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以三教融合为中心

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以三教融合为中心

佛教从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与本土儒教、道教的漫长融合，终于成功在中国落地生根，和儒道鼎立而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儒道佛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支撑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主动地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协调，与儒道两家交融互补，并在隋唐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佛教在中土传播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与中国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中特出的表征，就是三教融合。

一、三教融合的历史轨迹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教融合，滥觞于汉魏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熟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一直有争论，一直有融合。在争论中融合，在融合中争论。本文采取三教融合的表述，而不采用“三教合一”的表述，是因为三教一直在融合中保持着个性，三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地“合一”。如果三教真正地“合一”，就不可能各美其美，而成了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和特质，在融合中保持着张力，在不失各自特性的同时又能吸纳对方的长处，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三教融合的妙谛。

（一）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教融合的主张，最早的雏型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牟融的《理惑论》。从作者自序可知，牟子研究佛道二教，受到了儒教徒的讥笑诽谤，为了化解认识上的矛盾，要倡导三教融合。《理惑论》站在佛教立场上引老子、孔子之语为佛教辩护，力图把佛教与儒道思想调和起来，论证佛与儒道本质并无二致，其基点是立足于三教的社会功能。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强力推动佛教的发展。但佛教要想真正获得发展，必须要在思想层面上和儒道相融才有契机。在这个阶段，倡导三教融合的典范是傅大士：

大士一日披衲、顶冠、趿履朝见。帝问：“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大士以手指趿履。帝曰：“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 楼颖《傅大士录》，《卍续藏》第69册，1335页。宋朝王安石作宰相时，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云卧纪谭》卷二，《卍续藏》第86册，672页。]。

梁武帝自己也作有《会三教诗》，倡导三教融合，其中最关键的两句是“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广弘明集》卷三十，《大正藏》第52册，352页。]意思是穷究三教的根源会发现它们是一致的，没有所谓的佛陀与孔子“二圣”；就教导信徒行善而言，三教也完全一致，也没有所谓的孔子、老子、佛陀“三英”。两句的宗旨是说三教同源同善，任继愈先生认为，梁武帝的三教会通思想应为“三教虽有深浅而均善”。梁武帝还作有伪经《清净法行经》，说“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 《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册，136页。]。
魏晋时代三教融合的另一个著名典故是虎溪三笑。东晋高僧慧远，送别来访的儒士陶渊明、道士陆修静，不觉破例过了东林寺外的虎溪桥，三人相视大笑，留下“虎溪三笑”的佳话。这一佳话后来成为中国画的重要题材和诗歌吟咏的对象。

魏晋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成为社会时尚。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为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进行中国化的理论改造，佛教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在翻译佛经时，以“格义”的方式，用儒道名词、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经，以期为传播佛教寻找出路，这种佛经翻译方式被称为“格义佛教”。如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迎合了儒家的圣人观念；把“无我”译为“非身”，使佛教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相沟通；为了消弥僧人不婚娶与儒家孝道相牴牾的矛盾，佛教把孝分为小孝与大孝，把佛教的大慈说成是最大的孝，把《盂兰盆经》说成是佛教的“孝经”[  参洪修平、韩凤鸣《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论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已初具三教融合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融合的观点。

（二）隋唐时期
隋代复归于一统，儒者王通提出了三教融合的主张，说三教各有优劣，但治世价值相同。王通的观点有较强的代表性。初唐王绩提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根本教法一致的观点。到了唐代，官方举办的讲论活动，促进了三教的融合。武德七年(624年)，高祖李渊把三教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令国士徐匡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高祖善之”[ 《旧唐书》卷一八九。]。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理论上的融合，主要还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教，以丰富发展自己。三教融合的提倡，在于强调其社会功能，强调三教在维系封建统治、协助社会教化方面的作用。

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的方向[  参张勇《柳宗元：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孔子研究》2010年第3期。]。宗密作《原人论》，主张三教一致、三教并行。此一时期出现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等伪经，显示了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调和性。

唐代以来佛教与儒道融合的推动者，主要是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了的禅宗。禅宗以中国文化特有的智慧，浓缩了印度大小乘佛学的精华，以活泼的方式、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明心见性”的宗旨。禅宗风靡中国社会，给儒、道二家以巨大影响。儒士中学禅、说禅蔚成风气。唐李翱学禅于药山惟俨禅师，著有《复性书》，用禅宗心性论来阐释儒家心性学说，开宋代理学的先河[ 参见张玉璞《唐宋帝王的三教融合思想》，《东岳论丛》2012年第7期。]。

