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禅并重乃中佛佛教之特色
“农禅并重”的农禅思想以及在实践中确立的农禅制度，对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农禅并重”开创了一种新的佛教修行方式
原始佛教的教义认为“因戒生定、依定发慧”，持戒的禅定修行是为获得智慧达到解脱的关键。在戒、定处于两分和对立的思想指导下，就要求必须在远离人间喧闹的幽静地方，专心坐禅，摒弃所有妄恼，静心调息才能得到智慧和解脱。
这种禅定的修行方式与日常生活是不相容的。而“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则与此是完全不同的。禅宗在定慧一体不二思想指导下，从修行者的当下心灵活动和现实的生命本体出发，认为行往坐卧、应机接物莫非佛道，强调了众生之心在日常生活中的觉悟之性。
“农禅并重”更是把禅修与农耕劳作等生产活动融合在一起，使得具有浓厚出世色彩的佛教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扎根立足，佛教修行不再仅仅是远离日常生活的息心静坐，而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禅意流动。
可以说，“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使禅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是一种具有更高认知水平的修行方式。这种“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也接近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禅宗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推动了禅宗和整个佛教的发展。
二、“农禅并重”的农禅经济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
印度原始佛教时期的僧人奉行托钵乞食、云游四方、居无定所的头陀行。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有的中国僧人也奉行头陀行，靠乞食或民众的布施维持生活。但是由于佛教在传入中国之时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所以有的僧人和寺院便得到了官府和贵族阶层的直接金钱或土地供养，形成了寺院经济。
而禅宗则自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于深山老林中开辟道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实行“坐作并重”，直至马祖道一创丛林，百丈怀海立清规，实行“农禅并重”的农禅制度，独辟蹊径，开创了独具特色、自给自足的农禅经济。
一方面，相对于奉行头陀行的僧人来说，“农禅并重”的农禅经济使得禅宗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首先，农禅制度的实行使得禅宗僧人的有了稳定而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就为禅宗僧众数量的增加和禅宗僧团规模的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其次，农禅制度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禅宗僧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这就使得的禅宗僧众可以更安心的、更好的研究、阐发佛理，推动了禅宗和整个佛教的发展。
另一方面，相对于依靠官府和贵族阶层直接金钱或土地供养的其他佛教宗派来说，“农禅并重”的农禅经济使得禅宗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寺院经济”依附于整个封建经济和国家政权，统治阶级不可能任由其随意发展壮大，一旦其发展壮大的程度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就必定会受到限制和打击。
但是在这些废佛、灭佛事件后，禅宗一系却异军突起，欣欣向荣，禅僧数量大增，禅寺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后起之秀。究其原因，就在于禅宗实行“农禅并重”的农禅经济。
首先，禅宗诸祖皆于穷乡僻壤的深山老林中开道场、建寺院，这些禅寺远离都市和政治中心，从而减少了与世间的纷争。其次，禅宗寺院实行“农禅并重”的农禅经济，独立经营、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不依靠官府和贵族阶层的支持而存在。因此，虽历经战乱和各种抑佛、废佛运动，实行“农禅并重”农禅经济的禅宗都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反而以此为契机，异军突起，发展壮大。
禅宗正是以独立的农禅经济为基础，奠定了自己千年发展的经济基础。
三、农禅制度的创立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随着隋唐时期诸多宗派佛教的出现，佛教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进程。诸多佛教宗派中，倡导顿悟学说的惠能所创立的禅宗，被视为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派，可以被看做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亦可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但是惠能只是融会了不同佛教宗派，兼收儒道等中国文化因素，完成了禅宗思想上的中国化，一个宗派的形成，还需要物质基础和组织制度作为保障。
伴随着马祖道一开创丛林，把禅宗从居于律寺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百丈怀海创立清规，“行普请法”，创立“农禅制度”，才使禅宗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物质基础和组织制度上完成了宗派独立的过程，禅宗才完全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佛教宗派，为此，《宋高僧传·怀海传》说“天下禅宗，如风堰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
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中国化。”而农禅制度的核心——“普请法”规定“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就是“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农禅制度正是禅宗和佛教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国化的体现。因此，禅宗思想中国化最突出的就是农禅制度。
佛教的中国化，禅宗最明显禅宗的中国化，倡导农禅的洪州一系最突出。真正全面担负起禅的中国化的，使之成为禅的主流的，乃是洪州禅。因此，农禅制度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对禅宗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张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