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生法师:祖庭真功德 法脉筑辉煌——以广州光孝寺为例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发布时间:2019-12-17

原标题:明生:祖庭真功德 法脉筑辉煌——以广州光孝寺为例

明生法师(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梵)


前  言


祖庭是一个宗派的灵魂所在,也是宗派得以延续、发展的血脉源头。千余年来,佛教在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缔造了八大宗派的兴盛与传奇,中国成为中古时期佛教第二输出国,也成就了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佛教影响力的国家。对于佛教各宗派而言,祖庭对于提高一个宗派的凝聚力十分重要,由于宗派力量的发展与繁衍,可以保证僧人学习、修行的环境的纯粹性,避免不必要的纷争,进而到整个宗派的兴衰成败。如果祖庭保持兴旺,住持得人,就能够使整个宗派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实现长期繁荣,从而更好地发扬宗派理念,推动佛教事业的多元发展和历史意义的实现。而祖庭文化,也有其形成的时节因缘。


一 祖庭文化的形成和传承


1、祖庭文化的形成


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汉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期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因此,作为祖庭她的身上必然会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人们为之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与故事,“凡名山巨剎,莫不皆由降勅建造。其住持者,皆名僧硕德,素为一众所推,或天子诏迎,或大臣论荐。”[無名叟著《慨古錄》。]而名僧硕德一时的过化,便成为历史的永恒。《佛祖统纪》云:“如来圣人,以开权显实开迹显本之道化天下后世者,谓之佛;佛弟子以次传道为世宗主者,谓之祖;其实一道尔。”祖师驻锡、成就、弘化之地即成为了祖庭,在朝野推动下,祖庭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佛教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祖庭文化。又经过了适应本土的自我变革和发展,逐渐完成了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汉传佛教的宗派祖师中,从事经典翻译的人很多,四大译经师中真谛与不空,就在光孝寺组织和从事翻译活动。以及后来被中国佛教普遍受持弘扬的《楞严经》也在光孝寺完成了中文的译本。所以从中日韩三国佛教源头而言,光孝寺凭借海上丝绸之路的大事因缘,在中国佛教初、中期,承载和发挥着佛教传入和输出的重要作用和角色。


深刻印证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深度和维度,镌刻着祖庭是接受、保存外来佛教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也昭示着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的形成是对世界佛教不可替代的贡献。


2、光孝寺禅宗的祖庭因缘


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而三国佛教的特质也一脉相承,从无二致。禅之大观在禅宗,禅宗是众多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且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派;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中国佛教的主干和根源。南朝梁时,菩提达摩来到中国,由广州登陆,在广州光孝寺、华林寺等地留下遗迹,又转而北上到金陵,后渡江驻锡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依然极浓。到了唐朝初年六祖慧能,将禅宗的面貌焕然一新,迥然与印度佛教别有致趣。六祖慧能曾在光孝寺菩提树下剃发出家,出世说法,并流传“风动幡动”脍炙人口而又富有禅机哲理的公案,这在禅宗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指出的“仁者心动”,乃是秉于中国佛教“如来藏”系统的心性论的理论特点。自此之后,禅宗更进一步分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在分化的同时,印度色彩越来越淡,中国色彩越来越浓,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绝对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和祖庭。


3、祖庭文化的传承


南朝时真谛三藏,最早将唯识思想带到中国并开演弘传的法师,他翻译的《摄大乘论》经由其几代门人的弘传,影响甚巨,逐渐发展为摄论学派,对当时的佛教理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成为玄奘西游、东归重译的直接动力。标明史册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光孝寺出家受戒、出世开法;《楞严经》翻译的道场;不空法师登岸弘密的根据地;鉴真大师第五次东渡的驻锡之处……,以至于明代憨山大师赞誉光孝寺云“禅教遍寰中兹最为初福地;祗园开岭表此是第一名山。”[ 明《光孝寺志》。]切实道出了光孝寺在中国佛教史,世界文化交通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近年来光孝寺在继承历史,发掘文化,发挥佛教正能量的事业上,最先注意祖庭文化的整理和传承。先后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张径真博士合编《真谛全集》;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合编《不空全集》;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著《光孝寺与海上丝绸之路》;编辑整理《楞严丛刊》将历代关于本经的著疏重新校对排版;又编辑《坛经版本集成》、《慧能文库》将不同版本的《坛经》和六祖大师近代世界学术研究成果目录汇集成册,蔚为大观。自2008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七届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并与韩国首尔曹溪寺缔结友好寺院。多年来,祖庭文化在现代都市寺院的建设、发展中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仍在发挥着联系教界,对外友好,教化有情的重大作用与积极意义。


二 祖庭文化缔造三国会议


1、三国禅宗因缘


禅宗最为辉煌的时代是唐宋时期,而唐宋时期的中国也正是政治、文化、经济最为发达的阶段。周边如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等汉文化圈的政权,遣使来华,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宗教。其中,日本明庵荣西在宋代,两次来华,受献和受传临济心印,归国后大兴临济禅法。从而,临济宗作为日本禅宗的最早宗派诞生于日本。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随师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名刹,遍参大德,最后得天童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传授秘蕴和衣具顶相。归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从而开创了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曹洞宗。从此,临济、曹洞两宗作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一直并行发展,源远流长,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日本江户时代,中国黄檗山住持隐元隆琦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独特的禅法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而且大大刺激本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临济、曹洞两宗,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鼎立,长盛不衰。


