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人谓两风流：《道贤论》所记名僧名士（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澄）
孙绰（314-371）《道贤论》以名僧比附名士，颇能反映魏晋时代士大夫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自汤用彤先生以来，论述该时期佛教者对此文多有提及。然或因该论全文不存，唯有零星文字散见于《高僧传》，故而鲜见首尾详论之者。孙绰“以文义冠世”，《晋书》有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二有辑录。传，亲近佛教，有《喻道论》名篇行世，尝从高僧支遁、竺道潜诸人游，其人其文不可不察。故此，笔者试以《道贤论》残文结合其它资料，略论一二。
宋灵操《释氏蒙求》卷上云：晋有西竺七僧，普通儒释，辩论适时。故孙绰撰《道贤论》云：'此西竺七贤，比竹林七贤'。以法护匹山巨源，法祖比嵆康，竺潜比刘伯伦，于法兰比阮嗣宗，竺法乘比王浚冲，于道?比阮咸，支遁比向子期。凡此七贤匹于七僧，皆察其气概，较道量德，著其论文，盛传于时。
品评人物原本是魏晋时代文人雅士之风尚，清谈常见之话题。阮籍口不臧否人物，竟被时人视为德行。既然纵横议论，人物之匹配自然也视谈话之内容而有所不同，不必拘泥为定 《世说新语·德行篇》：“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一般认为，阮籍避免评论人物是为了防备司马氏的政治迫害，但此条也从侧面说明士人“臧否人物”的举止很普遍。式。如是推知，《道贤论》以七位名僧匹配竹林七贤，非仅就人物谈人物，自有其隐含的 例如《道贤论》以于法兰方以阮籍，而晋人或以于法兰比庾亮。主题。我们既不可生搬硬套，强为之索隐；也不能对文本不以为然，还要先分析内容，以发掘其后的主题。
一、七贤与七僧
其一、山涛与法护
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最为人所崇仰，然就年齿、位望而言，山涛（205-283）堪为其长。而法护（活跃于266-308）乃是中国佛教史上弘扬大乘佛法的先行者，“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孙绰以法护比山涛山巨源，大概强调的是二人同为领袖之地位。
故而《道贤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风德高远，足为流辈”是定评，称誉他们分别为士林和佛门之领袖，开一代风气。
另一方面，《出三藏记集》赞颂法护云：“护在长安，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是鸠摩罗什之前影响最大的译经家。他 僧佑：《出三藏记集》，引文据《大正藏》CBETA电子版。于般若经典、法华经典、华严经典皆有翻译，汤用彤先生评价他“于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又其学大彰《方等》玄致，宜世人尊之，位在佛教玄学之首也。”汤先生还指出，法护的助手及弟子如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等人，皆是当代名士、一时之选。他们就学于法护，无疑对士大夫亲近佛学的风气有所影响。
其二、于法兰、于道邃与阮籍、阮咸
《道贤论》将于法兰比作阮籍阮嗣宗，将于道邃比作阮咸，是以师徒比叔侄。其文曰：兰公遗身，高尚妙述，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
隐居于长安山林，后来又游历浙东山水。他的弟子于道邃与之同道，性好山泽，游履名山，有“清冷之誉”。汤用彤先生评价于法兰师徒说：
此段话表明，孙绰于《道贤论》之外还曾撰文赞誉所谓“八贤”，其好友支遁则像赞“五哲”。耆域等人《高僧传》皆有传，宗炳以上述诸人“神理风操”，远在慧琳之上。参宗炳《明佛论》之文，与此文呼应。其文曰：“近孙绰所颂，耆域、健陀勒等八贤；支道林像而赞者，竺法护、于法兰、道邃、阙公则，皆神映中华。”可知宗炳对耆域等人的赞颂，或受孙绰、支遁的影响，印证了“八贤”、“五哲”的说法。由此可见孙绰对高僧名士的品评，在当时颇有影响。
其三、帛远与嵇康
至于嵇康，《道贤论》则将之与帛远帛法祖相比。其文曰：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
嵇康与法祖相同，皆因构陷而死于非命。嵇康被杀，导因是得罪了司马氏的亲信钟会， 根本原因是不能见容于司马氏政权。而法祖是因为秦州刺史张辅受道士管蕃挑拨，逼迫其还俗辅政，不从而被杀。二人皆因“栖心事外，轻世招患”而不能见容于世。嵇康带有为捍卫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而舍身取义的悲壮色彩。而法祖的情况看起来有偶然因素，但联系法祖之弟法祚因同样的原因而被凉州刺史张光所杀，且昙无谶、罗什等人皆因才能而受到地方军阀猜忌，或被囚禁、或被杀害，或许多少反映出早期僧人为了捍卫作为方外之士的独立地位和信仰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从这一层面而言，法祖确与嵇康同，都是为信仰和自由不畏强权的勇士。
其四、法乘与王戎
