大量华裔信徒的身影。
随着世界范围内移民潮的出现，以及亚洲移民对澳洲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移民除了给澳洲带来不同的文化、风俗，还带来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礼仪崇拜。
（1）宗教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
澳大利亚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矿产、畜牧业及教育出口。然而，澳洲的宗教并没有随着澳洲经济的发展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淡化。与澳洲物质生活水平、教育程度较高相应的是，澳洲的宗教也十分活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国民提供着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尤其是作为澳洲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在澳洲的教育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政策，教育体系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其中私立学校中大多数是教会办的学校。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1992年的资料显示，2454所私立学校中，有1685所是天主教的学校，120所是安立甘教会的学校。私立学校登记在册的学生有86万个，1/4的小学生和1/3的中学生是在非政府办的学校中，其中69％在天主教的学校，10％在安立甘的学校。各宗教团体办的学校不仅对自己的教派开放，他们还千方百计吸引不同教派的学生。
（2）基督教在华人中的发展势头
近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华人教会都呈现出活跃的态势。悉尼是华人聚集较多的地方，大约有30多万华人，其中有1.5－2万华人信仰基督教，而且还在呈上升发展态势。
悉尼有华人教会71处，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华人牧师或传道员，每周日都有多场不同语种的礼拜，分粤语、普通话、客家话及英语礼拜。此外，每次礼拜结束后，都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如娱乐或聚餐，有的教会还专门设有普通话小组，以一些台湾或港澳的老教徒为中心，为大陆到澳的学生或家属提供宗教服务；摩门教会甚至专门设有帮助中国留学生学习英文的组织和人员，免费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从语言到生活各方面的帮助。
因为有这样的服务和氛围，在澳的华人、中国留学生参与基督教活动的日益增多。他们之所以到教堂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寂寞，有的是因为价值观失落，也有的是因为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在教会能获得一定帮助或一种归属感，“能与教会的华人讲中国话，能讲中国话的地方就是家。”至于信仰的是什么，对不少人来说并不重要，只是为了寻求心中的一份踏实感；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为自己的下一代找到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支撑点，让其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
（3）澳大利亚的宗教政策
随着亚裔及其它非欧美族裔移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人口比例逐步下滑，澳洲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进一步加速，促使其在多元文化政策上不断推进。
澳大利亚宪法116款中申述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澳洲实行政教分离，各教平等，没有国教，没有任何宗教得到国家的特别扶持。1983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界定宗教为“旨在确立价值观和理解存在意义的信仰和实践的情结。”
二、佛教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和弘扬
作为一个以移民文化代替了土著居民文化的新大陆，佛教是最早进入澳大利亚的宗教。伴随着亚州移民的定居，佛教也成为澳大利亚亚裔的传统宗教之一；并且随着亚裔移民的比例不断提升，佛教信众已成为非基督教信仰中信众最多的宗教。