晚唐以后，三教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三教融合成为被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观念。

（三）宋代

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制衡，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佛教与儒道的的真正融合，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宋孝宗赵昚淳熙三年写的《原道辨》说：
淳熙中，寿皇尝作《原道辨》，大略谓三教本不相远，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执之而自为异耳。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 《建炎杂记》乙集卷三。]

用儒家的伦理治世，用道家的方法养生，用佛家的智慧修心，三教功能虽然不同，都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大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苏的蜀学较多地接受了佛老的思想。苏辙公开主张兼容佛老，将兼容佛老、三教合一的内容作为朝廷策问的题目，要求诸生作答，说明当时调和儒释道三教的风气也影响到了朝廷和科举[ 《策问一十六首》，《苏辙集》卷七二。]。张商英喜欢研究佛学，著有《护法论》，体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想。在《护法论》里，张商英指出尽管三教各有不同的教旨教义，但又能用其特殊的方式来“善世砺俗”。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三教有如鼎足，不可缺一[  参：蔡方鹿《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江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宋代儒教学者盛行研究佛教、道教，吸收其教理，终于进入了儒学的黄金时代，一批儒学大师应运而生，周敦颐、二程(程颜、程颐)、朱熹、陆象山等人，推波助澜，提倡新儒学——理学。周敦颐提出了无极太极说，二程倡导气与理说，朱熹则继承并发展他们的学说，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俱。”[ 《晦庵集》卷一《久雨斋居诵经》。]从佛家思想充分汲取养分。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思想体系的。朱熹的理学思想，深受华严宗、禅宗的影响。朱熹青年时代即热衷禅宗，赶考时箧中唯有一卷《大慧宗杲禅师语录》。其“物物各一太极”的哲学观，主要受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及禅宗“一月遍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之喻的启发；周敦颐的《爱莲说》与佛教莲花自性清净的说教有关。

在道教界，北宋金丹派南宗之祖张伯端明确提出“三教归一”的理论，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 《悟真篇注疏》卷一。]。陈抟认为孔子以正心诚意而修身，老子以炼精养气而生身，释尊以明心见性而悟身，三者结合起来就尽善尽美了。张伯端的丹法先修命后修性，在修性时参合禅宗，其名著《悟真篇》讲传统道教内丹，外篇为《禅宗诗偈》，有诗称当时云门宗禅师雪窦重显为“吾师”。

与此同时，佛教界也积极提倡三教融和。名僧契嵩著有《原教》《辅教篇》等，把五戒十善和五常联系起来，认为三教有相同的旨趣，应当并存而不可偏废。大慧宗杲认为：“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诫恶，正人心术。”[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大正藏》第47册，911页。]虚堂智愚禅师认为“万派同源，三教一舌”[ 《虚堂和尚语录》卷六，《大正藏》第47册，1030页。]，都讲的是一个道理。《无准和尚奏对语录》云：“三教圣人同一舌头，各开门户，鞠其旨归，则了无二致。”[ 《无准和尚奏对语录》，《卍续藏》第70册，277页。]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篇以“三教”为名的《三教出兴颂》，颂末云“鼎分三足还归一”[ 《卍续藏》第101册，409页。]，强调三教不可缺一。
宋代三教融合的声音已经成为主旋律，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三教合一”。其实三教并没有合成一教，而是经过长期的抗争和磨合，找到了教理融通、襄助教化的共生共容的契合点。宋代以后，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融合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

（四）明清以降

明太祖著有《三教论》、《释道论》等，开明代三教融合之端，三教融合成为明中叶以后的思想基调。从南北朝到中唐，中国哲学史的主流，是佛道二家。儒学衰微不振，没有巨匠出世。从晚唐开始，儒家学者受佛、道二教的刺激，大幅度地吸收两家之说，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从而产生了宋明新儒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成为影响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想的主流思想。

王阳明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认为良知本体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是融汇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禅宗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 参何静《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与此同时，道教界则吸收了佛学及儒学的理论精华，产生出全真道等禅化的宋元新道教。全真道的产生就是三教相互融摄的典型代表。全真道以“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以“三教合一”、“性命双修”、“功行双全”、“全真而仙”为基本教理，杂糅儒、道、释三家理论，倡言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对传统道教的教理、教义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构建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  参范玉秋《三教合一与全真道》，《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具体而言，全真道所受禅宗影响最多，以“本来真性”为金丹，修行先性后命，亦即先用类似禅宗的方法识心见性，后用传统内丹方法修炼精气。王世贞《跋王重阳碑》说全真道祖王重阳之说“似禅而稍粗”。

