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敦煌为中国大乘佛教发祥地浅议
（一）“敦煌菩萨”竺法护与中国大乘佛教的奠基
中国的大乘佛教又称“入世”佛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后而根植于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适应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大乘佛教提倡菩萨行即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发展。而之所以有这种局面，与“敦煌菩萨”竺法护密不可分。
关于竺法护的研究，国内外前贤成果较多。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论文论著中，都对竺法护的贡献极为肯定。上世纪60年代，吕澂先生在《中国佛佛源流略讲》中就对竺法护的历史地位十分推崇，并专文介绍法护事迹；[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 页35-39。]陈国灿先生1983年也发表专门文章；[陈国灿《吐鲁番出土〈诸佛要集经〉残卷与高僧竺法护的译经考略》，《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辑,页6-13。 ]1985年出版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被认作中国佛教史权威之著《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大篇幅介绍了法护的事迹[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35，48－110页。]；同样是由任继愈总主编、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更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竺法护……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万里寻师。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他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之间，先后47年（266—313），译经150余部，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等。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译介。这些佛籍的内容非常庞杂，既包括有思想深沉的多种哲学流派，又含有形式粗鄙的原始宗教观念，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的基本面貌，在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僧传》本传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140页。]
书中所引僧传的评价很具有代表性。另外还特别强调了法护所译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精典之作《正法华经》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法华经》10卷，晋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中心思想是“会三归一”、“藉权显实”，也就是肯定了佛教在流布过程中广泛吸取别种宗教流派的作法是合理的。它把已经融会于大乘佛教之中而又异于原始佛教的思想信仰，解释成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方便手段，同时也给原始佛教以恰当的地位，看作是同一“佛乘”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说法，调和了佛教内部的派别对立，也为进一步容纳其它民族民间信仰崇拜进入佛教范围开创了道路。[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这里实际上是对大乘佛教的包容和社会性意义也是极大的肯定。
1996年，杨绳信先生发表《竺法护其人其事》，文章虽然不长，但对学术界关于竺法护的历史地位的提升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杨绳信《竺法护其人其事》，《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而在所有关于竺法护的研究成果之中，李尚全先生的《竺法护传略》则最为详尽和丰富。[李尚全《竺法护传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不过专家们对法护的生卒及活动年代的论述方面有少许出入，但大致可以断定：230年前后出生在敦煌，后游历西域诸国，286年在长安建敦煌寺，310年前后去世，享年78岁。[专家所论，生年为227－237年，卒年为307至314年，恕不一一列举。]
