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求那跋摩在华事迹探讨
求那跋摩（367―431）是刘宋之初渡海来华的著名高僧，也是光孝寺的创立者之一。他从南海阇婆国乘著名居士和商人竺难提之船来到广州，于此居止数年，不仅建立戒坛，还在附近创建三藏寺，他既是著名律师，又是禅师，为二果圣人，灵异甚多，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是难得的多才多艺的高僧，对于光孝寺的寺院殿堂和文化建设贡献很大。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
求那跋摩传第五
求那跋摩，齐言功德铠，罽宾王之支胤也。跋摩年十五舍家为沙弥。师僧见其俊悟，咸敬异之。其性仁慈谦恭，率由而至。既受具戒，诵经百余万言，深明律品，既总学三藏，故因以为号焉。年至三十，罽宾王薨，绝无绍嗣。人以其王种，议欲立之。跋摩虑被逼劝，乃远到师子国，观风弘教。识真之众，咸称其已得初果。后至南海阇婆国，启悟邪惑，化流海表。阇婆王为立精舍，师礼事之。山多猛兽，屡害居民。跋摩乃请移居，山中虎豹驯服，暴害遂绝。
宋文帝远闻其风，勅交州刺史称旨迎致。京邑名僧慧严、慧观等附信修虔，并与王书，屈请弘法。阇婆崇为国师，久之不遣。跋摩志游江东，终不肯留。以元嘉八年正月至都，即住祇洹寺。文帝引见劳问，屡设供施。顷之，于祇洹译出众经，《菩萨地》、《昙无德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沙门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未竟，而缘碍遂辍。至是乃更请跋摩，于寺重更校定，正其文旨。弘道宣法，远近归之；贵贱礼觐，车马相继。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毕，未唱随意，先起还阁。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初未终之前，豫造遗文颂偈三十六行，自说因缘，云已证二果。密封席下，莫有知者，终后方见焉。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闻香气芬烈殊常，咸见一物状若龙蛇，长可一疋，起于尸侧，直上冲天，莫能名者。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阇毘葬法。会葬万余人，妓乐幡花，四面云集，香薪为[卄/积]，白黑至者皆灌以香油，既而燔之，五色焰出。是时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白塔焉。[ 《出三藏记集》543、544页。]
有关求那跋摩的传记最详细的是《高僧传》。求那跋摩为罽宾国王族，生于东晋太和二年（367），十五岁即太元六年（381）时出家，二十岁即太元十一年（386）受具足戒，三十岁即太元二十一年（396）时，罽宾王卒，无人继位，众议请其还俗为王，他便远到师子国，后又浮海到阇婆国，深受国王崇敬，教化有绩，声闻邻国。宋元嘉元年（424）九月，京城名德慧观、慧聪等上书文帝，文帝乃命交州刺史致书阇婆国王，具舟迎请，慧观又委派法长、道冲、道俊为专使，前去祈请。求那跋摩亦有意多方弘化，乃乘天竺商人竺难提之舟欲往一小国，结果被风吹到广州，时在元嘉元年（424）之末。
后来文帝知其已到南海，便令州郡发送向都。他路过始兴，在那里停留一年，住灵鹫山果实寺，颇显异迹，太守蔡茂之等崇敬有加。后文帝催行，他便于元嘉八年（431）正月到达京城，九月入灭。
《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均称求那跋摩于元嘉八年（431）到京城，这一说法是有疑问的。
据《比丘尼传》卷二《景福寺慧果尼传第一》：
慧果，本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节，不衣绵纩；笃好毘尼，戒行清白；道俗钦羡，风誉远闻。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雅相叹贵，厚加赈给。以永初三年(昙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起寺。”借券书，见示是永初三年。)割宅东面，为立精舍，名曰景福。果为纲纪，?遗之物悉以入僧，众业兴隆，大小悦服。