宋元内丹派一般都将其丹法传承上溯于吕洞宾，据佛、道两家文献如《佛祖统纪》等记载吕洞宾曾参见鄂州黄龙山晦机禅师，深为折服，其诗歌中处处可见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开宋元道教内丹“性命双修”亦即道、禅双修之端绪。

明清时期，佛教日益衰微，明代四大高僧，对三教融合从理论及实践上做出积极贡献。云栖袾宏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知此，则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也。”[ 洪修平: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72—273 页。]云栖祩宏《山房杂录·题三教图》：“胡须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还相恋。”[ 《山房杂录》卷2,《大藏经补编》，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3 册，第 421 页 。]紫柏真可会通儒佛，曾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成是人人本有的“五如来”，要人皈依“五常”而成就佛果。蕅益常以禅释儒，自称“虽为释子，喜研孔颜心法示人”，著有《周易禅解》、《四书澫益解》，以佛学来诠释儒学[  参陈兵《晚唐以来的三教合一思潮及其现代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憨山德清也不遗余力地宣扬三教融合：“尝言为学要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九，《卍续藏》第73册，764页。]德清的《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指解》、《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阐释三教融合的著作，一直是学术界论证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经典文本，其目的是说明“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万派朝宗，百川一味。”[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五，《卍续藏》第73册，772页。]憨山德清从融合儒佛道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说来解释儒家的学问之道，以佛教本体论和八识说来发明老庄道学之旨，又以儒家伦理思想去解释佛教教义与戒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三教互释思想。

明代后期，林兆恩是三教合一的最有力的人物，他创立了“三一教”，将三教合一思想推向顶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

汲乎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皆归心佛学，融合佛儒。谭嗣同的《仁学》是儒佛合一之作。新儒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也都出入于儒释道三教间。熊十力将禅宗、唯识与儒家易学熔于一炉，创建了具有浓厚佛禅气息的新儒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明清以降的三教融合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被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观念。

二、三教融合的三个维度

佛教和儒道教在各自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都努力汲取对方的精华，融合互生。这种融合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融合，二是学术观念上的融合，三是宗教实践上的融合。佛教与儒教在社会伦理上的融合，表现为佛教吸纳儒教观念，消弥了“不孝”、“不忠”的责难，而主张佛门的忠孝；佛教与儒道教在学术理论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充分认识到心性的作用，强调三教同源于一心、初心、善心；佛教与儒道教在宗教实践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导人向善，主张普度众生、仁者爱人、仙道贵生。

一）佛教与儒教的融合
佛教的原始教义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而按照中国的政治、伦理观念，百善孝为先，且皇帝是代天行使权力的天子，具有至上无上的权威，任何人不得违反天子的意志，这就形成了佛教与中国伦理、政治的最大冲突。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趋同了中国伦理、政治，在孝亲祭祖、奉敬君王等最基本的伦理和政治观念上，彻底地服膺儒家学说。在强势的伦理、政治生态现实面前，佛教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承认君权高于神权，并奉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楷模，宣称“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名谟”[ 《历代三宝记》卷五，《大正藏》第49册，59页。]。

东晋慧远说：“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二，《大正藏》第52册，450页。]主动地向名教靠拢，认为佛教与儒教在民心教化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从唐代以来，佛教徒就正式向皇帝称臣，并清晰地认识到“帝王不容，法从何立?”[ 《缁门警训》卷三，《大正藏》第48册，1054页。]赞宁在《进〈高僧传〉表》中，就称“臣僧赞宁”。相应的，皇帝对佛教徒称为“卿”。称谓的变化，表明僧人不再以方外人自居而与皇权抗争，佛教是完全依附、臣属于皇权了。宋代之后，佛教从一般地提倡普度众生，转向了实实在在的忠君爱国孝亲，融合了儒家的基本理论，提出佛教应参与辅助王政。北宋名僧契嵩说：“夫圣人之道，善而己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劝世，岂欲其乱耶?”[ 《镡津文集》卷十六，《大正藏》第52册，773页。]在政治伦理上，佛教结合中国政治社会的实际情况，主动地向儒家靠拢，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伦理的基础和政治力量的支持。

二）三教皆源于一心

在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过程，三教同源的观念一直存在，这就在源头上为三教的融合找到了理论基础。三教圣人都一致指出，三教同出的源头，就是心性的源头。