在法护之前，佛经翻译家也不少，译出经典亦丰。但翻译大乘佛典者，仅东汉支娄迦谶只译出为数不多的几部而已，而且在当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法护能够翻译出众多的大乘佛典，与他自己的学养很有关系。据史籍记载和专家研究，法护虽然自幼出家为僧，但前半生主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经学教育，[参见李尚全《竺法护传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学习的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方面正是大乘佛教的入世哲学和菩萨精神的体现。所以除了语言方面的功力之外，对经典思想内容的准确完整的理解也是翻译的重要条件。法护基于他前半生的积累和认识，以个人之力译出促进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大乘佛典，对中国的大乘佛教起到奠基作用。因此可以说竺法护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奠基人，诚所谓“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正因为是敦煌人，竺法护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敦煌菩萨，让敦煌的名字和这位为中国佛教发展贡献巨大的高僧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而敦煌在竺法护之后的近两千年中又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所实践的正是大乘佛教。近两千年的历史证明：无论是中国的大乘佛教，还是象征人类古代文明的敦煌文化，是法护成就了敦煌，敦煌也为法护增光添彩。
（二）唐代就认定的佛教圣迹宕泉河仙岩寺
敦煌遗书P.t.993是一幅风景画（图1）：此前得到国内外的从多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法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即收此图；法国学者拉露目录作“山屋图”，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注记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第130页。1996年，日本与法国联合举办“丝绸之路大美术展”中展出此图，日本出版展览图录说明作《僧院风景图》，认为系敦煌地方寺院的印象之作；虽然也提到藏文铭文，但未作译解，只是据其说明该画受到吐蕃影响云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大美术展》，读卖新闻社发行，1996年，第110页。]，山谷中，小河边，在佛塔与树木环绕的台地上，有一处类似佛寺的建筑院落，内有藏文题书。2012年，赵晓星博士发表《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将此画定名为P.T.993《吐蕃寺庙图》，对图中和藏文题记Shod kyi bshad kang dang dge vdun gyi knas khang作了翻译：“下部的讲堂和僧舍”；[赵晓星《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此译文后经众藏族学者教授确认无误。给笔者从事了30多年的莫高窟历史的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通过实地勘察和众多同仁的共识，已经基本确认P.t.993所绘所绘风景实为莫高窟以南的宕泉河谷中的城城湾遗址的一部分（图2、图3），与印度王舍城灵鹫山释迦说法处（图4）在地形上有些相近，与建于公元2世纪的犍陀罗塔夫提拜山岳寺院（图5）的地形环境和建筑格局完全一致。[参见贾应逸《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13－114页。]同时，南为上、北为下的地理方位也是早期佛教寺院的规矩。所不同者，是僧舍与讲堂周围多出许多佛塔，多为当地僧人灵骨之塔吐蕃时代上距塔夫提拜山岳寺院的已有七八百年之久，相隔数千里之遥；建筑方面有些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而P.t.993残卷的左上角，残存一塔的檐角和基座，与僧舍和讲堂隔河相望。画中的这座塔，从规模上看，比僧舍和讲堂周围的塔都要大很多。根据现在遗迹，城城湾遗址对岸的山坡上保存一处直径约10米的圆形塔座遗址，再往西还有十余座小型的塔座遗迹（图6）。看得出，这里古代曾是一处专门埋葬僧人遗骨的“塔林”，就在这里活动过的高僧而言，而且，从地形地貌及建筑格局上看，这里地处城城湾的门户，遂使大塔成为城城湾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从莫高窟周围的各个角度，很远就可以看到这座塔。
关于P.t.993的画作时代，一般因为有藏文书而认为是吐蕃时代，即敦煌的中唐时期。敦煌的老一辈美术家关友惠先生从画风上分析应属于晚唐，即张代归义军时代的作品。实际上，敦煌的中晚唐之际的画匠队伍是同一批人，藏文在整个晚唐五代时期都在敦煌和河陇广大地区内使用。因此，吐蕃后期和归义军初期也可以是同时代。问题在于：画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绘制这幅城城湾的风景图呢？答案只有一个：即城城湾是佛教胜地或先贤圣迹。在敦煌石窟唐代以来壁画中，描绘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传说、圣迹、人物的画面比比皆是，其中如凉州瑞像和《五台山图》、《峨嵋山图》等，都是描绘在中国境内的佛教圣迹，都是用风景画的形式表现山川地貌，展示佛教建筑群；特别是《五台山图》，从吐蕃时期就多次出现，以至后来成为敦煌壁画形像地图之集大成者。而就莫高窟城城湾讲，它可能不仅是画家的处的吐蕃时代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且很可能是重要的佛教圣迹！作为历代高僧名僧聚居与活动场所，而且在画作当时更是众多僧人聚居、修习和生活之地，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佛教圣地。
