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颂：新时代中国佛教国际战略的反思（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静）
2013年10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首次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讲话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2015年5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来华访问，习近平主席又陪同他参访大慈恩寺，同登大雁塔，一起缅怀了玄奘法师以及佛教在中印友好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在党和国家“一带一路”，缔造亚洲国家“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如何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已经是政、教、学各界迫切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为此，一些学者、媒体乃至法师喊出了“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口号，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但如何将此口号落到实处，切实地变成一种可实现、可持续的战略目标，尚有待严肃认真的思考。
笔者认为：探讨“中国佛教走出去”，首先要思考清楚以下四个问题：一、谁走出去？二、走到哪里去？三、怎么走出去？四、怎么样才能走好？
“走出去”是时代的召唤，是历史的必然，刻不容缓，但“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谁？有的人认为是佛教文化，有的人认为是作为宗教的佛教。可以说，这二者都具有历史的现实性，理应结合，不可偏废。佛教文化走出去，可以与“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相结合，更全面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现实操作层面更加顺畅。正如上述习近平主席讲话所指出的，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其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已经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应将其精华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传播。在佛教文化走出去方面，政、教、学三方应该发挥联合优势，选择突破点、立体传播。少林寺通过少林拳、少林医药宣传少林文化的做法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得到了政府有关部分的肯定和支持，诸多学者也曾为其出谋划策。类似的成功典范理应获得宣传推广。
另一方面，佛教文化走出去不能代替作为宗教的佛教自身走出去。在21世界全球化时代、在各种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时代、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走向多极化的时代、在世界人口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范围与数量的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不去争夺宗教信仰市场与战场是不现实的。自亨廷顿的观点提出以后，宗教信仰与文化的交锋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当今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基督宗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冲突、争夺上。而佛教在这一点上恰恰具有中立的、非一元（一神论）的、整合的优势。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上，这种宗教意识来源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若问哪种宗教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的需要，那么这个宗教便是佛教。”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自公元八世纪起，其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宗教的传播范围仍局限于亚洲内部，在其它地区的影响力无足轻重，难以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性相提并论。作为佛教大国、曾经的世界佛教中心的中国在这一方面恰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弘扬佛教不但可以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丰富大国形象与内涵、增强中国在世界民众之中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还可以促进和带动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号召力，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佛教走出去固然不宜由政府出面主导，但政界与学界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认为走出去是法师们的事，这样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佛教走出去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是人，人中的核心因素是培养年轻的僧才。佛教走出去不能单纯靠经济实力的后盾，相反，年轻法师们要发挥法显、玄奘等人为法不惜身命的献身精神，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甘于到困难的环境中去接受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立足长远，才能开辟道场，真正实现中国佛教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那么这也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佛教应该走到哪里去？自十九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以来，中国人在探讨东西文化对话时，总有一个潜在的预设，所谓“东”即指中国文化，所谓“西”即指希腊罗马而下的欧美文化。且不论东方文化中的印度文明、日韩文化、东南亚文化被完全忽视，就是西方传统中日耳曼、拉丁、盎格鲁撒克逊之外的斯拉夫文化、希伯来即西亚文化的要素也被无形过滤掉了。这样一种片面的文化观也遗传到了我们对中国文化、佛教走出去的战略思考中。一方面我们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另一方面我们却把目光只盯住少数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好像只要在这些国家“设了点儿”，就标志着我们走出去了。殊不知这样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利益。更严重地说，这样做是战略性的错误。事实上，中国佛教实现突破，能够走出去并站稳脚跟，应该关注的恰恰是东南亚、非洲、东欧、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正应该是佛教发展的“新边疆”。
那么中国佛教如何走出去？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是搭车接轨还是造船出海？可以讲，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搭车接轨的正确选择。但是，毋庸置疑，搭车接轨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便车可以搭，总和别人接轨就只能遵照别人制订的游戏规则。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中国版工业4.0（2025制造业规划），中国制造要从大国转向强国一样，文化、宗教走出去不能选择搭车接轨的道路，也没有这样的道路可以走。既有的世界范围的宗教、文化组织，各种NGO，大都为欧美国家所控制，它们宣传传播的也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在其体制内谋求合作，寄希望于搭便车是不现实的。打造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规则才是长远之计，中国佛教走出去应该树立输出“文化高铁”、“宗教高铁”的信心和决心。
有了走出去的方向和方式，还要考虑具体的做法。在对前述基本方针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慎重考量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避免“轰轰烈烈走出去，无声无息溜回来”的尴尬。笔者浅见，主要根据所了解到的一些法师的实践经验，总结认为有如下几点。
首先、农村包围城市、世俗过渡神圣。过去一些佛教团体传教，目光总是盯住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却忽略了广大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宗教信仰需求更加旺盛的事实。这些地区的民众由于资讯闭塞、文化教育水平低，往往对佛教缺乏了解和认识，带有陌生感，甚至怀有疑虑和敌意。这就需要僧人发扬慈悲方便的法门，先不要急于从事纯粹的宗教活动，先从慈善福利事业、襄助教育、兴建基础工程等世俗事务入手，逐步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进而传播信仰。佛教讲“聚沙成塔”，信仰的力量是令人敬畏的。据笔者听中国佛教协会印顺副会长介绍，他在尼泊尔中华寺初任住持时，感觉当地民众因为多是伊斯兰教徒，对佛教很不友好，对寺院工作经常阻挠甚至破坏。在经由一些善举获得当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后，寺院获得的布施即经济支持也与日俱增。在尼泊尔经济非常不发达、民众的个人捐赠往往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几年下来，寺院居然在当地积累了巨额捐赠，远远超乎想象。因此，可以说信仰从不存在沙漠，无论看起来多么贫瘠的土地，只要用正信的甘露去浇灌，都会变成丰美的绿洲。
其次、立足当地社会、积极融入参与。在民主多元的时代大背景下，即便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社会参与度都得到普遍提高，宗教团体也往往不得不对各种社会事务、社团事项、社会现象发表见解、参与行动。与其被动发声、不如主动倡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日本、韩国、新加坡乃至我国港澳台的一些佛教团体在此方面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实践经验，而中国大陆的佛教团体在此方面就显得经验不足、力不从心。这除了需要我们的僧团更加具备国际视野、了解当地民情与社情之外，还需要有关部门予以配合，适当放宽相应政策，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境外NGO等团体的活动，允许佛教团体在海外就一些宗教之外的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最后但绝不是最次要的，还是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这一点在前面阐述“谁走出去”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之所以在此再次强调，无外乎其举足轻重、事关成败。宗教团体在信众心目中地位的确立，既需要德被十方的大德、大师、宗教领袖，也需要广大踏实肯干、默默无闻的基层骨干。只有在数量上广泛培育，在质量上严格选拔，才能逐步完善人才梯队的建设。当然，这一点只有在政府有关部分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学界全力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
最后，笔者想以四句话来概括总结这篇冀望抛砖引玉的文章的观点：“配合政策方针、借助信仰力量、树立自主信心、借鉴国际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