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教授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从在印度创立之后，经过后人的努力已经从印度传到世界各地，其中经陆路向北通过中亚和西域等地传入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海路向南通过斯里兰卡等地传入东南亚地区，由此可知佛教在世界的流传只有两条根本路线，一条是通过陆路传入世界各地，一条是走海上乘船传入世界各国，这两条路线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通道，前者是陆路丝绸之路，后者是海上丝绸之路，本文试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以飨读者。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初传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习主席的倡议被称为“一带一路”，已经获得了世界很多国家的赞同，目前正在深入展开，作为走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宗教——佛教，历史上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之一，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为中国佛教打开了内外联系的通道，让中国佛教走向世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面的地图显示，红色的线条是外来佛教传入中国陆路丝绸之路，绿色的线条则是广袤海洋下的中国佛教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据梁启超研究，公元前后“盖当时中印交通实以日南为孔道也。”[陈士强导读，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日南”就是现在的越南等地，说明电台早的中印交通是通过走越南等地而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海路与陆路几乎同时传入。梁启超认为：“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迩湿弥罗、键陀罗所传者，则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陈士强导读，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南北宗”在这里指的是印度佛教向世界传的南北两大路线，向南传的是通过海路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亦即巴利系佛教，又称“小乘佛教”，主要流行在东南亚地区，故称“南宗”。向北传的是通过陆路中亚(迩湿弥罗,亦称 宾，即现在的克什米尔)的汉语系与藏语系佛教，亦称“大乘佛教”主要流行在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地的东亚地区，故称“北宗”。现在世界佛教的国家里面南北两宗都有流传的国家只有中国，而且在梁启超看来，“南宗”传入中国早于“北宗”。
广西梧州，古称苍梧，亦称交州，是我国古代南方最重要的古海港之一。学者曾经指出从交州佛教“可以看到南北两地的译经，又可以直接从来自南亚的佛教徒接受佛教教义，而我们现在只可依据有限的数据进行推断。”[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201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这是说交州的佛教很可能直接来自于南亚佛教，而南亚佛教除了印度佛教之外，还有斯里兰卡的佛教。汉代交州佛教徒牟子写了一本《理惑论》，专门提到：“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搢绅之饰也。”[《弘明集》卷一，CBETA, T52, no. 2102, p. 3, a26。]
这里的“披赤布”即是披袈裟。按佛经里说法，僧人出家受戒时“既剃落已，即教令着袈裟色衣，其着衣时，齐整服饰，偏袒右臂，教在众前，右膝着地，教令顶礼诸比丘足；礼已还起，在比丘前跪坐，教令合十指掌，作如是语：'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汝等比丘！从今已后，依我勅教，若有人来求欲出家，受戒三归，即得具足。”[ 《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九〈教化兵将品 〉《大正藏》第3卷，第190经, p.835页。]南亚和东南亚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出家人穿衣可以用“披布”遮体，亦即用一块整布将身体部分裹住，也可以将此布作为铺盖来用，“以为卧具，谓同衾被之类也。”[ 《释门章服仪》卷一，《大正藏》第45卷, 第1894经, p.838页。]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天气原因，出家人必须要穿上僧衣，故佛经说：“律明三衣，因寒故制。”[ 《释门章服仪》卷一，《大正藏》第45卷，第1894经, p.835页。]又有一说从后魏开始，僧人们不再偏袒右肩，开始穿上带有两袖的法衣，故佛经说：“又后魏宫人见僧自恣,偏袒右肩，乃一施肩衣,号曰偏衫。全其两扇衿袖,失祇支之体,自魏始也。”[ 《大宋僧史略》卷一“服章法式”。《大正藏》第54卷, 第2126经, p.237页。]
古交州属于南方的热带地区，《理惑论》描绘出家沙门“披赤布”的披袈裟方式，很明显是受了南亚和东南亚佛教，即南传佛教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苍梧一地的佛教不属于北方丝路佛教系统，而是从另外一地传来的，只是“许多佛教史专家在研究佛教流传路线时，多只注意西域陆路的佛教东渐，而忘了从南方来的力量。”[参见张曼涛主编《四十二章经与牟子理惑论考辩》，第240页，福井康顺《牟子的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1），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6月初版。]梁启超认为，“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陈士强导读，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3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梁启超明确指出了佛教是由海上传入中国，中国佛教最早中心不在北方的中原洛阳而在南方江淮地区，具体地说在长江与淮河流域，亦即汉代发迹之处徐州一带。他还指出当时中印之间海上交通是通过广东之徐闻、合浦等港口，罗香林教授指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是指在汉代属于交州管辖交州的出海地址。
