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教授（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雯）
襄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文化重镇。过去几十年襄阳曾经与樊城合并，改称襄樊，这几年又重新改回襄阳。据说这样做是因为襄阳在历史上的影响一直很大，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品牌，变成襄樊以后，襄阳的影响受到打击，影响日减，在当代各地都在致力于做好做强做大本地文化的趋势下，襄阳的重要性重新被人们认识到了，城市文化的名片作用重新得到了体现。我本人认为，襄阳与襄樊固然是两张名片，但是它们仍然是在一个地域文化之中，无非就是一条河的两岸，樊城也是古代历史文化名城，只是影响不如襄阳。回顾襄阳到襄樊，应该说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对地方文化的深化认识过程，襄阳是古代地方文化的代表，襄樊是当代计划经济的产物，再回襄阳则是当前经济市场回归，所以从地方命名，我们就能看见经济观念下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可见到地方文化对城市经济的反作用。
每个地方文化都带有强烈的当地文化特点，襄阳文化也不例外。我认为，襄阳地融会多种文化，处在交通要道之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对象，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襄阳文化是地域包容下的产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因为襄阳的地势处在与多种文化相交情况，襄阳与巴蜀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之这几个古老文化都发生过融合现象，也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发源地，是处在与这几种地方文化相交的中心地之一。
佛教是襄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襄阳已有1700年的历史，大概佛教传入中国二、三百年后，就开始进入襄阳这一地区。佛教较早进入襄阳地区，是历史上必然要出现的现象，其原因就是在于襄阳是交通要道，也是文化汇合之地。佛教传播也是随着经济行为而伴生的，像襄阳在中国是如此重要的地方，佛教不能传入是不可想象的。又因为襄阳是诸种文化融会之处，佛教传入则加速了各种文化之间的融合，推动了襄阳佛教发展，襄阳佛教因此获得了佛教中国化的始初之地。襄阳佛教史上名人辈出，高僧涌出，道安法师就是襄阳佛教史上的一面旗帜与标志性人物。他搭建了襄阳佛教融合平台，致力推动中国佛教与外来佛教融合，中国佛教与儒家融合，以及佛教分流各地，在他的努力下，襄阳佛教界人士注重讲经，研学佛教义理，讨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格义与会本外来佛教思想，佛教的中国化首先就在襄阳开始形成了，例如依据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与理念，佛教界出家之人统一姓释；按照中国传统的学说，判研佛教义理，会通过外来的梵文佛经；根据襄阳是交通中心特点，分流佛教僧团，把佛教传播到其他地方；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建立中国佛教寺院制度与清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襄阳佛教界与当地儒家人士建立了亲密合作与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道安法师与当地大儒习凿齿两人之间的交往与酬唱——“弥天释道安”与“四海习凿齿”，被后人称为“名对”或“名答”，为后来的儒佛教交往创造了很好的先例。
总之，襄阳佛教对襄阳文化的贡献历数无缺，中国佛教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现象都可以在襄阳佛教里找到相应的例子，但是由于我们对此了解太少，研究不够，尚不能组织成清晰的构架，也不能描述出连缀的图景。这几年来，在襄阳宗教局领导下，襄阳佛教协会组织下，连续召开了二届“道安论坛”，学者开始对襄阳佛教的历史文化做了很多深入研究，特别是对道安法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更加深入成果。本届论坛在前二届研究的基础上，把襄阳佛教历史文化纳入论坛主题之一，呼吁学者对襄阳佛教做一些更多研究，尽可能多多挖掘襄阳的历史文化传统，找出襄阳佛教更多的亮点。这无疑对今后襄阳佛教历史文化的认识会打下更多更好的基础，有助于提升襄阳佛教的历史文化地位。
我一直认为，要对地方佛教下大力气研究，因为寺院与人物都是由地方基层所呈现出来的，离开了基础就谈不上高大，所以地方佛教文化现象是佛教史与文化史，乃至到思想史、艺术史等各个领域里无法超越的基础，襄阳佛教研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