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
“农禅”这种修持与劳动的结合，不仅对于印度佛教戒律，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其他各宗靠国家和百姓供奉的惰习都是一个巨大冲击。南宗禅把它的僧团修持与生活方式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起来，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也进一步地协调起来，从而完成了它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部“中国化”内容，并因此而获得生命力。
宋真宗时代，《百丈清规》被诏令为全国丛林的统一僧律。这之后，中国佛教寺院除做法事外，还要从事农林生产劳动和其他生产性事务的定制，遂代代相传，至今尚在保持和发扬。不过，后来的普请已远不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般只限于从事一些轻微的劳动，如四月佛诞摘花，六月晒藏、晒荐，节日前后清扫环境，平时院中劈柴担水、摘菜收菜等等，皆属偶尔为之。因为中国寺院僧人的生活还依靠化斋化缘、香火钱、做佛事、布施、捐赠、收款等多渠道、多来源。
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里还提出：农禅群体的主观目的虽然似乎在于避世求生，但实际上却远远超出了这个目标。他们的理论和行动，冲破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秩序，在紧箍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关系中，找到了一块宽松自在的空间。
在这里，环绕他们的是大自然，主要活动是种田吃饭。人际关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自然、田园、劳动、恬淡，丛林中弥漫着宁静而协调的诗情画意……禅宗的这类精神和境界，对于某些官僚和士大夫，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封建国家给士大夫安排的出路，唯有仕途。推动士大夫走向仕途的却是名教，名教是钳制士大夫的最沉重的枷锁。政云多变，仕途沉浮，暴贵与失落，是经常性现象。
因此，一旦失意，往往向禅宗中寻找退路。禅宗的批判精神及其否定权威的理论，完全适用于世俗范围。它可以破除对权势的迷信，也可以解除名教的束缚。士大夫用以发牢骚，舒愤懑，宣泄压抑的心绪，既自由，又安全。他们还可以因此而重新审视名教体系，发现自我价值，探求另外的人生之路；有的即从此而淡化名利，潜心于山林田园的恬适自得。
南宋高僧大慧宗杲之《宗门武库》载：“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公曰：谁？文定曰：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对此，潘桂明在《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一书里说，张方平所举禅师都是当时杰出人物，他们以鲜明的禅风、反传统的个性扬名于禅宗史。
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可以笼络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跻身于仕途；士族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可以使他们优游自闲，蹉跎岁月。但是，这些都不能填补他们精神上的失落感。保守的、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难以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倒是一新耳目的禅宗心性学说和生活情趣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在传统儒家伦理学说体系和隋唐宗派佛教名相辨析的一潭死水中投下了一块巨石。
我们还需要看到，怀海制定《百丈清规》的时候，正当安史之乱时期。处于黄河流域的天台、华严、法相、律宗各宗寺院都遭到很大破坏，唯在江南及岭南弘教的禅宗未受大的影响。这与他们深居山林，不与俗争的禅农生活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武宗灭佛以后，佛教大多数宗派或残或亡，难以为继，独有禅宗却依然挺拔且乘势大盛，个中原委显然是依靠自力而维生的佛教比依靠国主而谋生的佛教具有更深厚和坚强的抗灾力了。
天台等宗派不仅在教义和修持方法上难以战胜禅宗，而且他们一面高念不“手提金银”，一面却趋利避义，逐禄市廛的生活方敦煌壁画：《妙法莲华经·药草喻品经变》（可看出农禅思想） 式，这本身就是其自我爆炸的火雷引线。（文：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