与P.t.993同时代的莫高窟历史文献《莫高窟记》在追述莫高窟创建之历史时曾特别提到：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严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据贺世哲先生研究，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为西晋时以草书出名的“敦煌五龙”之首；索靖西晋时在朝为官，公元303年战死，追赠司空。唐代敦煌文献在追述莫高窟早期历史时有云：“虫书记司空之文，像迹有维摩之室。” （《吴僧统碑》。虫书又称鸟虫书，草书之一种，此处即指“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之书体。[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又，公元十世纪中期的《董保德功德颂》（S.3329）也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石壁刀削，虫书记仙岩之文；铁岭锥穿，像迹有维摩之室。” [参见拙作《〈董保德功德颂〉述略》，《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这里将“司空”作“仙岩”，实际上更明确更具体地说明了晋司空索靖的鸟虫书与仙岩寺的密切关系。所以，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无论是传说还是追忆，答案都是一样的：“索靖题壁仙岩寺”是莫高窟历史上不容怀疑的事实。
贺世哲先生曾判断索靖题壁及法护译经之地点应该在莫高窟：索靖时期敦煌佛教盛行，不但集中了一批经竺法护为首的高僧，“立寺延学”，翻译佛经，而且“道俗交得”、“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同时，高僧多喜隐居深山，据《高僧传》，法护与弟子法乘等均如此。戈壁滩中宕泉河畔鸣沙山麓的绿洲，正是敦煌地区最适合修行的好地方。因此当时有僧人在此建寺，名人游历至此，题书壁上，也是不足为奇的。[ 同注13。]索靖与竺法护为同一时代活动于敦煌地区的文化人，而且活动的地区范围十分有限。贺先生的推断有理有据，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笔者利用常住莫高窟的便利，对莫高窟及其周围的环境作过多次反复详细的考察，一直认为，位于莫高窟以南约2公里处的宕泉河谷内的城城湾遗址，可能就是竺法护当年“微吟穷谷，枯泉漱水”、“濯足流沙，领拔玄致”之地；当年法乘“立寺延学，忘身为道”之地；当年索靖“题壁仙岩寺”之地；也是后来的是讲堂、崇教寺塔和弥勒院所在，它的历史在敦煌比较早，至少比莫高窟创建时间要早；而且，它作为一处综合性的佛教建筑群，在敦煌存在和被使用了很长的时间。[ 见拙作《莫高窟新发现的窟龛塔墓遗迹》，《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而 P.t.993内残存的藏文题书关于寺院格局的描述，让笔者关于城城湾遗址是一处早期的佛教寺院的判断得到进一步证实。
“城城湾”作为地名，是近代敦煌当地百姓随意所命名；如果还其本来面目，应该是敦煌遗书所记 “仙岩寺”（详后）；再参照壁画《五台山图》、《峨嵋山图》等，我们可将P.t.993命名为《宕泉大圣仙岩寺图》，即《仙岩寺图》。有趣的是，P.t.993与《莫高窟记》同时出现，应该是那一个时代的记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仙岩寺这块地方，是包括莫高窟在内的宕泉河流域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最晚也应该是从汉代开发河西后就有的。这是因为，在西距城城湾约500米的被称为沙坡墩的沙丘之间，有一座汉代烽燧遗址，由沙土、碎石与红柳、芦苇层层压盖、筑垒、夯实而成，虽然只剩底部，但堆积层也约有七、八米之高；这种就地取材，用石块、砂土、芦苇、红柳、芨芨草等一层层筑垒起来的大型烽燧遗迹，是敦煌一带现存汉代长城与烽火台建筑的典型构筑形式——即砂石积薪压盖垒筑形式；顶部被风沙碎石的薄薄遮盖下，有很厚的褐色生活灰层；在这个建筑遗迹的东南西三面斜坡上我们还看到大量的陶片，是典型的汉代灰陶残片。经过粗略地丈量，山包上部的人工堆积层的直径约十米有余。[ 李并成先生早年就此做过叙述（参见《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71页），引用他人之说以此处汉代遗址为沙坡墩烽燧，且其中相关的数据，如“覆斗型”、与唐烽相距“半里“等，有失偏颇。沙坡墩烽燧指现存的唐烽；汉烽燧现为废墟，谓烽燧建筑形制“覆斗型”更是无从谈起。]从遗迹尺寸看，当时这里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军事设施，应该可容纳一定数量的军士兵卒驻守。由此可见，从汉代开发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开始，宕泉河流域的这片土地就得到人们的精心就守护和开发利用。而当年驻守烽燧的士卒们，也可以说是莫高窟历史的开拓者！而离汉代烽燧最近的城城湾应该是他们的生活基地。这就给竺法护时代在这里创建寺院创造了人文环境。