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黄支国”是南印度建志补罗，（Kancipura，今Conieveram），为汉武帝以后开辟中印交通海道的印度港口。佛教是信仰，公元前后几百年的时间是印度佛教流行的高潮，中国的佛教就是这时传入的，一些佛教徒乘船来到中国是有可能的，佛教传入交州也是存在的。
佛教中心是江淮，“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粤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何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漪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陈士强导读，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楚王英”是东汉皇帝刘秀的儿子，汉明帝的弟弟，被封为楚王，封地在江淮的徐州。《后汉书》卷七十八〈天竺国〉条云：“楚王英始信其术（佛道），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可知其是生活最早的中国佛教徒之一。《后汉书·列传》卷三十二云：“（刘）英少时好游侠，与宾客交通，晚节更喜黄老之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云：“故汉明帝诏楚王英云：'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祀。'及通梦金人遣使西域，乃有摄摩腾、竺法兰怀道来化，协策孤征，艰苦必达。”[ 《高僧传》卷第三。]从字面上看，因为汉明帝下诏给刘英，接着就夜梦金人，于是派人前往印度求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据有关史料，明帝曾夜梦金人飞行殿庭，诏遣郎中蔡愔等十八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是永平七年（公元64）。
次年，汉明帝下诏谈到刘英“诵黄老微言，尚浮屠仁祠……”之语云云。汉明帝派人前往西域求金人，代表了政府行为，在此之前并不能说民间没有接触到佛教，楚王刘英学佛与明帝派人求金人只差一年时间，很有可能刘英在明帝之前已经接触佛教了。有人甚至认为明帝遣人求佛和白马驼经之事不可靠，或许是传闻，“若自近小言之，帝方迎佛书至京。楚王又先好者，何乃忽遗其慈悲不杀之言，而又不诋其不足以劝诱人善于此。见帝之迎佛出于传闻其来也，姑置之而不甚以为意也。”[ 《方洲集》卷三十一。]所以在明帝遣人求佛之前，已经有人在学佛了，只是不见诸书而已。而“佛法自汉明帝时入中国，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岛之中，未尝有此。”[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览》卷一百二十四。]只是后人之说而已。永平十年，汉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于西雍门外馆之，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三年后，楚王英就在泾县自杀了。
《理惑论》里多是小乘佛教内容，受大乘佛教的影响不多，也就是说交州佛教极有可能来自于南方海上丝路，牟子学的是小乘佛教知识，因为“交趾自古以来就有天竺思想的流入，而佛教的流传自应属理所当然的事。”[参见张曼涛主编《四十二章经与牟子理惑论考辩》，第271页，福井康顺《牟子的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1），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6月初版。]按《高僧传》记载，汉代安世高译经，临准人严佛调是最重要的助手，梁启超“武断”认为：“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陈士强导读，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罗香林教授指出，三国孙权时代，“始分交州为交、广两州，交州还治龙编，广州则移治番禺。而交广道一名，遂沿之而起。大抵此道，对外则由今日越南东京，经由富良江出海；或由今日广州经珠江出海；又或由今日柬埔寨，经湄公河出海；或由今日广东雷州半岛之徐闻出海。其对内由由珠江接连西江左江，陆行以今日越南东京，由西江接连漓江，经今日桂林，东出湖南，沿湘水，而下长江；或由汉水而至长安；又或由珠江接连北江，及湟水，经今日连县，出湖南，沿湘水而会长江；又或由北江，溯淔水，陆行入赣江，而会长江。其重要性殆不下于敦煌道也。”[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７页，1960年6月初版，香港中国学社出版。]
到了东晋时，中外僧人通过海路来往的历史上已经记载不绝，例如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印度去学习的出家人法显大师，回国的时候就乘船从斯里兰卡回来的。又据越南《大南禅苑传灯录》记载:“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楼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泽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曹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博(即牟子)之属在焉。” [转引自刘正刚，王熳丽《汉唐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6年3月第37卷第3期。]以上的分析，说明梁启超说的佛教初传“海通传南，陆通传北”，甚至中国的佛教是由南方传到北方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交流
佛教入中国“非由陆而由海”，南方佛教一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重要的联系。江淮地区成为接待通过海路来华的重要驿站。梁武帝是中国佛教的护法国王，他在位时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包括与海外佛教的联系，梁武帝曾经专门为海外来的高僧建造了居住与译经的“扶南馆”。“扶南”则现在的柬埔寨地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菩提达磨(Bodhidharma，？~536)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他于梁普通八年随经商的船舶，来到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在海边的华林寺里休息之后，接着又到了羊城第一寺制旨寺，即现在广州的光孝寺居住。达磨在制旨寺里受到地方官广州刺史萧昂的礼拜。萧昂见达磨气宇轩昂，淡定自如，知道这是不凡的人物，上表奏禀梁武帝，说在广州有一名才学修行都很高的僧人。武帝看了奏章，派遣使臣到广州迎请达磨。普通八年十月，达摩在朝廷使者陪伴下来到金陵，即今南京。武帝在宫中接见了达摩，双方就佛教功德的定义发生争吵，语言不相投，心思不契合，达磨离开金陵，到了河南登封少林寺，最后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禅宗一派。