明朝吏部尚书陆光祖向王龙溪问三家之学时，龙溪回答他说，佛氏重“明心见性”，道家重“修心炼性”，儒家则重“存心性”，三教工夫皆用于“心”。只是因为情境的差异，导致心发挥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参魏月萍《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蕅益智旭进一步指出，三教之“道”之所以相同，是由于三教之“心”相同：“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 《灵峰宗论》卷七之四。]而此“心”非他，乃是仁民爱物之心：“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 《灵峰宗论》卷七之四。]在具体运用层面，儒家以此心来“保民”，佛家以此心来“度生”，道家以此心来“爱物”。有了这仁爱之心，儒为真儒，佛为真佛，道为真道，而且三者都可以同归于一。

憨山德清也主张“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同源于一心，故“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五，《卍续藏》第73册，767页。] “孔老即佛之化身”[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五，《卍续藏》第73册，772页。]。

三）三教皆导人向善

从三教的功用性上看，都是要导人向善。晋宋之际隐士宗炳在《明佛论》中提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弘明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12页。] 中唐时宗密著《原人论》，宣称：“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 《原人论》卷一，《大正藏》第45册，707页。]。

宋真宗从经世治国的立场出发，倡导不管是什么教，都要襄助王化，导人向善：“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

明洪武中，建康府待诏沈士荣居士著《续原教论辩解》十四篇，认为三教同源于心性，导归于至善。文云：人之为类不同，故圣人之教不一，此教之迹所以异也。然为善不同，同归于治，穷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教之理所以同也。此心也，此理也，天下未尝有异也，迹之虽异，若推而极之，必当致其同也。……若得本忘末，不为迹之所惑，研穷心性之原，直趋至善之地，则殊途同归，无有彼此之间矣[ 《续灯正统》 卷 42, 《 卍续藏经》 第 144 册 , 第 984 页 。]。

三教的宗旨，都要是人臻于至善，“直趋至善之地”。

全真祖师王重阳也主张，三教都以扫除人的妄念、救治人的愚迷为己任，都以普度众生为宗旨：“三教分明，解救平生之苦”[  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336页。]。三教的不同，只是表现形式有异、立教侧重点不同、分工不同而已，在救治人生、教化社会的根本功用上，三教并没有差别。他自己在实际的修行和教化弟子的过程中也是糅合三教，不拘一格：“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  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324页。]

三教皆导人向善，这里选取度人为切入点，分析三教在导人向善方面的主张和实践的融通性。

1.佛家的大乘精神

中国佛教的精神是大乘精神，是大慈大悲的济世精神。《佛说观无量寿经》：“诸佛心者，大慈悲是。”[ 《大正藏》第12册，343页中。]小乘度自己，重自利；大乘普度众生，重利他。大乘精神的本质，就是悲智双运。智，是智慧，上求菩提，获得解脱；悲，是慈悲，是下化众生。与乐曰慈，拔苦曰悲。大慈大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慈大悲是真正而彻底的慈悲。把上求菩提和下化众生结合起来，就是悲智双运，也就是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净慧长老用现代的语言把大乘精神总结为“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深得教界、学界和各界的一致认同。

大乘佛教认为，如果悟道的人仅仅是为了克服生死的此岸而达到解脱的彼岸，仍然属于自私狭隘，因为他撇开了其他人的痛苦，而只是追求个人的解脱。当他悟道之后，必须回到充满着烦恼痛苦的此岸世界，以同体大悲使一切人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才是禅者生活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才是大乘禅者“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大正藏》第10册，106页。]、“生死即涅槃”[ 《中论》卷三，《大正藏》第30册，21页。]、娑婆往来八千度、倒驾慈航、慈航普渡、度驴度马度一切众生的独特情怀和担当。

大乘禅者强调“不住涅槃”，也就是不拘泥于“悟”的涅槃，而是无私地关怀着陷于生死流转的一切众生的解脱，回到生死的世界，返回轮回的世界，以拯救在生死中受苦难的众生。对这种情怀，禅者称之为“下座行”。禅者对悲智双运的形象表述，是“那边会了，却来这边行履”[ 《古尊宿语录》卷十二，《卍续藏》第68册，72页。]。当一个禅者发现了自己的觉悟性后，他会重新回到世俗社会，以实现普度众生的弘愿。
《法华经》说，大乘禅者永远不会进入最后的涅槃，他要停留在众生当中，为教育与开悟他们而工作。只要能有助于众生幸福，他会不辞任何艰辛无数次到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来。沩山禅师曾宣称死后要到山下施主家作一头水牯牛，这种“普天成佛兼成祖，独有沩山作水牛”的大乘悲怀[ 《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十五，《卍续藏》第65册，565页。]，激发了许多禅人的向往之情。禅者投生为水牯牛，默默无悔地为人类工作，这是大乘精神的生动体现。宋代同安常察禅师《十玄谈》：