（三）敦煌高僧昙猷与禅修肇始及莫高窟的创建
昙猷是东晋时代出生和成长于敦煌的著名高僧，他的主要事迹是作为浙江佛教的六大创始人之一，在江南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和留下的众多遗迹。[参见马德《敦煌高僧昙猷与浙江佛教》，《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 [《高僧傳》卷第十一《習禪·竺曇猷三》，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
僧传的意思是说，法护译出禅经，是建立理论；而后有了昙猷等人的修习实践，使得习禅（大乘佛教）成就辉煌。这里正好将敦煌早期佛教的历史脉络展示出来：法护译出禅经，昙猷等从事修习实践，使得佛教得到大发展。法护译的禅经和昙猷开的禅窟，就是莫高窟和敦煌石窟历史的先声！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在敦煌的创立和发展！那么作为家在敦煌的僧人昙猷，岩寺一带应该是他最理想的坐禅修行之场所。而且，昙猷的出生年代基本上与法护的活动年代上下相接，应该属于法护瓶子法乘“立寺延学”时的学僧之一。
关于敦煌石窟的创建年代，传统的说法为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在莫高窟始凿窟，见于唐代碑文[ 参见拙作《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敦煌遗书P.2691《沙州城土境》有一处东晋永和九年建窟的追述：
从永和八（九）年癸丑岁初建窟，至今大汉乾佑二年乙酉岁，算得伍佰玖拾陆年记。[ 参见拙作《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永和癸丑（九年）为公元353年，五代后汉乙酉为公元949年，相距正好596年。永和九年前后，正是昙猷在敦煌的学习和修禅的年代。因此，按照法护“译出禅经”而“依教修行”的昙猷，在仙岩寺周边凿龛坐禅修行，当顺理成章。
在城城湾寺院遗址西侧的崖体上，保存有一座方型小龛和一座洞口被流沙掩埋得只剩一道缝隙的圆券形龛，龛前部崖体蹋毁，（图8）但仅就现存窟龛状况看，此龛在敦煌石窟可算得上是中型窟；窟顶贴有较厚的草泥皮。笔者推测这两座窟龛，应该是宕泉河谷最早的佛教石窟，开莫高窟创建之先声。很有可能是永和九年时昙猷法师所建用于修习禅定的石窟。并与敦煌高僧昙猷及其莫高窟的创建联系在一起。[参见拙作《敦煌高僧昙猷与浙江佛教》，《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莫高窟记》所谓“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严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可能就是从昙猷凿窟算起的。作为大乘佛教的根基，禅修在敦煌的出现比达摩早了180年。即使是按唐碑所载公元366年乐僔开窟，也是因禅修所为，都比达摩早160多年。
（四）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与人类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成因
公元4到14世纪，在那片广大的区域内，开凿兴建了以莫高窟为首的敦煌佛教石窟群，包括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肃北一个庙、玉门昌马等石窟群。1600多年后，这些石窟群还为我们保存了我国中古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窟大约近900多座，里面有壁画50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多身，她用艺术图象记录了中国古代1000年间的历史与社会风貌，是世界范围内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宝库。在所有展现人类古代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敦煌石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敦煌石窟艺术包括敦煌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敦煌石窟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全面展示了埃及、印度、中国和希腊等世界人类古代文明，集中体现了世界人类的古代文明中心的内容，显示出极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100多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3至10世纪的写本文书和大量美术品、印刷品等，为近代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敦煌的艺术品中。丰富多彩的绢画、纸画、麻布画、剪纸（窗花、覆瓣莲花）、刺绣、画幡等，以及集艺术史、经济史与科学技术史价值为一身的版画（雕板印画），就是藏经洞出土的。从内容方面讲，藏经洞文献主要是写（印）经（主要是佛经，也含有一定数量的儒家经典、道经及其他宗教经典）和文书两大类；这里包括了汉文和藏文等其他民族文字的写本和印本。在全部敦煌文献中，社会文书，包括政治、军事、法律、民族关系、经济（人口、土地、租典、贸易、买卖、借贷等等）、文化、文学（小说、诗歌、变文、蒙书、类书、文选等）、乐舞、教育、科学技术（医学、历算），杂术（巫卜、方术等）、历史地理（正史、方志、游记等）等包罗万象的内容，堪称敦煌及中国古代历史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真实的记录，其内容价值与石窟本身并驾齐驱，相得益障。