印度在中国西边，中国人一直把印度视为西天佛国或西土，达磨是南印度人，这是印度洋边上的国家，与海洋文化有重要的联系。交州苍悟广信的佛教重心，渐渐移至广州番禺。“广州地位日形重要，且多海舶来往，苍悟广信，寖失其为适中地带诸作用，故稍延时日，而佛教传播，遂移至番禺为重心也。”[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11-12页，1960年6月初版，香港中国学社出版。]史载达磨“泛海达于南海”而来到中国广州，广州是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梁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许多来华的商人和僧侣，以及外国使节都是取道广州，达磨乘船渡海前来中国，又在中国创立禅宗，表明禅宗自创生之日起就与海洋文化有重要联系，换言之南海是禅宗文化建立的重要因素，不可或缺。
珠江出海是广州水道的重要信道，广州而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促进中外贸易交通，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许多外国船只为了与中国贸易，选择广州作为交易地，因此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进入唐代以后，因为倡导对外开放策略，极大地促进了海上贸易发展，随着水路的发达与商贸的交易开展，佛教也更多的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而进出中国，古人说：“中间卒逢恶风忽发云气，叔闇毒龙鲸鲵之属交头出没，是诸商舶三十余只，随波流泛不知所在，……又计海程十万余里逐波泛浪，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西京西明寺沙门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十四。]险恶的环境与长距离的路程，恶劣的海上气候和长时间的航行等等不利条件，不能阻止佛教文化交流，特别是唐中期以后，海路交通日益发达，选择出国学习与交流取道海路者越来越多，南方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都是唐宋以来的著名的海港，它们承担了大部分海外贸易，运载了诸多的来华与出华的僧侣。
广州地处南海，是我国海岸线上的明珠港口城市。唐代高僧鉴真大师曾在广州看见：“又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三十万贯钱。欲将往天竺，采访使刘臣邻奏状，勅留开元寺供养。七宝庄严，不可思议。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池有青莲华，华叶根茎并芬馥奇异。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时广州城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因其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之特殊地理位置，吸引了诸多国家的商人与传教师。
唐代以后，海上交通发达，出家僧人取道海上传经送宝，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僧人在传教的过程当中，还传入了印度与阿拉伯的文学、建筑、绘画、雕塑等,[梁轶奎《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区域宗教传播》，《戏剧之家》2017年第22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斯里兰卡僧人金刚智到广州，朝廷给予很高待遇，“时节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西京西明寺沙门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十四。] 特别是在晚唐以后，通过南海前往印度的僧人历历在案，他们有的为坚持信仰将自己的生命捐出，有的则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国，为发展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方的烟台（登州）、青岛等地是联系东亚的主要港口，《宋史·外国传一·夏国传上》云：“于是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往时高丽人往反（返）皆自登州”。[《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如高丽义湘乃只影孤征，誓死无退，“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 《宋高僧传》卷四，CBETA, T50, no. 2061, p. 729a15-17。]日本善慧大师成寻于延久四年乘唐人船前往中国。[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CBETA, B32, no. 174, p. 341a5-8。]圆仁“转牒海州登州路，次州县支给。”[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CBETA, B18, no. 95, p. 26b5-7。]同时中国佛教也开始传到海外地区，鉴真大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佛教律宗传到日本，被日本律宗视为宗祖。
“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宗教发展是开始与佛教僧人密切来往，从而促进佛教的传人。[蒋秀云、林日举《南海丝绸之路宗教传播途经三亚史考》，《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宋代四明（宁波）成为重要的港口，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从这里传到了东亚地区。明州是直达高丽的“南路”，这里海域诘曲嶕石、石峡湍激，风险太大，路不好走，但是如果遇到顺风的话，从明州到高丽只用十天时间就可以了，许多来华的日本与高丽的僧人都选择这条道路来华。明代中国船队已经进入印度洋水域。大明永乐三年，朝廷派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华前往斯里兰卡。郑和将亚、非各国的一些玉石、檀香木、绘画等带回，施于各寺院。他还将一些奇异植物采回，种于佛教寺院。如南京静海寺有西府海棠，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花木》。]。永宁寺有詹葡花，“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者，中国无其种”[（明）周晖：《金陵琐事》卷1《詹葡花》。]。报恩寺有五谷树一株，“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之物”[《金陵琐事》卷3《五谷树》。]。
