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教授（资料图）
西安是我国古代的首都，古称长安，是我国十三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三千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始，又在这里结束。长安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陆上商道必经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陕、甘、宁、新疆等地，跨越帕米尔高原，途经中亚各地到达地中海东岸，横跨占世界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西欧大陆。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是中西关系史上的最光辉的一页，它促进了中西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频繁交流和共同发展，把黄河流域文化、恒河流域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连结起来，促进了古代中西文明的交流。
长安是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播发展地，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它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开花结实的地方，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向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乃至欧美各国传播的发源地，以及与这些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曾是寺庙最多的城市之一，按《唐西东城坊考》记载，当时有名可考的寺庙有122座，尼寺31座。我十大宗派的祖庭，存有中国古代驰名的四大派中的三个。从汉末至北宋末年（二——十二世纪）的一千年来参与译经的有中外僧人者150余人。我国著名的僧人的译经、传道，都是主要在长安的佛教寺院中，其中弛名的有法显、玄奘、慧日等等。外国著名僧人来华寻经问道驻足长安的代有其人，其中驰名的有中国四大佛教译经家的不空大师，鸠摩罗什，印度译师金刚智，善无畏，菩提流支，日本僧人道昭、道严、智通、空海、最澄、圆仁、圆珍，新罗僧人义湘、智风、智鸾等人，他们不仅在长安从师学习中国、印度佛教，而且也学习除佛教之外的其它中国文化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除了缅怀大批中外佛教僧人对发展中国佛教所作的贡献外，也是回顾总结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使之在新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努力地接受与消化外来的文化。在中国这块热土，我们先后接受过西方传来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现在的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包括给中国人民带真理与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从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线，我们的祖先通过丝绸之路这条重要的商业通道，先后引进过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等世界著名的宗教，但是在这些宗教中，最成功的还应属于佛教。佛教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朝野人士所接受，除了其义理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中国文化的要求，对中国人有用，于是才能够被中国人所了解并加以研究，否则就不可能在中国扎根，更谈不上发展了。
长安作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佛教的发展无疑是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得益于国家的扶持与政府的保护，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这一原则。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已经意识到皇帝对宗教阐扬的重要性，当时有人就说过：“汉初长安乃有浮图而经像眇昧，张骞虽将命大夏，甘英远届安息，犹弗能宣译风教阐扬斯法，必其发梦帝庭，乃稍就兴显。此则似如时致通阂，非关运有起伏也。”佛教初传，与汉明帝有重要关系。明帝夜梦金人并不重要，也许这只是后人制造的一个神话，但是佛教确实就是在明帝时期传入的，而且还是在明帝的特别照顾下，竺法兰与摄摩腾二人才住进了鸿卢馆，于是中国有了白马寺。东晋著名僧人道安也说过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矣。”这是道安经过兵燹炮火的打击和流浪生活经历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千余年来，道安阐述的这一道理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而正是这一原则，使佛教作为原来边缘化的情形，最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儒道两教鼎立。这一原则在长安佛教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是长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最重要贡献。
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或者说是佛教的中国化，其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一定要进入中心地区。这个中心地区，就是权利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经济、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与精英集中的地方。汉代的首都在洛阳，佛教最早就是从洛阳开始发端的。明帝为印度来的竺法兰与摄摩腾二人建立了白马寺，代表了中国朝廷官方对外来印度佛教的态度，使佛教有了在中国传播的合法性。南北朝以后，长安成为中国权力核心地区，佛教也在这一地区开始将事业做大。南朝重义理，北朝重实践，这是南北两地佛教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回顾历史，我们还应看到，北朝的佛教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是绝不可忽视的。就译经事业来看，北朝长安的佛教对中国佛教的义理发展，同样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四大译经家之首的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逍遥园主持译事，将般若经典系统地全数译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影响，弟子僧肇撰就了《肇论》，中国佛教哲学在这时达到了中国哲学的领先高度。般若学讲空，以空为理论特点的佛教义理，一直到现在仍然在社会上有着深深的影响。现在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其基本理论和宗经就是来自于般若经典——《金刚经》。因此《高僧传》作者僧佑在僧传中特意赞扬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一系对中国佛教文化所做的贡献。僧佑说：“后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悉方言。复恨支竺所译文制古质未尽善美，乃更临梵本，重为宣译，故致今古二经言殊义一。时有生、融、影、叡、严、观、恒、肇，皆领悟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故长安所译，欝为称首。