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此身心奉尘刹：缅怀佛教改革家巨赞法师（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澄）
一代高僧巨赞法师曾在一篇报告中，引《楞严经》的著名偈颂“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以明志，可以说，这也是对赞公实践人间佛教理想，积极入世弘法的辉煌一生的高度概括。
明清以降，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粗暴干预下，佛教日趋衰落，在形式上呈现为经忏佛教、香火道场，在思想上万马齐喑、百花凋落，曾经孕育出无数思想大师、领时代风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佛教竟然堕落为山林化、鬼神化的民间信仰，这不得不令人扼腕。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佛教又险些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在此危急关头，以赞公等为代表的一代高僧大德，铁肩担道义，为佛教的复兴而奔走，为佛教的改革而呐喊。
赞公在太虚大师的举荐下出家受戒，其思想与践行也受到太虚大师的重要影响，他对中国佛教现实与未来的研判就是“改革”二字，其主张浓缩为著名的“生产化”和“学术化”两大纲领。
生产化主要针对僧人不事生产劳动，以经忏法事为业的弊端。与新文化运动时代的诸多批判性思想家一样，赞公特别痛恨国人慵懒的作风，他认为这种歪风也危及戕害了佛教。他说：“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我觉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几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的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 巨赞：《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是说：“所谓佛教界的改革，也就是佛教界的整风。现在先从'歪风'说起”，第一条歪风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巨赞：《人民政协对佛教界进行革新的启导作用》，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49页。
学术化一方面是对僧人不学无术等现实弊端的反省，一方面则受到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点较为复杂，与赞公的学识与思想背景密切相关，也是理解他一 巨赞多次批判佛教中掺入的“宗教迷信”的成分，例如他说：“佛教的哲学思想已被后起的宗教形式所掩”，表现出唯理主义的色彩。参见巨赞《新佛教运动与抗战救国》，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31页。生为之奋斗的改革事业的重要线索。
概略而言，民国时代的高僧大德无不痛切地感受到当时佛教的现实弊端，无不热切希望重振宗风，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改革派，并无新旧之分，但在思想方法与行事步骤方面，他们之间又有显著的差异。太虚、巨赞等“改革派”与圆瑛等“保守派”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他们全然不同的知识背景与话语体系。就赞公而言，他的博通古今、内外、中西，是广为人所称道的。他曾与汤用彤、吕澂、熊十力等一代宗师探讨佛学问题，他掌握英、日、德、俄等多门外语，他的著作中不但有对先秦诸子与宋明理学的探讨，还有对康德、费希特、马丁路德等西方哲人的引用与分析。这样的才学与见识，不但在近代高僧中显得特别突出，即便置于硕学鸿儒之列，也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博学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知识汲取的层面上，他还能自觉地运用新思维新方法，充作他改革佛教的思想武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吸收就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一个出家僧人与唯物辩证法，这表面上看多少有些违和，也让一些人“诟病”。迄今为 参见于凌波：《两岸的争议人物：释巨赞》，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三卷，第1096页。止，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宗教界，总是喜欢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但笔者以为，赞公宗教信仰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接受与运用，在他看来不但与信仰丝毫不矛盾，还是推动信仰的重要助力。
他曾经有一段话探讨随机说法和适应时代，在笔者看来，是对他的改革思想的原则性提炼。他说：“第一、随机说法或新的适应，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做潮流上的死猫死狗'。第二、要先立定一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由此而对着现前的环境，解释一切，衡量一切。第三、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以媚俗求荣，在理论上这样，在生活行为上也这样。”巨赞：《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15页。
这三条原则中的第二条明确提出：要确立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或曰思想主义、或曰立场方法，并以此来对应时代，“解释一切、衡量一切”。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赞公一生。赞公经过对五四以来传入的多种西方思潮的比较与分析，琢磨它们与佛法的适应问题，最终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接受了唯物辩证法，此后始终不渝。即使在经历了文革浩劫，身心受到摧残，包括佛教界在内的有识之士集体反思极左思潮危害的时代背景下，赞公仍然没有放弃这一思想方法。可见赞公接受唯物辩证法，并不是为了什么争取政治进步， 巨赞曾撰文论佛法与辩证唯物法，参见陈兵《感怀巨赞法师》，载《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表态站队，而是由衷信服、自觉运用，将之确立为了那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就人格与思想的操守而言，这一点反而让我们感到敬佩。
第一条是对立场原则的坚守。例如，赞公曾多次提出“精兵简政”的口号，反对盲目扩大僧尼队伍，甚至主张要淘汰部分不合格的僧众。他说，历史上佛教鼎盛的时期，僧人群体并不庞大，僧人的多寡反而是与佛教的兴衰成反比的。僧员冗多恰恰造成了佛法凋零、戒律松弛、法难濒临。为此他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可以通过丛林佛教与居士佛教相结合，扶植居士佛教的办法来弥补僧人的不足。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佛教尊重僧宝的传统立场，相反，他对此还特别坚持。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阶段，就佛教界代表的名额问题，赞公曾专门致函李维汉同志，强调：“依佛教经典，出家僧尼主持佛法，而在家居士护卫佛法，故僧可为一寺之住持，而居士仅称护法。近数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质，每况愈下，其信仰学识，颇有远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则始终不渝。……则政协佛教代表，应以出家僧尼为主，其理亦甚显然。”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他对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态度。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69页。
至于第三条原则，赞公自己解释说，坚守戒律是佛教复兴的底线。他提醒教界：“印度佛教之所以亡，除理论失掉中心的原因以外，戒律不振，僧徒生活流于放纵亦一重大原因。”这也是他对日本佛教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的观察和反省。在新中国佛教协会 巨赞：《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15页。筹建的过程中，以及随后的佛教改革规划中，他始终强调这一原则。
由此可见，赞公提出的两大改革纲领，继承了太虚大师“三大革命”的精神，在具体主张上则成一家之言。透过两大纲领，我们可以看到赞公独特的改革思想。虽然与赞公的时 巨赞说：“太虚大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前二十几年的东西，有许多议论失去了时代价值，须要修改。”参见巨赞《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27-728页。代相比，我们对佛教改革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但赞公的思想和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佛教徒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在党和国家英明的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全国高僧大德和爱国爱教信众的拥护与参与下，佛教获得了空前发展，开创了崭新而可喜的局面，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现实仍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潜伏着危机；自近代发轫、由赞公等大德开创的佛教改革运动仍然未能全面实现目标；佛教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仍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和任务，由此我们更应该牢记赞公的话：“没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就没有改正过错的机会，昏天黑地，麻木不仁”。让我们通过他的这些 巨赞：《重申立场》，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第737页。谆谆教诲，学习他直面现实、反躬自省的态度，缅怀他爱国爱教、为法奉献身心的精神，继承他锐意进取、与时偕行的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