但佛教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却经历了潮起潮落的百年变迁，至今仍存在佛教地位较低、势力不够壮大、佛教徒多由低收入的家庭组成、越南佛教徒居多等问题。因而，佛教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弘扬仍任重道远。
1、佛教进入澳洲的变迁历程
有人类学家认为，进入澳州的非本土宗教最早的可能是佛教。有证据表明，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时期，他的船队中有几条曾经在奥尔环礁（属马绍尔群岛）登陆。虽然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到达了澳州的大陆，但有人认为，库里人（Koorie）对于转世、灵魂的信仰和精神的修习，是与佛教徒早期接触的证据。
有确定记载的第一批佛教徒则是19世纪中期到澳州淘金的中国人，他们将其修习佛教的习俗留了下来。到了1882年，来自于斯里兰卡的第二批佛教徒进入澳州，开始修建寺庙、修习佛经。
而澳大利亚的佛教徒不仅来自于亚洲的移民，还有西方的佛教徒。在澳州，最早的来自西方的佛教团体是1925年，由Max Tayler、Max Dumn、David Maurice三人在墨尔本创立的“达摩派”。Maurice出版了澳大利亚第一本商业性的佛教著作。1938年，Leonard Bullen在墨尔本创立了第二个佛教团体。他用英文讲授佛学。一个月举办一次讲道和非正式的讨论；并且将佛学视为有助于解决现代问题的心理学派，其途径就是提供一种精神训练体系。
战后，两个重要的妇女出现于澳大利亚的佛教界。一个是澳州第一个律师Marie Byles，她通过文章与书籍传播她的佛教信仰。另一个是出生于美国的Dhammadinna比丘尼，她在斯里兰卡被授予神职，1951年到达澳大利亚传授上座部佛教教义，并极力协调佛教徒与澳州白人的关系。由于她的到访，促使新南威尔士州在1952年成立了佛教协会，这是澳大利亚最早的佛教协会。
1958年，澳大利亚佛教联合会成立。之后，联合会接管了新南威尔士州佛教协会的杂志，重新取名为《现代佛教》（Buddhism Today）。澳州这本最为古老的佛教出版物得以保存下来。
而大乘佛教则是到1960年代与1970年代后才开始进入澳州。1960一1961年，著名的中国禅宗宣化大师在悉尼做短暂停留，但他的教法未能得到当地信众的支持。
2、澳大利亚佛教基本现状
（1）佛教徒的数量、比例与区域分布
1857年的人口统计表明，维克多利业州有27,288个佛教徒，其中大多数为在各金矿淘金的华人。但是到了世纪之交，因合同到期，华人回国，佛教徒人数急剧下降，1901年人数不足5,000人。近半个世纪后的1947年，全澳佛教徒已不足1,000人。从1947年到1981年，由于人口统计没有将各宗教派别细分，只分为西方宗教与其他宗教两类，所以无法确定佛教徒的具体数字。
1981年以后，是澳州佛教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中多数为移民，如1991年就有113,000名佛教徒到达澳州。其中，1991年，塔斯马尼亚州只有713名佛教徒，到1996年人口统计表明已有1,014名佛教徒了。南澳州1996年的人口统计所提供的数据表明，该州有11,386名佛教徒，比1991年时的8,529名增加了2,857名。1996年澳大利亚人口统计表明，全澳有199,800名佛教徒，比1991年增长42.9%，佛教也是澳州增长最快的宗教派别之一，教徒人数增速仅次于印度教（54.5%）；而同期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率仅为5.4%。
从1991年的人口统计情况来看，佛教徒在澳州的宗教人数中居第三位，在非西方宗教中次于伊斯兰教位于第二位。但到了1996年，已逼近非西方宗教中的首位的伊斯兰教。
绝大多数具有佛教信仰的移民定居于澳州的主要城市。如，199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新南威尔士州59,000佛教徒中有55,000人生活在悉尼大都市；在维克多利亚州，42,000佛教徒有41,000居住于墨尔本。
（2）佛教徒的性别、年龄与种族背景
据199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83%的佛教徒年龄在45岁以下；佛教徒的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相等。不过，在澳州生活20年内的男性佛教徒要比女性多，原因在于男性首先移民到澳洲，然后其妻儿再到澳洲团聚。55岁以上的年龄组里，女性佛教徒比男性略多，原因在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因此，总体而言佛教徒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相同。
从佛教徒的种族与民族背景来看，大多数来自于亚洲国家，尤其来自于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199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澳洲最大的佛教团体属于越南移民，占澳洲佛教徒的近1/3。而出生于澳大利亚本土的佛教徒近40,000人，不到14%，具有西方种族与民族背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佛教徒人数极少，约10,000多。原因在于有些白人澳洲人研习佛学，是为佛教的哲学或实践所吸引，但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佛教徒。