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门求那跋摩至。果问曰：“此土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爱道，诚有高例，未测厥后得无异耶？”答：“无异。”又问：“就如律文戒师得罪，何无异耶？”答曰：“有尼众处不二岁学，故言得罪耳。”又问：“乃可此国先未有尼，非阎浮无也。”答曰：“律制十僧得授具戒，边地五人亦得授之，正为有处不可不如法耳。”又问：“几许里为边地？”答曰：“千里之外山海艰隔者是也。”
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铠等五人，从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爱顶脑。春秋七十余，元嘉十年而卒。弟子慧铠，并以节行闻于时也。[ 大正藏第50册937页中。]
此处称元嘉六年（429），求那跋摩到达京城，并回答景福寺好长老比丘尼慧果（约363-433）关于比丘尼受戒的问题。
又据《比丘尼传》卷二《广陵僧果尼传》：
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后少时问果曰：“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尼未？”答曰：“未有。”又问：“先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但从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发起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此其高例。”果虽答，然心有疑，具咨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咨曰：“重受得不？”答曰：“戒定慧品，从微至着，更受益佳。”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大正藏50册，939页下。]
这段文字事实上是讲长老尼慧果，不是年轻的比丘尼僧果（408-441），因为当时师子国比丘尼是住在京城景福寺，当然是和慧果讨论比丘尼受戒问题，不可能再到广陵和僧果谈论此事，而向求那跋摩三藏请教的也是慧果。这段本应出现在慧果传中，可能后世误置于僧果传。
求那跋摩与比丘尼受戒一事关系密切，是故其事迹多存于比丘尼传记之中。在这方面，宝唱之说更有权威。僧祐之所以强调八年始至，可能是受到了昙宗的误导，昙宗称元嘉七年景福寺始建，那么慧果与师子国比丘尼及求那跋摩的对话只能发生八年。宝唱经过认真调查，改正了昙宗及其师僧祐的错误，他不便直接批评恩师僧祐，只能借纠正昙宗之误委婉说明。
据《比丘尼传》卷三《剡齐兴寺德乐尼传》十五：
元嘉七年，外国沙门求那跋摩、宋大将军立王园寺(在枳园寺路北也)，请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师子国比丘尼十余人至，重从僧伽跋摩受具足戒。[ 大正藏第50册944页中。]
此处称元嘉七年（430）求那跋摩和宋大将军建立王园寺，请德乐比丘尼移居于此。这也证明他不可能迟至八年正月始至京城。
据《比丘尼传》卷四《禅林寺净秀尼传一》：
宋元嘉七年，外国沙门求那跋摩至都，律范清高，秀更从受戒。而青园徒众悟解不同，思立别住，外严法禁，内安禅默，庶微称己心。[ 大正藏第50册945页中]」
这里似乎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即元嘉七年（430）求那跋摩到京城，其实可能是强调是年净秀比丘尼因为仰慕求那跋摩律范清高，更从受戒，强调是受戒之时，而非初到之时。这些都表明求那跋摩不可能于元嘉八年（431）始到京城。
求那跋摩元嘉六年便已经到达建邺，他在这里译有众多经典，并且讲经说法，弘传戒律，建立戒坛，有很多的法事活动，如果说都是在八个月之内完成的，确实有些勉强。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八：
释志湛，齐州山荏人，是朗公曾孙之弟子也。立行纯厚，省事少言，仁济为务，每游诸禽兽而群不为乱。住人头山邃谷中衔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 大正藏50册，686页上。]
志湛为泰山僧朗之玄孙，住在齐州人头山衔草寺中，后来于梁朝武帝时入灭，为初果圣人，神僧宝誌上奏。他所住持的衔草寺相传为刘宋求那跋摩所立。若此事非虚，则他还曾离开建邺到达北方，活动范围很广。