竺法乘被比作王戎王浚冲，其文曰：法乘、安丰（即王戎），少有机悟之鉴，虽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
唐神清《北山录》说：“护门法乘，才慧俊拔。孙绰方诸王浚冲，以皆少有机悟之鉴也。”也就是说，孙绰将二人相提并论，是看重其天资聪慧。
据《出三藏记集》、《高僧传》记载，法乘在法护门下，年尚十三，有大户欲试探法护，假意借巨款，护尚未及回复，乘即代为答客曰：“和上意已相许矣。”客人走后，乘告护曰：“观此人神色，非实求钱，将以观和上道德何如尔。”次日，果如乘所言，客率一族皆皈依法护。
而《世说新语》记载，王戎亦早慧。《世说》之《识鉴篇》《赏誉篇》记录了不少神童的逸闻，王戎即其中的出类拔萃者。《赏誉篇》说钟会夸奖少年王戎“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比王戎年长二十余岁，而待之为友，每次去王戎家，只一味与戎清谈。其父王浑不解，阮籍便告其父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晋书》也说王戎“清明晓悟”。
其五、竺道潜与刘伶
竺道潜字法深，《道贤论》以之比刘伶刘伯伦。其文曰：
深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
竺道潜出身贵胄，是王导族弟王敦的胞弟，他师从非僧非俗的神秘人物刘元真。孙绰对刘元真也有评赞，其文曰：“索索虚徐，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汤用彤先生以“谈能雕饰，照足开蒙”判断刘元真是清谈之士，乃佛法与玄学融合的关键人物之一。
以上，就《道贤论》所言七贤与七僧略作一番比较分析，至于支遁与向秀，因与孙绰本人关系颇为密切，特在第二部分详述。
二、支遁与孙绰
孙绰与支遁及上文提到的竺道潜关系密切。《晋书·孙绰传》中就提到：支遁与道潜同为孙绰的友人，但二人皆不肯屈居对方之下。支遁当面向孙绰问“君与许询相比如何”这样的问题，而孙绰对支遁自称“弟子”，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孙绰对支遁非常尊敬。不仅仅是孙绰，《高僧传》说：“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可见支遁在士大夫中间交游甚广，所交皆一代名流。
孙绰曾陪支遁游，千年人谓两风流。羡君慕此乘双屐，结侣还来共一丘。衣冷雪霜犹未去，兴高云月肯甘收。耽诗重道皆无比，应敌当时万户侯。这也可以视为其时名僧与名士关系的写照。
在孙绰看来，支遁与向秀相同，因为他们都“雅尚庄老”，“风好玄同”。向秀作《庄子注》，未及全篇而终，后郭象即以向秀注为基础，完成全书，此为世所共知。支遁 《世说新语·文学篇》：“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世说》以郭象剽窃向秀，此为一悬案。
三、《道贤论》定位
试观《道贤论》一文的历史定位，至少有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佛教初传华夏，佛学与玄学同流，士大夫与高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功不可没。二者之间，既然“风好玄同”，行为举止有时竟难辨彼此。再加上《道贤论》一类作品的渲染，二者的形象进一步融合，遂有“士大夫佛教”之说。汤用彤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无复赘言：
其次，前文已经提及，品评人物是魏晋时代士大夫的风气。盖两汉以降，人物的品格与声誉不仅仅是朝廷取士的重要标准之一，亦是门阀士大夫用来自我标榜的资本。魏晋时代， 侯外庐指出：“正始之音”与品评人物的清谈、公议、品题等是分不开的，他列举了《世说新语·品藻篇》中的诸多事例。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91页。人物品评既有政治的、道德的意义，也逐渐带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
其三，《道贤论》的取舍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学风的差异。盖当时学风，北方注重实学训诂，而南人崇尚得意忘言。
开阔的地方看月亮，自然朦胧；透过窗户看日头，自然明亮，所以前人注释说：“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闇，故如显处看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支同上。遁的这一比喻，被时人激赏，实际上是以“智明”来嘲讽北人“识闇”。孙绰及同时代南人的文字中处处体现出对于“玄通”、“体悟”、“通神”的推崇，以南方“风好”为正宗。就此角度而言，《道贤论》反映的正是南方玄释合流的学风。
最后顺便一提的是，孙绰以七僧比附七贤，一定程度上也是借用“七贤”这一文化符号，寄托故国神游的哀婉之情。所谓“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当时的士大夫实则把浙东认作京洛。既然“长安不见使人愁”，他们也就只能以古人自况，在文化气韵上续其血脉，聊补一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