（3）佛教徒的职业、教育与收入
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佛教徒的失业率高于澳洲的平均水平。199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21%的佛教徒没有工作，而同期澳洲的失业率为9%。这一数据在1981—1991年期间，情况基本相同。
有职业的佛教徒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娱乐与私人服务行业，包括餐饮；许多佛教徒的职业为厨师、招待、清洁工等。另外，不少佛教徒从事社区服务；其中相当多具有职业资格的佛教徒在教育或健康部门工作。据统计，近1/3的男性佛教徒和近1/4的女性佛教徒从事制造业，通常为机器操作工；另一个从业较多的为批发或零售售货员。
澳大利亚佛教徒的教育程度总体上低于澳洲的平均水平。1991年的人口统计调查表明，年龄在15岁以上的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佛教徒比例为10%，70%的年龄在15岁以上的佛教徒教育水平不超过中等程度。
大多数生活于澳大利亚的佛教徒靠工资为生，自己做老板的极少，只有少数人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因而，佛教徒的家庭收入总体上低于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1991年统计数据表明，66%的佛教徒家庭没有说明其收入或者只申报部分收入。而己申报过收入的佛教徒中，其家庭收入大体上接近澳洲的平均水平。
（4）佛教的主要节日及活动
澳州佛教节日主要的有：①佛诞节与佛成道日。作为佛教最重要的节日，在悉尼等佛教徒主要聚居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②佛历新年。主要是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移民佛教徒，在每年的四月举行包括“泼水节”等活动。这些传统在澳大利亚的佛教徒中得以继承。③静修。上座部佛教僧人在雨季进行三个月的静修。④佛牙节。这是斯里兰卡寺的佛教节日，澳大利亚的斯里兰卡裔保持这一传统。⑤水陆法会、盂兰盆节等大乘佛教举办的主要法会活动。
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佛教节日或活动均与其移民群体有关，即，佛教节日或法会活动与移民来源国的佛教文化及宗派密切相关。因而，在澳洲，这些活动或节日都不可置疑地打上了移民输出国佛教文化传统的烙印。
3、澳洲弘法的具体情况
由于佛教在澳洲的传播是由移民所带来，因而使得澳洲佛教呈现出由信众开始推动佛教组织的建立和佛教活动的开展的特点。
在澳洲，有些佛教徒习惯于个人修行，没有参与任何组织的集体共修；但也有不少亚裔移民佛教徒，包括许多民间拜佛烧香的信众，通常都是通过组织佛教团体，或举办佛教活动，或建立寺院，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修习佛法；同时也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
这些佛教组织的形式与社区、种族或民族传统相关。如：上座部佛教徒主要来自于缅甸的移民，大乘佛教徒主要与中国、韩国等东亚移民有关，金刚禅的教徒主要来自于中国西藏的移民，具有西方血统色彩的佛教组织与白人澳人有关，而非教派的佛教徒主要集中于澳洲大学。
对于澳大利亚佛教寺院数量没有明确数据统计，因为其寺院形式各异，如，某一越南移民所开的一个餐馆里面很可能就有佛像，可以为佛教徒举行佛事，再如某些大厅可能作为佛教徒调息、打座或者学习佛经的场所，还有些寺院从外表上看起来很像一个郊区的住宅，内部则具有佛教设施和功能。
因而，澳洲的寺院呈现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也就决定了其佛教的弘扬也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环境和信众特点采取相应的弘法活动。
（1）澳洲现代佛教组织的发展
在20世纪后期，澳洲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不同民族的佛教团体或组织。例如：1973年华人在悉尼组织“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1981年越南移民成立“越南佛教联合会”；1974由耶喜喇嘛及佐巴仁波切为主的藏传佛教也开始在澳洲各地发展，除教授藏传佛教课程外，也举办研讨会及闭关、修持等。1977年，台湾的藏慧法师移民澳洲，创建华藏寺，成为第一位定居澳洲并弘传汉传大乘佛教的华僧。