披毛戴角世间来，优钵罗花火里开。烦恼海中为雨露，无明山上作云雷。[ 《联灯会要》卷三十，《卍续藏》第79册，266页。]
“披毛戴角世间来”，有菩提心的人，愿意变牛作马，来到人世间，为回报众生而工作，“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三，《大正藏》第10册，126页。]。“优钵罗花火里开”，优钵罗花是印度一种很清香美好的花，它绽放在熊熊燃烧的尘世的欲望之火中，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烦恼海中为雨露”，在烦恼海中，禅者好像甘露法水，为众生为万物作雨露。“无明山上作云雷”，在无明的高山上，自己要作云雷，要振聋发聩，使众生早日觉醒。

2.儒家的仁爱情怀

佛教大乘精神，与儒家仁爱思想息息相通。儒家以仁为本，儒家思想的初心，就是仁爱之心：“天地莫不有初，万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从其初心而充之，无非仁者。”[ 《萧氏梅亭记》，《文山集》卷十二。] “夫子赞易，独于《复》之一卦系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初也。”[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讲义·复其见天地之心》。]仁就是对他人的爱护与帮助：“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仁是时时刻刻存在于心中的的仁爱初心，生命情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儒家主张先修炼好自己，再落实到安人的仁爱实践上来：“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篇》）儒家初心的这种品格决定了“儒治世”（宋孝宗语）的入世倾向和行为模式。佛家的自度度他，精神实质上也就是儒家的修己安人。

3.道家的贵生思想

佛教大乘精神，也就是道教的上善之心。《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利益万物而处下不争，这样的善行才是道的体现，是德的践行，广行善举是道家的入世情怀和济世功德。“生之畜之，生而不为，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生长养育万物，生长而不占有，养育而不依恃，导引而不主宰，这就是最深的“德”。道家强调“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  葛洪《抱朴子·内篇》。]可见善行与修道成仙密不可分。《道藏》第一部经典《度人经》主张：“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孙思邈悬壶济世，丘处机一言止杀，都是道家济世度人的楷模。只不过道家在提倡济世度人的同时强调不要居功，“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世人往往看重其逍遥游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济世的初心；只看到了其“身退”的结果，而往往忽略了其“功成”的追求。

三、三教融合的经典个案

佛教和道教、儒教长期共存，互相影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瑰美景观。这在观音形象的演变、大足石刻的雕像中表现得尤为特出。观音菩萨既是佛教的菩萨，也是道教的神仙慈航真人，又是儒家的孝顺女儿；大足石刻既有缤纷多彩的佛菩萨造像，也有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的造像，有儒家的石经、道教的诸神，还有将三身佛、孔子、老子堂而皇之供列在一起的佛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潮。

一）观音形象的跨界演变

观音菩萨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一是从男性形相转变为女性形相，一是从佛教的观音菩萨跨界进入道教成了仙真。关于第一个方面已成共识，此不赘述，重点介绍第二个方面。

中国的观音信仰的兴起，从文本角度来考察，一是得益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观音神力的宣扬：“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妙法莲花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正藏》第9册，56页。]一是得益于民间传说的宣扬。宋元时期的《观音得道》《观音大士传》《观世音菩萨传略》等书多称观音是妙庄王的三公主，在香山修行得道，后来妙庄王得了重病，妙善献出自己的双手双眼，治好了妙庄王的病。其善心感动天地，重新长出千手千眼，成为千手千眼观音。