较之日本禅宗的创立,韩国禅宗的起源则在唐代即与中国开始了交涉。韩国素有“九山禅门”之称,其开宗立派者大多于唐代时来华习禅,归国后大演教化,久之门庭繁茂,蔚成宗派。如:新罗善德王时(我国唐太宗时),法朗来唐,师事四祖道信,遂传其法于海东。惠恭王之时,神行来唐,参谒志空,得证心印,返国后于丹城断俗寺弘传北宗禅,数传之后开创曦阳山派。公元784年(宣德王五年)鸡林道义来唐,受传于西堂智藏及百丈怀海,在唐三十七年,归国后传法弘化,创立迦智山派。与道义同时游学于唐之洪陟,嗣法西堂,归国后栖止南岳,创立实相山派。再有真鉴慧沼,受教于沧州神鉴,归国后创建双溪寺;无染得麻谷宝彻之印,归国后创立圣住山派。通晓梵日从盐官齐安习禅,返国后开阇崛山派。朗空参学于石霜庆诸座下,归国后住于南山实际寺阐扬禅旨,是为青原法统最早传至韩国者,可谓三国佛教同宗同源,禅宗发脉源远流长。


2、三国会议的举行


正是来自对共同信仰的认同,对祖庭血脉相连的感召,三国佛教大德在战后发起友好联谊的和平壮举。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开会期间, 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象征慈悲和平的佛像请托与会的日本代表赠送给日本佛教界,引起日本佛教界的强烈反响。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西川景文、菅原惠庆、大西良庆长老等 多次组团渡海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发起了“日中不战之誓” 的签名运动。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逝 世1200周年活动。1980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两国佛教界举行 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活动。此次活动再次掀起了中韩日三国佛教不忘历史,铭记先德,寻根访祖,友好交流的新期盼。故1993年已故赵朴初会长亲赴日本参加“日本佛教界与韩国佛教界共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活动上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这一形象的比喻,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佛教界的赞同和响应,并共同倡议提出“三国佛教黄金纽带会议”,以期为三国佛教延续法脉交流,为东北亚地区和平,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这个时代佛教徒应有的贡献。


3、三国会议的成果


三国佛教黄金纽带会议自1995年以来,先后轮值举办了二十次大会,“三国佛教黄金纽带会议”业已成为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核心活动。总结二十次会议,就大会主题而言,都在围绕着第一次会议“友好?合作?和平”的主题开展和延续,包含佛教的社会责任和作用(五次);和平议题(三次);佛教徒本位弘法、戒律的(三次);环境保护、心灵救助(二次);和谐、纪念(二次);三国佛教交流回顾和展望(二次);世界佛教论坛(一次)。三国会议以佛教徒的本位紧紧围绕“友好”,关注社会,推动世界“和平”。轮值举行,积极推动。三会议举行期间,各国政要首脑莅临发言,媒体关注报道,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会议的举行促成了中韩佛教2008年于韩国首尔观门寺举行“第一届中韩佛教佛教学术论坛”至今轮值举办已四届。2012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第一届中韩日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以来,至今已轮值举办五届。作为“黄金纽带”合作最为突出的成就,即是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在这二十多年里,三国佛教基于“黄金纽带”会议的载体下,开展学术交流、修行体验、主题演讲会、图片展、世界禅茶大会等等。


三  祖庭文化的时代使命


1、时代特征


当前,世界格局尤其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全球治理正在从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向各国通过共同制定规则、相互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同时,世界主要面临四大难题: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包容问题;四是生态环保问题。随着世界资源能源布局的变化和交通的发展,世界经济贸易中心正在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移,历史证明经济中心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绿色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等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政治方面,事实表明,西方主导的“民主输出”导致了更多国家的社会动荡,西方主张的“文明冲突论”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对抗,资源能源消耗最大的西方国家也缺少诚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与此同时,在人们对西方失望的时候,中国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希望。据此,中国佛教的祖庭文化,在此世界格局骤变,人心焦虑的时代,将有更大的作为。


2、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乃是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故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必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切实解决问题。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同外界其他行为体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新时期,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传统理念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目前,祖庭文化是跨国界的纽带关系,发扬祖庭文化必然要观照到当前世界格局,国际形势,乃至服务本国发展大计,基于此光孝寺做出了一些切实的努力。


3、光孝寺的探索


现今研究和弘扬汉传佛教“祖庭文化”,有利于树立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这也是弘扬汉传佛教“祖庭文化”的现实意义。因此,祖庭文化的影响力是持续而深远的,历史上的祖庭将外来文化融合成为适应本土的修行方式,而今祖庭却更多地承担着带领中国佛教走出去的重任。光孝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在当今社会,以其独具魅力的文化内涵,连接着世界佛教徒的法谊。借助与东南亚国家临近的优势,光孝寺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国际性会议,2017年的国际卫赛节,广州光孝寺前往斯里兰卡捐赠不空三藏铜像,这一铜像的捐赠代表着千余年前不空三藏跨越海洋,用佛法连通两国的不曾断灭的法谊。2018年,由广州光孝寺举办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六国的佛陀圣诞暨慈善交流会议召开,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等五个国家在各国僧王和领事馆总领事的带领下,共同探讨了慈善工作的相关问题。由佛陀的法脉相传逐渐递增为国家互助的友谊,不仅为各大媒体引为佳话,更凸显了光孝寺在祖庭文化法脉、法谊相传上的努力探索和切实践行。


结    论

古来祖庭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这是“祖庭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如隋唐时期,有些祖师不仅作出重大理论贡献,而且有能力与统治者建立良好关系。在官方的支持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宗派善世利人的社会功能。从这些方面考察可以发现,“祖庭文化”中蕴含着保证佛教健康发展,引导佛教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优良传统,值得研究、倡导和弘扬。在当今社会如何善用祖庭本具的文化,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命题。法脉是文化与他人沟通的线索,但法谊却是我们后来人在不断沟通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成就起来的。祖庭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下,积极地利用法脉相传的关联,与宗派间、国家间的佛教徒和人民建立共荣的良性关系。


编辑:王德智 责任编辑:李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