此后，移民佛教徒在墨尔本、悉尼、南威尔士都建立了佛教协会，并共同组织了“澳洲佛教协会”，以推进弘扬佛教的工作，并在每月举行两次集会，研修三界、四谛、缘起、业、转世等佛教基本教义及佛教伦理。
这些佛教协会举办的早期活动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落到澳洲的印度支那难民服务的，给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逐渐演变为佛教徒移民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心，除日常弘法活动外，还经常举办老年、青年联谊会，并提供社会福利与教育服务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来自亚洲的一批批移民佛教徒在澳洲组织佛教团体，举办弘法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澳洲佛教的快速发展。如：台湾的星云法师把“佛光山人间佛教”的法水流到澳洲，先后在布里斯班兴建了中天寺，在悉尼卧龙岗兴建了南天寺，以及在西澳兴建了讲堂等道场，国际佛光会也在澳洲各地设立了分会。
20世纪90年代，上海龙华寺方丈明旸法师、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九华山仁德法师等大陆高僧先后到澳洲访问；不久，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的法师，如厦门南普陀寺的济群法师、北京湛如法师、上海玉佛寺的觉醒法师等陆续到澳洲弘法，促进了中澳佛教的交流；此后，除本人之外，莆田广化寺的毅然、善念、般若、证云、戒文、真净、戒贤、德法法师，北京广济寺的启灯法师等人也都陆续移民澳洲，为澳洲佛教的弘扬增添了有生力量，促进了澳洲佛教的发展。
澳洲佛教虽有南传、汉传及藏传等流派之不同，但互相在尊重与包容下弘扬佛法，使佛教成为澳洲信仰增长率最高的宗教。据澳洲联邦政府移民多元文化及人口研究局在1991年所做的调查中显示，澳洲的佛教徒人数在十年内增加三倍。根据统计，1996年有167个佛教团体，2004年4月澳洲有378个，仅6年中增加了126%。其中大乘佛教占36.5%；南传佛教占24%；藏传佛教占24.5%；其他宗派15%。
（2）曹洞宗、临济宗法脉在澳洲的传承
1993年，本人当时在广东丹霞山别传寺任监院，应维州佛学明月居士林的邀请, 前来澳洲弘法；后被该居士林聘请为导师。1995 年正式移民澳大利亚，并随之开始定期开设佛学讲座，启发闻者正信，弘扬大乘佛法。
从1995年开始在南澳为南海普陀寺选址，到1997年从中国恭请南半球最大的缅甸玉佛到澳洲，再到1998年僧寮破土奠基、邀请诸山长老举办洒净法会，随着第一车土的掘起，在澳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兴建寺庙，就成了在澳洲弘法首先要走的第一步路。二十多年来，我等率领四众弟子在澳洲墨尔本、南澳阿德莱德、堪培拉、布里斯班等城市，先后兴建了五大禅寺。
首先是在华人最大的聚居城市之一的墨尔本，改建后的澳洲墨尔本永福禅寺于2008年7月26日落成开光，开始接引源源不断前来礼佛参禅的信徒。
2013年3月17日，位于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护国报恩寺奠基；经过近6个月的工程招投标，于2014年9月30日正式动工兴建；工期历时2年，于2016年9月17日完工落成。
2013年6月10日，弥勒菩萨道场——澳洲墨尔本兜率内院落成，同时举行佛像开光盛典。
而南澳的澳大利亚南海普陀寺自1997年首次递交项目申请以来，在初期曾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认为项目可能存在交通安全、市容及噪音等问题。历经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于2014年2月20日获得了省政府发展评估委员会（DAC）在建议书上签字。
时隔不到三个月，5月8日，用作药师弥陀道场的澳大利亚东方琉璃寺，经过三年时间的选址，也终于在澳洲东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正式成立。
2015年8月8日，南海普陀寺第一个重要项目——高18米的露天观音菩萨圣像完工，近百位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高僧大德汇聚在阿德莱德，一同见证这南半球最大的观音圣像的落成。
2016年9月17日，澳大利亚护国报恩寺大雄宝殿落成，广邀世界各地诸山长老参加三宝佛开光的庆典。
2017年2月，南海普陀寺大型工程——两大雨水池及大雄宝殿之边殿底层、内部停车场、寺院内部5—6米宽的柏油路等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南海普陀寺的大雄宝殿也已开始施工建设。建成后，这一用料严苛、设计精良的寺院，将成为南半球乃至西方国家最大的仿唐宋式古建筑。
自我1995年移民澳洲以来，创建南澳大利亚南海普陀寺之初，只有三位比丘尼同行，着实有一种形单影只的感觉！而今，截至2018年，五大禅寺已有数十位法师共同主持道场，弘法利生，这样的发展很令人欣慰！23年间，我们所做的“自度度人”的工作，令每年来寺辞岁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这正代表着大乘佛教在澳大利亚蓬勃发展的希望！