认定元嘉六年到达建邺，就可以反推他在始兴的时间。他在这里活动一年有余，故应在元嘉四年末至五年末。
据《高僧传》卷三：
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勅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跋摩谓其髣髴耆阇，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后家人梦见茂之在寺中与众僧讲法，实由跋摩化导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后文帝重勅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 大正藏第50册340页下。]
求那跋摩在始兴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但是有很多创建。他将虎市山改名为灵鹫山，并且在寺外建立禅室，一入禅定，数日不出。他在这里多显灵异，一则此地本来多虎，他也曾经遇到，但是以杖按头，令其迁去，此后就不见虎踪，使得过往之人，不再害怕受到伤害，行动大为便利，为此当地之人十室九化，就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其禅室离寺数里，较为遥远，钟声不闻，但是一到用餐时间，他自己就到了，而且下雨之时，履不沾泥，衣服不湿。他在禅室入定之时，有一沙弥往见，看到一个白师子在柱上，青莲花遍布空中。
始兴太守蔡茂之对他十分崇敬，后来蔡茂之因病将死，他亲自前往说法慰问，蔡家人梦见茂之与众僧说法，都是由于他的化导。
求那跋摩还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他在灵鹫寺宝月殿中画了罗云像以及定光佛、儒童菩萨布发之图，这些画像每晚都会发光，久之方歇。
据《续高僧传》卷十：
释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从听众寻绎《大论》及以《杂心》，谈唱相接，归学同市。入关，住空观寺，复扬讲席，随方利安，而仁恕在怀，言笑温雅。有在其席，无闷神心，宏博见知，众所推尚。时有异问，素非所览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学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声大德咸美其识分，不敢蔑其高行也。
仁寿置塔，下勅令送舍利于番州，今所谓广州灵鹫山果实寺宝塔是也。初至州治，巡行处所，至果实寺便可安之。寺西对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获石函三枚。二函之内各有铜函，盛二银像并二银仙，其一函内有金银瓶，大小相盛，中无舍利。铭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旧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门僧律尝行此处，闻钟磬声，天花满山，因建伽蓝。其后，有梵僧求那跋摩来居此寺，曰：“此山将来必逢菩萨圣主，大弘宝塔，遂同铭之。”今朗规度山势，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谅非徒作。事了，还京住禅定寺，讲习为务。大业末年，终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余矣。[ 大正藏第50册507页下。]
空观寺僧朗后来于仁寿年间分送舍利建塔供养，到番州（始兴）灵鹫山果实寺，在寺西挖掘塔基时发现三个石函，其中二函之内又有铜函，盛二银像，另外一函有套装金银瓶，其中并无舍利，铭文称是宋元徽元年（473）建塔。寺中还有旧碑，载宋永初元年（420）天竺沙门僧律至此，见到天花满山，还闻钟磬之音，于是在此建立寺院。僧律见于《名僧传》卷二十八《宋始兴虎丘山僧律八》，仅存目录。后来求那跋摩居此，道是将来必然遇到菩萨皇帝，于此大建宝塔。如此，他虽然不是果实寺的创建者，但山名为其所改，且有增建，对于早期韶州佛教的发展亦有很大贡献。
在早期的史料中，没有提到他在广州弘法的情况，似乎他只是路过而已，这里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他在广州的时间最长，大概自元嘉元年末至四年末，前后四年，而在始兴和建邺只有一两年，其次，于此建树最多，不仅建立戒坛，还创建了三藏寺。