弘济寺有娑罗树，“永乐间三宝太监带来之种”[（明）郎瑛：《七修类稿·事务类·婆罗棋树》。]。郑和于永乐七年撰写《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曰：“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盛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 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纻丝宝旙，香炉花瓶，表里灯烛，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晓行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立寺供养金壹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纻丝五拾疋，织金纻丝宝旙四对，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五个，戗金座金朱红金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贰千五百觔，蜡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从法显到郑和一千年的时间，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联系的重要通道。
总之，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在中国诸宗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明清时，海路交通已成为中外佛教文化的主要选择，中国佛教依靠这条交通线将大乘佛教传入到东南亚各国。这固然是与海上交通技术改进与发达而引起的，但是也说明佛教是善于利用科技与先进交通来为自己服务的，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海外谋生，中国僧人也随之前往，海上交通成为中国佛教向外输出的主要通道。
三、海上丝绸之路与“C型包围圈”
习主席说：“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作为与陆路丝绸之路相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交流，从宋代以后到现在一直呈现出蓬勃的活力，成为当代世界佛教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交通的主要通道之一。
学者们普遍认为十五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而十五世纪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吸引着西欧想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引发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的关键时期。[蒋秀云、林日举《南海丝绸之路宗教传播途经三亚史考》，《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以海洋为背景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国家，不仅是传统的佛教国家，而且现在仍然以佛教作为国家的宗教与文化之主体，在人民的生活中发生着重要作用，也是世界佛教的重要力量之一。习主席说当代世界可以组成“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传统的佛教国家完全可以按此思路构建以包容的佛教文化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几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以对历史上和现在的海上丝绸之路之认识为基础，积极开展佛教历史文化的联系，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建立全新的世界佛教的新格局。
面对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与这条路线上的有关佛教国家，我们可以借用中国研究战略的专家戴旭提出的西方世界为了围堵中国而建立的“C型包围圈”的概念，亦即美国在中国周边的“C形”战略布势图作为参照系，以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佛教及其与中国佛教的关系，[美国1950年代在中国周边搞的“新月形包围圈”。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将亚太政策的重心放在了遏阻“亚洲共产主义扩张”上，逐步形成了从日本、南朝鲜、台湾到东南亚的“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从1951年到1955年，美国先后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台湾等，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构建起了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这个军事体系是实实在在的，是美国在欧洲建立的共同防务体系的“摹本”。首先，它以“防止亚洲共产主义扩张”为共同政治基础；其次，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约国家互相承担着军事援助的义务。]突破“C型包围圈”围堵，化消极变积极，让古老的佛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发挥历史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
戴旭提出的美国的“C形”战略布势，是在所谓“新月形包围圈”基础上逐步拼凑起来的，这个包围圈从中国东北部的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与地区，以及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到印度、阿富汗等国，试图构筑起一个呈“半月形”的对中国的C型包围态势（如下图）。这个布局是美国在印巴次大陆、西亚、中亚的新布势后达成的，体现了当代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秉承的“谁能控制海洋，谁就称霸世界”的霸权主义的想法，试图将已经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垮，手段阴险卑鄙，目的险恶，野心昭然若揭。