由于我的剃度恩师为上悟下慧老和尚（为中国福建省福安种德禅寺首座和尚），是属于鼓山系焦山派的曹洞宗，所以我个人继承了他老人家的曹洞系統。但我另又承袭了中国佛教泰斗上本下幻老和尚的系統，即南华曹溪虚云和尚系的临济宗。因此，我们是同时继承了禅宗的两大派系—-曹洞宗和临济宗。
因而，在兴建寺庙的同时，作为曹洞宗与临济宗的传人，本人在担任澳洲墨尔本兜率内院、澳洲墨尔本永福禅寺、澳大利亚南海普陀寺、澳大利亚护国报恩寺住持之职时，即常念祖师大德弘法利生的悲心，以所建寺庙为接引众生的方便，践行大乘菩萨道慈悲济世的精神；并于2013年在墨尔本兜率内院，将临济宗衣钵传承至第四十六世法子。
三、大乘佛教在澳洲弘传的经验与思考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华人移民已成为澳大利亚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移民数量最大的族群之一；而佛教徒的数量也已迅速增长至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非基督教的信仰。从各种统计数据都可以看出，日益多元化发展的澳洲社会中，对佛教存在很大的信仰需求。加之，澳洲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也十分有利于佛教在澳洲的发展。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澳洲大陆，存在与已有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截然不同的文化发展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23年来在澳洲的弘法经历，个人以为，大乘佛法在澳洲的弘扬需要结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制定出符合澳洲特色的弘法之路。
1、顺应多元文化发展，以社会承担进行文化融合
多元一体是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要议题。当代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移民来自于世界100多个国家；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增长迅速。移民的多样性引发出澳大利亚人的争议。尽管不少澳洲人对移民与文化的多元持担忧的态度，但是大多数人对民族融合并不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澳洲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比如：国家制定了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公共电台给予资助；在内阁中设立多元文化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等。
不过，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移民族群如何主动地融合到澳洲的主流社会与文化中去？二是澳洲如何将不同的文化、种族与宗教信仰的人连结一起，建立共同的归属感？
这就给佛教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带来一个重要思考，即，佛教在文化的多元发展与融合问题上能做些什么？佛教在澳洲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亚洲移民，都期望在新的国度中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佛教可以为许多移民尤其亚洲移民提供认同的资源。如：南天寺和中天寺秉持了丛林道场的禅风，定期举办诵经、念佛、修禅、共修等活动；并在弘扬佛法的同时融合了多元文化特色，寺里还经常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如书法班、绘画班、歌咏班、书画展、青铜器展、茶壶展、梵呗音乐会等。
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播，不仅吸引了华人移民，也吸引了不少西方及澳洲本地人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在2013年3月19日澳大利亚南海普陀寺举办的首届水陆空大斋胜会和2018年4月15日于澳大利亚护国报恩寺举办水陆空法会上，除了邀请到的澳洲政府官员，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参加。在南海普陀寺还有数位澳洲本地人在这里常年做义工。