求那跋摩对于光孝寺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特别是戒坛的修建。然而在此问题上诸说不一，一说是求那跋摩所建，一称是求那跋陀罗。
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
今明东夏创立戒坛之源。《梁僧传》云：昔宋文帝元嘉七年，有罽宾国沙门求那跋摩者，梁曰功德铠也。越自南海，来达杨都，文帝礼异恒伦，号称三藏，译出经戒。尝游南林寺，见竹树扶疎，便有终焉之志。乃于寺前园中立戒坛，令受戒者登坛上而受也。人有疑其得道者，密以华布诸僧座下，唯跋摩所坐者，华更鲜荣。预知亡日，端拱而卒，手出遗文，云获二果。仍于戒坛上焚之，咸见一物，状若龙蛇，冲烟上天。 [ 大正藏第45册812页中。]
道宣强调求那跋摩元嘉七年在扬都南林寺所创立的戒坛为中国戒坛之源。作为律师和佛教史家，道宣的说法固然是权威的，但他只是指出求那跋摩为东夏戒坛之始创者，并未说明求那跋摩在广州建立戒坛的事实，可能他对求那跋摩在广州传法的情况并不熟悉。
又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
今通检《别传》诸记，南国诸方戒坛非一，宋都一坛如上已辨。东晋法汰，道安法师之同学也，生知天授，先于杨都瓦官寺立坛；晋支道林于石城沷洲各立一坛；晋支法存于若耶谢敷隐处立坛；竺道壹于洞庭山立坛；竺道生于吴中虎丘立坛；宋智严于上定林寺立坛，宋慧观于石梁寺立坛；齐僧敷于芜湖立坛；梁法超于南涧立坛；梁僧祐于上云居、栖霞、归善、爱敬四寺立坛；今荆州四层、长沙二寺剎基下，大明寺前湖中，并是戒坛。以事核论，自渝州已下，江淮之间，通计戒坛三百余所；山东、河北、关内、剑南，事绝前闻，经传不录；故使江表佛法，经今五六百年，曾不亏殄，由戒坛也！以戒为佛法之源，本立而不可倾也！故使中原河之左右既不行之，由此佛法三被诛除，诚所宜也！[ 大正藏第45册813页中。]
道宣强调戒坛对于佛法兴盛的意义，认为江表佛法兴旺六百多年，而北方佛法三遭法难，主要是由于南方戒坛时间早、数量多，而北方基本上没有戒坛，因为戒律为佛法之源头和根本，本立根固，自然牢不可破。
如此看来，南林戒坛并不是最早的，道生以前所立都更早，智严、慧观所立与之相去不远，道宣之所以强调它，可能是由于这一戒坛比较规范，因为是出自著名的天竺律师求那跋摩，这也表明他在道宣心目中地位之高。
据《大宋僧史略》卷三：
方等戒坛
此土之有戒坛，起南朝求那跋摩三藏。为宋国比丘，于蔡州岸受戒而为始也，自尔南北相次立坛，而无别名。后有南林戒坛。[ 大正藏第54册250页中。]
赞宁之说有误，或是受《律相感通传》误导，一则于蔡州为宋国比丘慧基授戒者为僧伽跋摩，不是求那跋摩，二则其时在元嘉十一年后，晚于南林戒坛。
据《曹溪大师别传》卷一：
仪凤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与能大师剃发落。二月八日，于法性寺受戒，戒坛是宋朝求那?摩三藏所置。当时遥记云：于后当有罗汉登此坛，有菩萨于此受戒。今能大师受戒应其记也(出高僧录)。[ 卍续藏第86册51页上。]
这是禅宗史料中最早认为戒坛是求那跋摩所置者，还强调求那跋摩有预言，日后有罗汉登此坛授戒，菩萨受戒，罗汉即后来六祖的证戒大德中天耆多罗律师和密多三藏，菩萨当然是六祖惠能。只是其出处《高僧录》不知何书。
其后《祖堂集》《宋高僧传》《传法正宗记》皆持此说，文字与之大同小异。
然而大多数禅宗史料则认为建立戒坛者为求那跋陀罗，最早者为法才《瘗发塔记》，称“昔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兹戒坛，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又有法海《六祖大师缘起外记》，谓“其戒坛，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二者文字相近，然而皆有疑问。其后《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五灯会元》等皆沿袭此说。