是时姚兴窃号跨有皇畿，崇爱三宝城堑遗法，使夫慕道来仪遐迩烟萃，三藏法门有缘必覩。自像运东迁，在兹为盛。”僧佑是生活在南朝的僧人，他所在的时候是梁朝，此时正是南朝佛教最兴隆的时期，但是他仍然夸赞长安的佛教，“故长安所译，欝为称首”，这是对长安的佛教给予很高的评价，决不是溢美之言，而是发自肺腑之言。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大部分来华佛教徒的最后一站，然后再从此地分流到全国各地，这就说明长安佛教在当时中国佛教中的地位，虽然这时仍是炮火连天的时代，但是没有长安作为佛教驿站的作用，佛教传到全国各地至少是要打折扣的。南北朝的长安佛教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唐代是中国盛世，大唐的佛教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唐代盛世的长安佛教，为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位置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长安佛教引领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潮流，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在中国，不管是佛教宗派，还是佛教高僧，甚至佛教法事与文化活动，都离不开长安佛教这个平台。唐代的佛教译经是中国佛教文化活动里面最重要的内容，玄奘法师在长安译场主持译经事业，唯识学说在中国大地发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中国佛教最出彩的一派学说。华严经的译传，也是主要在长安完成的，促使了华严宗的成立，中国佛教以圆融为特点的理论模式至此建立。以戒律为特点的律宗，源渊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中国历史上的戒律注疏，重要的都是在长安地区写作的，将以戒为师的法幢继承下来。显密两教的密宗一系，也是在长安创立的，这一宗的僧人得到了皇室的的支持，其基本经典都是在长安城内译出，印度佛教晚期的密教形式得以传入我国。就是那些不是在长安建立的宗派，自创立以后也要依靠长安佛教这个平台。禅宗北宗的神秀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曾经得到了武则天的尊重，南宗的六祖慧能也受到了皇室的敕封，下诏前来京城长安。天台宗的僧人也来到京城活动。盛世时代的长安佛教也于此时大规模开始外传，东瀛日本和朝鲜的佛教都是受到唐风佛教的影响。长安佛教传过去之后，改变了各国的宗教文化的局面。总之，长安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中心，领导佛教的发展潮流，佛教僧人在长安度化朝野人士，促使佛教的影响在中国达到了顶峰，为盛唐的社会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强大的唐代国力，是长安佛教发展的最大的支柱，中国佛教背靠国家的强大经济与政治力量，把佛教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由是说明，只有国家强大了，佛教才能有发展，国家政治开明了，佛教才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中国佛教的发展顶峰得益于长安佛教，其衰落之也与长安佛教有关。因为长安不再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唐盛世不再有了，所以处于高峰期的佛教也就结束了。由此可见，长安的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命运是相连的，没有长安佛教，就没有中国佛教的辉煌时代。长安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全面的，除了佛教界内部利用长安佛教的平台把佛教的事业做大之外，长安佛教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家文化的发展、对士大夫的人格，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中外文化交流，对文化艺术的创作，以及语言文字的使用，等等，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长安佛教，就没有长安高度的文明，也不会有大唐的发达文化，所以我们对长安佛教不能轻视，应该好好研究长发佛教，以说清楚长安文化与长安佛教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从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重心开始北移或南迁，佛教也随着政权的交替与移动，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北宋的开封与南宋的杭州，偏安一隅，朝廷虽然对佛教的发展仍然倾其心力，但是其气势早就不能和唐代的庞大气势相比了。特别是宋以后的儒家文化强势影响与儒学的正宗地位，佛教只能向儒学靠拢，走上了三教合一或三教合流的道路，佛教的自身不再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但在民间的影响则进一步增大。这种衰落的趋势局面到了明清时代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长安的佛教也在这种衰落的形势下最终湮灭了，昔日的香火旺燃的寺院已经不再了，佛教的发源地只是徒有其名，剩下的是一些殘缺不堪的遗迹。民国期间高僧倓虚大师曾经感慨“晚唐以后，佛法渐趋没落，直到现在，这个古代长安名城中，除看到一些受自然的蚀剥和人为的摧残的佛教遗迹外，其他在西安附近一带，已竟看不到佛法的存在了。”
长安佛教的盛势与衰落，其实正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与国家权利相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佛教的盛衰兴涨过程，也表现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转移的中心佛教外化的情形。如今我们又躬逢盛世，中国文化将再次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辉，中国佛教已经走上黄金的时代，未来中国佛教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如何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去把佛教的事业做得更好，让佛教保持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让长安佛教再次为陕西的文化与经济服务，为西安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资粮，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教训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长安佛教已经中国佛教界开始崛起，以法门寺合十塔为中心的舍利崇拜，和以大雁塔与慈恩寺玄奘法师为中心的西安佛教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陕西佛教复兴的两大根本支住，也是当代长安佛教最重要的气象。未来的陕西佛教与长安佛教将围绕着这两大中心而进一步拓展，最终将长安佛教的气势再现人间。
今天，我们讨论研究长安佛教，是要用历史来说明佛教的曲折发展过程，把长安佛教的特点给总结出来，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为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大文化提供一个有利的借鉴。这次会议参会学者达到了历年之最，说明长安佛教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者的视野，盛世与高峰期的长安佛教一直被中国学术界引以为自豪而加以重视。“《汉书》云，长安本名咸阳，汉祖定天下将都雒邑。因娄敬之谏，乃叹曰：朕当长安于此，因尔名之。”借用汉代皇帝的心愿，佛教亦当在西安之长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