第二，给亚洲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提供一个具有归属感的交流、聚会场所。对于华人来说，佛教寺庙及其活动不仅是他们维系宗教信仰的道场，更是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连结纽带，是联络感情、纾解压力、适应社会的平台。比如在墨尔本兜率内院的布置上，殿堂内外摆放的汉传佛像、法物、佛书，客厅中的中式家具、摆设、茶具，饭桌上的中式饭菜、瓜果，以及相与往来的多数是华人面孔，令信众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一到周末他们就会来到寺院，除了参加法事，还可以喝茶、捡毛栗子、烧饭，在茶余饭后的母语交流中，化解了很多思乡之情和在异国他乡的感情空白。
另外，现在已有佛教协会/佛教组织还向社会弱势群体如老年人、难民、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等提供一些帮助。
通过佛教将亚洲各国传统与文化融合，在加强多元文化交流的同时，将东方传统文化逐步渗透到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与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佛法智慧的传播，让曾经是“无四众游履之边地”的信众，也能听闻到佛法的智慧法音，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积极面对生活，早日走上觉醒。这也符合澳洲政府对宗教“旨在确立价值观和理解存在意义的信仰和实践的情结”的定义。
2、结合当地人文特点，白手起家开创弘法新路
作为一个新进入澳洲还不到200年历史的宗教，在澳大利亚这块“新大陆”上弘法，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澳洲没有从古传承至今的千年古刹，就得一砖一瓦自己兴建寺院；澳洲佛教宗派众多，但传续时间都不长，没有齐备的出家僧团队，就得安排从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引进常住法师；澳洲佛教徒人数虽然已居澳洲宗教中的第三位，但却是以越南信徒为主，华人信徒定期到寺院礼佛、共修的不多，这就需要吸引、聚集信众；虽然已有佛教组织及寺院在澳洲举行佛事活动，但基础设施的欠缺、僧团力量的不足，都使得大型法会活动的举办并没有形成常态，就得从中国等佛教成熟的国家组织人力来举办……这都意味着，不管是人也好还是资金也好，都得想办法筹措解决。
要想吸引信众供养，就得能做法事；而要想做法事，就需要有寺庙、有场地；要建寺庙，又需要有信众的供养、支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要想走出第一步，首先得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
移民异国他乡弘扬佛教，什么都得懂、都得会做，比如：若不会佛事，难以领众；不懂英语，有如哑巴；不会开车，犹如跛子；不勤勉刻苦，难以生存；不热情服务，则香火难继。并且，澳大利亚是一个崇尚自力更生的国家，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老板，都是从底层做起；再加上澳大利亚的劳动力价格很高，为降低成本，做任何事最好是自己动手解决。
为此，早在开始兴建南海普陀寺时，我们就秉承禅宗四祖道信 “行住做卧, 无非是禅”的思想，提出“农禅并重，创建人间净土”的理念，鼓励出家人在功课之余，从事农耕——“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禅的精神根植于行住坐卧之中，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成是明心见性的资粮。
从1996年起，在南海普陀寺建设工地周边的荒草地中，我们几位法师和当地信众自己亲手铺设水管、并栽种下寺院內第一批树木。此后的18年间，为抓紧时间建设，从墨尔本到阿德莱德的800多公里路程，我们经常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地赶路。
在1999年大寮建成完工后，我和绰禅法师、明融法师、德真法师等人自己驾驶拖拉机，凿井掘地、布线灌溉，种树万棵；常住法师们会和信众一起凿井埋管、植树造林、割草锄地、修整花园、播种施肥……
阿德莱德位于澳洲南部，属温带气候，四季分明，土壤肥沃十分适合种植橄榄树。在2002年9月，僧众和信徒们一起精心培植了新加坡信徒供养的100棵上好的橄榄树苗。现在，每到4、5月的秋收季节都能迎来橄榄的丰收；周末信众们都会来寺院帮忙采摘。
经过5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劳作，终于使得荒原变花园、杂草变菜圃，南海普陀寺的整体才初露端倪，僧众生活区逐步完备，从而逐步吸引了信众及参观者的到来。
另外，我们还提出了“一日十勉”作为所有住持寺院的僧众学习的标准，张贴在墨尔本兜率内院等寺院的墙壁上。十勉内容为：微笑多一点，行动快一点，说话轻一点，效率高一点，脾气小一点，脑筋活一点，做事勤一点，爱心献一点，藉口少一点，心胸宽一点。从自己做起，虔诚、热情、勤劳、能干，就是我们常住僧尼的日常生活写照。