《光孝寺志》又说是求那罗跋陀三藏[ 参见林有能《光孝寺六祖慧能圣迹考析》。]。该志所记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在《法界志》说：“戒坛一座。刘宋求那跋陀三藏建”。[《光孝寺志·法界志》]在《建置志》则称“刘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飞锡至此，创建戒坛，立制止道场。”[《光孝寺志·建置志》。]而在《古迹志》中记述最详：
刘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至此，见寺中苛子树，指谓人曰：“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遂相度地势，创建戒坛，始立制止道场，立碑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至梁永明年间，奉诏于此坛内译《五百本生经》、《伽毗利律》。师通达大乘，西方东土皆称师为摩诃乘者，谓其能游法性海也。故寺又名法性。立坛之后，达摩、慧能相继至此弘法，为南宗首善之地。师实基之。[《光孝寺志·古迹志》。]
其实求那跋陀是简称，求那罗跋陀是误书，事实上都是指求那跋陀罗。然而寺志这段记载错误很多，一是永初元年之时，无论求那跋摩还是求那跋陀罗都没到中国，二是所谓梁（当作齐）永明年间求那跋陀罗于此译经，更是完全不可能。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
《五百本生经》(未详卷数，缺)
《他毘利》(齐言宿德律，未详卷数，缺)
右二部，齐武皇帝时，外国沙门大乘于广州译出，未至京都。[ 《出三藏记集》63页。]
此二部经，僧祐称未详卷数，并称缺本，而《历代三宝纪》卷十一称各一卷，后世经录依之。《古今译经图纪》卷四言“沙门摩诃乘，西域人，栖心妙道，结志弘通”[ 大正藏55册，363页中。]，《开元释教录》卷六从之，其他事迹不详。[ 参见徐文明《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46页。]
求那跋陀罗入灭于宋明学泰始四年（468），与在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在广州译经的外国沙门“大乘”（摩诃乘）根本不可能为同一人，尽管求那跋陀罗也是大乘法师，被尊为“摩诃衍”，然后者译经之时，他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寺志还称后来得名法性寺，是因为求那跋陀罗通达大乘，能够游心法性之海，更是没有根据的臆想。王园寺改名法性寺，是在唐朝贞观年间，上距求那跋陀罗到广州已经二百多年，很难说二者有什么关联。
由于求那跋摩与求那跋陀罗相同之处很多，后世将二人混淆也是情有可原。首先名字相近，其次到广州的时间相差不多，后人对于早期佛教史不甚熟悉，出错完全可能。
从寺志来看，其实与求那跋摩更为接近。不可否认，从名字和通达大乘方面来看，确实是讲求那跋陀罗，但从时间和称谓来讲，更有可能指求那跋摩。求那跋摩元嘉元年到广州，求那跋陀罗则是元嘉十二年，所谓永初元年，可能是元嘉元年之误。另外，求那跋摩被尊为三藏，为小乘大师，而求那跋陀罗世号摩诃衍，为大乘法师，僧祐称之为“天竺摩诃乘法师”，虽然亦博通三藏，当时后世很少称其为三藏。
求那跋陀罗以弘扬大乘、传播教法为己任，所译经典数量众多，但基本上没有律典，从未有建立戒坛的记载，也未曾为人授戒。他一生的活动与戒律没有太多关联，不是律师，一到广州就建立戒坛的可能性很小。
求那跋摩本来就是一位律师，所译经典都与戒律有关，所主持和参与的活动都与传戒有关，他被视为在中国建立戒坛的第一人，因此在南海建立戒坛者应当是求那跋摩。
然而为什么很多禅宗史料将求那跋陀罗作为戒坛的创立者呢？一个原因可能是将二者事迹混淆了，另一原因是由于他为四卷《楞伽经》的译者，临终之时与达摩相见，与禅宗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楞伽师资记》甚至将其列为中国禅宗第一祖，反而在菩提达摩之前。无论如何，他在禅宗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求那跋摩，因此后世也有不少禅宗资料强调他的重要性。
戒坛在王园寺，以后长期属于法性寺，这也是法性寺一直为岭南祖坛和律学中心的根本原因。
除了建立戒坛，求那跋摩还在广州建立寺院。上引寺志认为，他还建立了制止道场，此说亦有依据。
据《曹溪大师别传》卷一：
大师春秋三十九。至仪凤元年，初于广州制旨寺听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法师是江东人也，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摩三藏置，今广州龙兴寺是也。[ 卍续藏第86册50页下。]
