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用“丝绸之路”来称呼一条横亘欧亚大陆、连接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通要道，并一举取代了这条路其他的一些名字，比如“香料之路”“蓝晶石之路”。讲到“丝绸之路”，中国人首先会想到西汉时期中国伟大的探险家张骞，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把这条实际上早已被商人与僧侣们走出来的路正式“开通”。中国一位同样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成书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的《史记》中专门发明了“凿空”这个词来形容张骞的功绩，这是一个比喻，表示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原有一堵墙壁，张骞正式在这个墙壁上凿开一个洞，透进阳光，进来空气，是在暗壁之中凿出了光。
但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却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中原汉文化与以西域为主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并深刻影响了东亚的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比如隋唐燕乐，无论是“九部乐”还是“十部乐”，其中所包含的“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都体现了“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巨大的成果。当时来自西域的音乐曾经像今天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一样成为当时中原城市居民热衷追捧的对象，唐代诗人王建“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的诗句，应该是当时西域各民族音乐在汉地流行状况的真实写照。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已经与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化相距甚远，除了琵琶、唢呐、管子、二胡等外来乐器在全面华化后继续流行外，几乎看不到当年“丝绸之路”上音乐交流对现实的影响。其实，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说：“传统是一条河流”，在河流的下游一定包含着来自源头的活水，我们今天音乐学家的责任，就是“逆流而上”，寻觅和发现祖先的声音。
（一）
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回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礼物，是一首乐曲。
《晋书·乐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 张骞曾被封为博望侯。]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晋书》，第三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15页]
根据这段记载，当时张骞曾在长安传授他滞留西域时所接触到的“胡曲”，但只有一首《摩诃兜勒》。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创作了“二十八解”军乐，一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而到了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已只能慨叹“其辞俱亡”了。《乐府诗集》第二十一卷“横吹曲辞”引“解题”说：“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以来，唯传十曲：一日《黄鹄》，二日《陇头》……”
“摩诃”在梵文里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怀疑是蒙古语中的“道”（daguu）,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语中的“乌日图道”“潮林道”。依此说，“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大曲”。周菁保更怀疑兜勒即吐火罗(Tukhara兜佉勒)，认为“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吐火罗地方流传的一种乐曲”。[ 见周菁保《木卡姆探微》，转引自王耀华《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载《人民音乐》1984年第11期]
“兜勒”的另一个解释是人名。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第十三》一品，讲佛陀在王舍国于梨山中时，有“七头鬼将军与鵙摩越鬼将军”约定在自己管理的地方如果发现珍宝“当相告语”。当鵙摩越鬼将军告诉七头鬼将军他所管理的地方“生一莲花千叶，其茎大如车轮，皆黄金色”的时候，七头鬼将军说他那里也有珍宝，是“如来正觉”，即佛的教诲，可以“使世人民得安雄生无上法乐。”于是他们各带500鬼面见佛陀礼请开示，遂引出在佛陀开示的过程中一个叫兜勒的“梵志”（即外道）心生疑惑，后经佛陀化身点化，最终信服，“比丘悉欢喜”的故事。
假如《摩诃兜勒》是这样一首内容的音乐，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还有可能寻觅到它的影子吗？1984年，王耀华曾专门考察此问题并发表了《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南曲”即泉州南音，是中国最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古代音乐，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泉州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生存条件，从晋、唐、五代以至两宋，中原的士族、皇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移，最终一大部分人定居泉州，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带入泉州，并逐渐流入民间，世代传衍。南音中自成体系的工尺谱、横抱琵琶、尺八、拍板、筝篥、轧筝、笙等乐器，以至其演唱规制，都可以作为中古音乐的历史见证。
在清咸丰年间刻本《文焕堂指谱》中，许多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和古曲的面貌被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其三十六套“指谱”中，有许多与唐《教坊记》中记载的唐代曲名同名，如《舞霓裳》、《后庭花》等。更珍贵的是指套中还有一套是【照山泉·兜勒声】《南海观音赞》。
《南海观音赞》是保存在南管指套中的一套佛曲，包括其主体部分的“赞词”和最后的“结咒偈语”。在供佛演奏时，要“起和《梅花操》第一段，尾和《四时景·冬景》”。《南海观音赞》以【寡北】门头演唱，唱奏时通常会加入铙钹、响钟、木鱼等法器，较异于一般南管乐曲的唱奏，是典型的佛曲风格。其使用的曲牌【照山泉·兜勒声】中的“兜勒”二字，更为目前中国音乐文字所仅见，虽然南音的老艺人都不知“兜勒”二字作何解，也不知其来历，但其赞美观音菩萨的内容却无可怀疑地说明这是一首佛曲。当然，南音中的【兜勒声】是否就是张骞带回的那一首《摩诃兜勒》尚须继续研究，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佛教音乐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并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却是毫无疑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