除住持之外，常住还有数位来自大陆的法师。除了上早晚课以外，日常的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浇花除草、接待客人、开车购物、节假日为信众做佛事等，都由法师完成，工作量很大。这些与国内寺院居士义工众多、法师分工明确、工作相对单纯的状况形成很大的反差。
僧众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让信众对寺院的经营能力和香火的延续性有了信心。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亲历亲为，不计得失地为弘法兴建寺院、开辟道场，更让信众对我们的菩提心的落地充满了信任。才会在之后每次举办大型法会时，一呼百应，积极报名、大力支持。
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寺院兴建的脚步没有片刻的停歇，随着南海普陀寺的加速建设，我们在澳洲各主要城市都有了具一定规模的道场。硬件问题的解决，为接下来的弘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3、广邀世界各地高僧，举办大型传统法会活动
早在刚移民澳洲时，尽量各方面条件有限，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开展各种类型的弘法活动。如：
1995年7月，邀请济群法师到明月居士林主持了佛教冬令营活动。此后的十年间，济群法师曾多次应邀来澳洲做开示；
1997年8月租借南澳的一个活动中心场地，以南海普陀寺的名义举行了澳洲史上第一次大型法会——盂兰盆法会。这次法会对于南澳的弘法活动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1997年9月，举办了第一次皈依法会等。
后期在具备道场条件的情况下，先后邀请了数百位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高僧大德，举办了数场大型法会活动。包括：
2013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了南半球汉传佛教的首次升座大典。时隔五年之后的2018年4月15日，国宗局和中佛协澳洲弘法代表团再次来到堪培拉，参加在澳大利亚护国报恩寺举行的升座庆典，祈福世界和平；另外，代表团一行还参加了护国报恩寺的首届水陆法会。
2013年3月19日，上海龙华古寺照诚法师率水陆代表团主持了南海普陀寺首届水陆空大斋胜会；并分别于2014年及2015年8月又连续举办了两届水陆法会。
4、引进实修模式加强交流，探索佛法教育新模式
（1）修学与弘法模式的交流
在举办传统法会活动以满足华人移民对宗教活动的需求的基础上，对佛陀开示的甚深法义如何引导信众真正走上生命觉醒之路，我们也在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其中，曾多次邀请济群法师开示佛法奥义，并将三级修学引进澳洲，引导信众系统修学佛法。
在2018年1月，济群法师一行应邀再次来澳洲弘法。11天的行程中辗转四地举办了七次讲座，还在悉尼、堪培拉、墨尔本穿插举办了数场“菩提沙龙”、“小小读书会”，接引信众正确认识佛法、树立正见，并了知修行大乘菩萨道的殊胜功德，进而深入修学佛法，把佛法智慧运用到心相续中，从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心态和生命品质，让信众在生活中得到实际受益。
在多年的弘法交流过程中，我们对于当今社会佛法弘扬的新思路、新技术、新手段，在吸收、学习的同时，也思考良多，包括对像“贤二机器僧”这一创造性地将佛法智慧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利用新技术进行佛法普及、善巧吸引信众对佛法的兴趣的做法，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在现代这个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识和了解佛法，乃至实践佛法？这同样也是澳洲佛教未来弘法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传统佛法与现代科技和融合，还是佛法义理在现实人生的落地，着眼于对内心世界的建设的佛法修行，其实就是在做“育人”这一“软件建设工程”！唯有立足于心的建设，才能使信众真正受益，才能让世人看到佛法对于我们的生活、社会、乃至生命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2）澳洲佛教未来推广的教育思路
澳洲佛教是一个正统、正确、正信的，且正知、正见、正行的佛教团体。也就是说，我们是以正统、正确、正信的佛法来自利利他的佛教团体。什么是正统、正确、正信的佛法？我们有释迦世尊代代相传的法统传承，我们确信因果实有，所以必须断恶修善；我们理解缘起性空，所以当知无常无我，我们都以佛法僧三宝为皈依处，我们都是三宝弟子，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彼此帮助，大家都是修学佛法的同学、同行、菩萨伴侣；甚至我们将大众也当作善知识、当作大恩人，因为正信的佛教，便是教人感恩和报恩的宗教。佛法教导我们：唯有发愿向上报恩，才能发愿救济众生；并且要以感恩报恩的立场，来做善悲济世的工作。