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专门讨论“C型包围圈”的问题，而是借助于这个包围圈来说明它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与启发，所以我们可以对“C型包围圈”给予另一个读法，即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从日本到印度构成的“C型锁链”，中国所面对的都是历史上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里大部分国家的人民精神生活与佛教有着密切地联系，佛教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印度是佛教发源地，现在佛教的势力影响很小之外，其它的国家有的还遵循着佛教为国教的地位，而且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佛教的主体，对世界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与韩国是东亚重要的佛教国家，虽然它在过去一直受到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但是在千余年来的民族化运动中，日本与韩国的佛教也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佛教不同的自己的风格。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都是当前世界重要的佛教国家与地区，它们有的受到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例如越南佛教；有的受到南传上座部佛教影响，例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佛教，其它的国家则是既受到大乘佛教影响，又受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例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但是，不管受到什么影响，这些国家都没有脱离传统的佛教文化圏，而且到现在仍然是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国内仍然是人民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在国外也是民族文化展示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佛教发展中，这些国家中的佛教还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可以说是构成当代佛教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认识基础。
消解或转换“C型包围圈”的核心是信仰与文化，因为这是各国佛教思想与民族文化中共同拥有的要素之一，也是佛教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拥有的共同话语。虽然各国在发展自己的宗教与文化中，呈现了不同的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与影响下，而出现的各种现象，并且带有明显的民族化特点宗派与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理论相结合的传统宗教理论，信仰是最不容易改变的精神，也是同类相亲的感情联络要素，让信仰变成共同的精神理念与共同的行为，这这些思路影响下，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圈的共同信仰与集体意志，建立当代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国家的互动机制与友好往来，将复杂多元的现象与要素尽可能给予简单化，突出共同拥有的“佛信仰”的根本要素，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佛教共同体就一定能够经受考验，推动佛教新格局的成立。
三、结 语
习主席说：“道在通，通则顺，顺则达，达则济天下。我们要以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指引，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和文明之路，二千年来佛教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并且随着交通技术的改进与佛教格局的变化，海上丝绸之路对佛教的发展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所谓“C型包围圈”，从世界佛教与亚洲佛教的角度来看，这是佛教格局圈、佛教文明圈、佛教联系圈、佛教发展圈，说明佛教可以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亚洲和平与稳定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或者说佛教可以起到一定的打破“C型包围圈”的作用，化干戈为玉帛，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例如我们可以转换思维，化消极为积极，充分利用“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将“C型包围圈”变成“佛教命运共同体”，把意识形态的纷争转成爱好和平的共同信仰，让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交流再次重新发挥新的作用，改变当下的意识形态的思维，走人类共同发展的道路。
现在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即将召开，表明中国大国佛教已经发生更大的影响。2017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南海佛教深圳圆桌会”上，来自柬埔寨、尼泊尔以及蒙古国的佛教领袖称赞中国佛教在助力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所做的努力，认为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多国佛教领袖：中国佛教引领全球佛教发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5049251403990567&wfr=spider&for=pc]中国佛教界在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局、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借助于“C型包围圈”的现有格局，用佛教信仰去打造新的世界佛教格局，进一步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为世界与人类作出自身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努力和贡献。
历代中国佛教徒为了学习域外文化与宗教，主动到外域求学，把佛教文化带回中国，然后再传到世界各国,促进了与各国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的友好感情，佛教在沟通中外、促进思想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佛教徒作为民间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