因为敦煌地处亚洲腹地，属中亚或古西域范围。历史上，就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重镇。是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人类最古老和最优秀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等在这块土地上神奇地进行了交汇和融合，形成了集东西方世界古代文明为一体的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的象征。因此，敦煌又被誉为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中心。敦煌历史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东南西北各地的优秀文化，所形成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加之敦煌又有效地保存了这种文化，所以敦煌被看作人类古代文明的中心，敦煌文物又被看作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
所有这一切，均有赖于敦煌菩萨竺法护与敦煌高僧昙猷的奠基！
（五）结论：历史造就的中国大乘佛教祖庭地位
“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 昙猷遵循法护所译禅经在敦煌从事禅修的实践活动，是竺法护佛事活动场所的延伸，时间上发生在公元353年前后，比佛教史上的“达摩面壁”早了近180年，应该认定为是中国佛教禅学的奠基人。与达摩稍有不同的是，昙猷是在自己开凿的小龛里修行，而这些小龛作为敦煌石窟的创建之先声，成就了敦煌石窟的千年辉煌；昙猷后来在浙江天台山等地的佛教活动，也主要是以禅修为主[ 参见马德《敦煌高僧昙猷与浙江佛教》，《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我们在这里可以将昙猷的禅行称为法护禅或敦煌菩萨禅。空间上，竺法护和昙猷先后确立大乘佛教的禅学理论并付诸实践，发生在敦煌同一块地域上，就是位于今天的宕泉河谷内莫高窟城城湾的敦煌晋代仙岩寺：它曾经因为有竺法护而成为最早的大乘译场，接着又因为有昙猷而成为最早的禅修基地。
仙岩寺在地形上与印度王舍城灵鹫山释迦说法处有极其相近之处（图10）。印度王舍城灵鹫山释迦说法处是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宣讲《法华经》的地方；而正是竺法护第一个将大乘主要佛典《法华经》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这就使得仙岩寺更加神秘，也更加神圣！而且，仙岩寺作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作为历史上“敦煌菩萨”竺法护曾经活动过的西晋古刹，可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是敦煌高僧昙猷在竺法护译出禅经的前提下“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如果说是祖庭的话，敦煌仙岩寺应该是所有大乘佛教（密教之外）的祖庭，当然了包括了所谓的“禅宗”祖庭。
竺法护与昙猷在敦煌从事佛事活动的场所，与敦煌莫高窟为同一地域。竺法护和昙猷先后确立大乘佛教的禅学理论并付诸实践，成就了中国佛教的千秋大业，特别成为敦煌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敦煌石窟从僧人的禅修基地和后来作为面向大众的佛教活动场所，是竺法护与昙猷创建和奠基的大乘佛教事业的延伸和发展。而以敦煌石窟为中心的敦煌历史文化今天被认作世界人类古代文明的象征和结晶，竺法护和昙猷都作为奠基者居功至伟。竺法护和昙猷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就是敦煌对中国早期佛教发展的贡献，也是敦煌对世界人类古代文明的重大贡献。
附记：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需要对作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的仙岩寺及其周边进行开发和建设。前景广阔，意义重大。
第一，以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仙岩寺遗址的发掘、整理、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周边的广阔空间（图9），加强深入研究，恢复文化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增强民族凝聚力。
第二，在敦煌，祖先们留给我们这么多，我们也应该想着这祖先们做点什么，也为子孙们留点什么，而不是一个光秃秃的戈壁滩。
第三，合理的开发建设，做好了，也是对自然条件的改善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对莫高窟的永久的更有效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