那么，澳洲佛教团体如何运用正统、正确、正信的佛法，来做自利利他、感恩报恩的工作呢？那就是通过推动全面的弘化来实践四大教育。
澳洲佛教未来的教育工作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普化教育，也就是澳大利亚南海普陀寺和澳大利亚护国报恩寺正在试行的培养学法、弘法、护法的人才。我们兴建道场、提供适宜环境，是为了让更多出家众得到深造、成长、修行和学习；待他们修学佛法之后到各地去，就可以弘扬佛法，教人修行、带人修行。第二类是研究所教育，做学术研究、文化出版等工作。一方面努力使中国佛教逐渐在国际上树立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使佛教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地位，使佛教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实际作用和贡献。我们培养如法的僧才，是为了在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能对社会、国家和整个世界有所贡献！
未来要实践的四大教育模式具体为：
ⅰ、大学院校式的教育。也就是研究所、人文社会大学的教育，也包括函授教育及寒暑期的学校在内。我们以创办“佛学研究所”及“大洋洲佛学禅修中心”，举办国际型的世界佛学研讨会等，培育青年成长为品学兼优、悲智双修、合乎国际水准的领袖人才。
ⅱ、互联网+佛教的大觉数位教育。我们要开启创新2.0时代的“互联网+佛教”的大觉数位教育。
所谓的视觉数位——AR、VR与MR分别是: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AR），即在使用者的现实世界迭加数位创建的内容；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即阻挡现实世界，为使用者创建一个全数字化、身临其境的体验；混合实境（Mixed Reality，MR），则是在使用者的现实世界迭加可以与之互动的数字创建内容。
我们的计划是，通过制作数位化学习网，为地球村提供一所没有围墙的大觉教育学院；包括：全球网络MR小组共修、禅坐、念佛等修持，以及各种弘化活动。在互联网+佛教的大觉教育中，有VR数位佛教历史博物馆，有文化出版的部门，如微电影录制、纪录片数位制作、电台、电视、报刊等节目的制作与资料的搜集提供等。
ⅲ、大同教育。我们通过在各大寺院举办落地式禅七、佛七、朝山、礼忏、禅修、念佛、诵经、读书会，以及亲子教育、传统文化交流学会、青少年营、企业家静思营、佛学讲座、生活讲座、诵戒传戒等活动，成就有缘人来完成自觉觉他、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的工作。
ⅳ、大关怀教育。未来我们还将建设中医馆为大众进行每周义诊，解决由于四大不调所造成的疾病障碍；并推动健康的饮食结构、礼仪环保、生活环保、临终的助念关怀、亡灵安顿设施、清洁日的活动、贫病救济、医院医疗的支持等等。凡与澳洲佛教的理念相应的，我们都在努力实施中。我们要用关怀来达成教育的功能，同时以教育来完成关怀的任务。
四、结语
2000多年前，佛法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15世纪初，随着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把东方文化带到了东南亚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同时，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带来深刻影响的佛教，也传播到了澳洲新大陆。
中澳两国于1972年建交。此后的几十年来，中澳关系稳步发展，两国高层互访不断。2009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并宣布，于2010年—2011年在中国举办“澳大利亚文化年”，接着于2011年至2012年在澳大利亚举办“中国文化年”，为两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打开了大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到，“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如今，在这全球不同文化广泛交流的社会大背景下，在澳洲多元文化政策鼓励发展不同文化的历史机遇下，并且在亚裔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日增、宗教信仰需求渐长的现状下，在澳洲进行海外弘法的因缘业已日趋成熟。故而，作为大乘佛子，我等应传承佛陀衣钵，以“弘法利生、慈悲济世”为己任，广开善缘，以各种方便让大乘菩萨道的种子在南半球这片对不同文化表现出极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广袤土地上生根、发芽，在诸佛菩萨大悲水的灌溉、加持下，不断现行，世代熏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