这里提出一个观点，六祖惠能仪凤元年（676）在制旨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而制旨寺为求那跋摩所置，后至唐朝景龙元年（707）更名为龙兴寺。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制旨寺建立的时间在刘宋之初，并非在三国时期，是否为岭南首刹就不好说了。其实求那跋摩确实建立了寺院，只是名字并非制旨寺，而是另有其名。
据《名僧傳抄》卷一：“齊南海三藏寺曇通二十七”[ 卍续藏第77册348页上。]如此，南海三藏寺至少在齐代就有了。
据《历代三宝纪》卷九：
阇梨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年七十一，遗文并付神足弟子沙门智休领受。三藏寺沙门法海，未集阇梨文本已成部轴，云：“阇梨外国经论并是多罗树叶书，凡有二百四十缚，若依陈纸墨翻写，应得二万余卷。今之所译，止是数缚多罗叶书，已得二百余卷，通及梁代减三百卷。”是知佛法大海不可思议。其梵本《华严》、《涅槃》、《金光明》将来建康已外，多在岭南广州制旨、王园二寺。冀不思议弘法大士将来共寻，庶令法灯传照，不隐辉于海隅。[ 大正藏第49册88页上。]
如此三藏寺在梁陈之时仍然存在，法海为真谛门人之一，他后来搜集真谛已经装订成为部轴的文本，指出真谛所持梵本数量极为庞大，如果全部译出会有两万多卷，而陈代广州所译只有二百余卷，加上梁代所翻也不足三百卷。这些梵本经卷除一部分存于建康之外，大部分分存制旨、王园二寺。
如此三藏寺是在制旨、王园二寺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寺院，但与二寺不会太远，是故其门人法海住持，便于参问并协助真谛译经。
据《名僧传抄》卷一：
智林着《毗昙杂心义记》，注《十二门论》及《中论》，并传于世事……
昙通即从咨禀毗昙杂心事。[ 卍续藏第77册361页上。]」
这两则之间应当有一定的联系，三藏寺昙通从何人谘禀“毗昙杂心事”呢，当时智林法师（409-487）“博采群典，特善《杂心》”，并著有《毗昙杂心义记》，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权威，且曾于元嘉三十年（453）至大明二年（458）在广州居止六年，昙通从之受学是合乎情理的。这也表明三藏寺的建立可能更早，不止于齐朝，昙通可能先于宋时在三藏寺从学于智林，后来智林归建邺后继之于此弘法。
如果三藏寺建成于宋代，那么建寺的三藏又是何人呢？当然最有可能为求那跋摩。因为刘宋初期来到广州的天竺沙门只有数人，号称三藏者似乎只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称“摩诃乘”，其所建寺为云峰寺。昙摩耶舍号“大毗婆沙”，其所建寺为王园寺。因此此三藏寺为求那跋摩三藏所建寺院，故名。
三藏寺又称三藏道场，唐朝义净时尚在。
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后届番禺广府，法徒请开律典。时属大唐圣主天下普置三师，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长泛。既而威仪者律也，固亦众所钦请，三藏道场讲毘柰耶教，经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泛诱时俗。于时，制旨寺恭阇梨每于讲席亲自提奖，可谓恂恂善诱，弘济忘倦。[ 大正藏第51册11页上。]
又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各并淹留且住，更待后追。贞固遂于三藏道场敷扬律教，未终三载，染患身亡。[ 大正藏第51册12页中。]
贞固（650-697）是义净初次归国时请回佛逝国的重要助手，是故义净专门为其作传。贞固于垂拱初年（685）到桂林，再到清远，最后到广州，为众所请，在三藏道场讲律，当时制旨寺恭阇黎年已七十，专门至其讲席指导帮助，表明三藏道场与制旨寺属于不同的寺院。后来义净又与贞固师徒一起归国，贞固回到三藏道场弘扬律教，可惜不到三年就于神功元年（697）入灭了。
贞固讲律并住持的三藏道场即是三藏寺，表明直到唐朝此寺依然存在，并且还是以弘扬律教为本，属于律寺，求那跋摩所开创的宗风延续数百年，可见其影响之大。