观音信仰的兴起以及在民间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被道教所注意。道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在编撰诸神谱系时，将观音菩萨吸纳进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综合诸家之说，称观音“乃是鹫岭孤竹国祇树园施勤长者第三子施善，化身来生于北阙国”，成为妙庄王的三公主妙善，因“誓不成姻”而惹怒其父，后出家为尼，历经劫难，终于在南海普陀岩修成大道：“玉帝见其福力遍大千，神应通三界，遂从老君妙乐之奏，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赐莲花宝座，为南海普陀岩之主。” [ 胡道静《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780页。]通过随心所欲河汉斯言式的编造，观音菩萨被吸纳成了玉帝门下的干将。在这里，妙善公主出家、成道，有佛家的修行经历；观音出家仍不忘孝父，有儒家的孝悌之心；观音得老君的举荐受到玉皇大帝的册封，有道教的神仙术法。观音菩萨的跨界演变，鲜明地体现了三教合一的特点。观音菩萨把儒家的孝道、道教的仙法和佛教的菩萨救苦救难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宋代以后，在三教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本属于佛系的观音菩萨，被道教积极吸纳，在在民间形成了道系的“慈航真人”信仰，道教的神仙谱系中新添了一位慈航真人。慈航真人是之一，与佛教人物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拘留孙佛，一起被吸纳进道教的神谱，成为昆仑山元始天尊门下十二弟子中的慈航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拘留孙，被称为“十二金仙”。十二金仙中有四位竟然来自佛教，道教的跨界收编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为了逆转世人观音菩萨只属于佛系的认知，《太上碧落洞天慈航灵感度世宝忏》特意把观音菩萨的出身作了编造，说“世只见宏教于佛，而罕识前隶于仙”[ 胡道静《藏外道书》第30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101页。]。原来，观音菩萨是“前隶于仙”而后来才“宏教于佛”，慈航真人乃是观音菩萨的前身：

心印菩提，玄、释本皆无异；真空妙有，佛、仙实亦同源[ 胡道静《藏外道书》第30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100页。]。可见道教收编观音菩萨，还是基于佛仙同源的三教融合的立场。只是佛道思想家们说的佛仙同源，是源于一心；而在民间化的道教传说中，把这个同源具象化了，具象化成具体人物的佛仙同源。这是将形而上的大道变成了形而下的形器了。但尽管这种吸纳很勉强、幼稚，在中国民间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著名仙山陕西镇安塔云山金顶上有座观音庙，庙门上的石雕楹联是：“树长菩提，荫庇人天百岁；花开优钵，香荡世界三千。”完全是佛教的词语和意境。

从慈航真人观世音“仙佛同源、佛道双栖”身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道教吸纳、改造佛教以壮大自身影响的努力。观音菩萨进入中土后，先是因应着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转男身为女身；后又被道教主动吸纳，跨界变身，成为慈航真人，生动地演绎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美美与共的精采故事[ 参刘晓艳《仙释圆融 佛道双栖——慈航真人观世音仙话传说的文化观照》，《集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二）石刻中的三教融合

佛教与儒道的圆融，体现在有的庙宇既供奉佛教神灵，也供奉道教仙真，还奉祀儒家圣贤。如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的恒山悬空寺，就是三教融合的独特寺庙。悬空寺里的三教殿，将儒释道三教鼻祖共同供奉，三教共处，气象融和。三教融合的情景，还呈现在石刻艺术中，大足石刻就是经典之作。大足石刻始凿于公元七世纪的初唐时期，在九至十三世纪的两宋时期达到鼎盛，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大足石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汇融了儒、释、道三教，以丰富的石刻群像生动地阐释了三教融合。
北山佛湾石雕长廊有很多净土宗、密宗、禅宗的珍贵石像。繁丽精工的“净土”，多头多臂的菩萨，形色各异的观音，美感摄人心魄。而矗立在石窟中部的古文《孝经》碑刻，则与佛教诸神一起接受着众生的尊崇和礼拜。

宝顶山石窟《报父母恩重经变》生动刻画了父母含辛茹苦养儿育女的艰辛历程，《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史诗般地描绘了佛教报效父母恩德的故事，选取的都是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题材；《观无量寿佛经变》则以“大藏佛说”的口吻，明确地宣称只有行孝才有进入极乐世界的资格。宝顶山石窟的《缚心猿锁六耗图》，是刊名“傅大士作”的譬喻图像，以猿猴譬喻妄心，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攀缘外境，虚耗心神。缚心猿锁六耗，就是降伏攀缘逐境的妄心，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石门山石窟中，释迦与玉皇的石龛仅一墙之隔。三皇、东岳大帝、千里眼、顺风耳等道教造像杂陈于众多的佛教龛像中，显现出典型的佛、道合一造像的新景象；石篆山石窟中，老子龛、孔子龛、三身佛龛等三教的尊像堂而皇之的供列在一起；妙高山石窟则有三教龛，在同一龛里，释迦、老子、孔子的尊像被一起供奉。

大足石刻，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新思潮。在这里，佛教和儒道融合的场景，通过石刻艺术，被史诗般地、永恒地凝固在了气韵飞动的石壁上。[ 参江涛《大足石刻：一部承担融合三教的文化巨著》，《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