据唐刘悚《隋唐嘉话》下：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祗洹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这一记载又见《刘宾客嘉话录》和冯贽《云仙杂记》。这一故事很有趣，谢灵运号称美髯翁，临济之时，将胡须布施给广州祗洹寺，作为维摩诘像的胡须，寺僧对之十分珍惜，一直保持完好。中宗之时，安乐公主五月五日斗百草，为了出奇致胜，特意派快骑取得谢灵运的一些胡子，并且担心余物为他人所得，将其余胡须都破坏了。然而李冗《独异志》上亦称“谢灵运临刑，剪其须施广州佛寺。须长三尺，今存焉”，表明这一故事仅仅是传说，其实到了晚唐之时其胡须尚在。
谢灵运元嘉九年（432）被贬广州，十年（433）被杀。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经常到祇洹寺，是故临刑之时将自己有胡须布施给寺院，作为新塑的维摩诘像的胡子。其时广州的寺院很少，祇洹寺不是王园寺、制旨寺，很有可能就是三藏寺的正式名称。一寺多名是光孝寺包括其前身的特征，三藏寺只是强调建造者的尊称，并非正式寺名，祇洹寺是释迦牟尼说法最重要的寺院，又称给孤独寺，乃给孤独长者布金购买太子之花园建设而成，求那跋摩到达建邺之后，也是住在祇洹寺。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
欧阳纥在广州十馀年，威惠著于百越。自华皎之叛，帝心疑之，征为左卫将军。纥恐惧，其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帝遣中书侍郎徐俭持节谕旨。纥初见俭，盛仗卫，言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转祸为福，未为晚也。”纥默然不应，置俭于孤园寺，累旬不得还。纥尝出见俭，俭谓之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乃遣俭还。俭，陵之子也。
欧阳纥经营南海十余年，陈宣帝对他不放心，征其入朝，为左卫将军，欧阳纥恐怕凶多吉少，便在部下鼓动之下造反，攻打衡州。徐俭受命前来劝戒，欧阳纥盛列兵杖，言辞不恭，徐俭不为所动，劝其归顺。欧阳纥有些犹豫，又怕他在城中动摇军心，便将其置于城外孤园寺，数十日不放还。后来徐俭以智辩脱身，欧阳纥则兵败被诛。
徐俭被困的孤园寺，就是祇洹寺，因为给孤独长者之故，亦称孤园寺。此寺在广州城外，当在王园寺、制旨寺附近，很有可能就是三藏寺。广州近代亦有一个祇园寺，齐白石客居时，多寓此寺，后来曾作画，有款识：余曾居广州之祇园寺，有此花。今居法源寺又见此花，却起乡愁。此祇园寺不知与六朝之祇园寺有无关联。
据《光孝寺志》，毗卢殿乃“刘宋元初元年，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建”，这又是将求那跋摩之功错置于求那跋陀罗身上了。据前述，元初元年乃元嘉元年之误，求那跋陀罗迟至元嘉十二年才到广州，不可能是他。
据《南海百咏》：
菩提树
菩提树，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六祖开东山法门于其下。树虽非故物，亦其种也。广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叶为灯，而此寺独盛。
庭前双树尚依然，何处犹参无树禅。
一自老卢了去后，年年长结万灯缘。[ （宋）方信孺，（明）张诩，（清）樊封撰. 南海百咏;南海杂咏;南海百咏续编. 1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12.]
此求那支摩，当为求那跋摩之误。一般认为王园寺菩提树为梁朝智药三藏所植，也有人认为是梁末真谛三藏，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即菩提树为刘宋求那跋摩手植，这比智药又早了八十年。然而不知为何，此说虽起于南宋方信孺（1177-1220），却没有得到后世的响应。
求那跋摩在中国不过八年，不仅建立王园寺戒坛、南林寺戒坛，还创建了三藏寺、王园寺等。三藏寺及戒坛后来也融入光孝寺，成为其重要源头之一。总之，作为光孝寺早期的开创者之一，求那跋摩对于寺院建设有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在光孝寺发展史上应当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