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愚教授（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甜）
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以来，社会各界都在为此战略的实现出谋划策, 学术界和佛教界亦不例外。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走上国际、世界靠拢中国的战略之道，不但展示了当代中国科学经济、政治外交的实力和雄心，同时亦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表现。“一带一路＂根植于传统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土壤上，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佛教如何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和文化特色，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这是当代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和探讨的话题。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与中外经贸往来和国家外交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中国佛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贡献的可能性，提出“21世纪海上丝路佛教文化带”理念。
在中外交通历史中，丝绸之路扮演了重要作用。近现代以来，人们习惯地把所有中外交通要道都称为丝绸之路。综合现有史料、以及近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丝绸之路大概有四条：一、北方六道—北方丝绸之路: 始于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过敦煌出新疆；沿天山南麓，达喀什噶尔，踰葱岭，经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安息，走向欧洲大六。公元一世纪左右，大月氏(今中亚细亚撒马儿干一带)打败原先居住在那里的大夏，建立贵霜王朝，佛教开始在此丝路上传播。二、 西南道: 起于保山，经大理、姚安，至西康会理和雅安、以及四川成都，至汉中; 然后北上达长安，南下沿汉水、武汉; 后沿长江东下至金陵，走向海外。西南路的另一通路亦由保山西出腾冲，至缅甸北部 (掸国)，经曼德勒和仰光，再泛海至印度。三、青州道: 始于山东半岛的蓬莱，经辽州湾等地，南至琅玡台，乘船至日本乃至非洲各国。[ 根据英国人Elliot Smith在其书Ships as Evidence of the Migration of Early Culture (1917) 的记载，西元前680-642年间，圣那基烈王引腓尼基海军入波斯湾后不到二十年，商贾就由埃裡特列亚(Eritrea)与非洲红海南部沿岸 (索马利兰)，到达中国的胶州。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係】香港: 中国学社，1960，5-6。]四、交广道－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始于两广和交州 (越南北部)一带，[ 古代交州涵盖今日中国南方广东、广西与越南北部地区; 三国时分立交、广二州，唐代交州改名为安南，十世纪之后脱离中国而独立建国。交州位於东南亚与东亚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西海道往来重镇。]其中包括苍梧、南海、欝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地，经富良或珠江出海、又或经柬埔寨由湄公河出海、又或经广东雷州的徐闻出海 (向内六则由珠江连接西江，左江，漓江，经桂林东出湖南，沿湘水、长江、汉水而至长安; 或由珠江、北江、湟水，经连县出湖南，沿湘水而会长江、赣江、长安)。[ 罗林香，【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係】香港: 中国学社，4-11。石云涛提出内容相似、但名称不同的说法，即绿州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石云涛，【文明的互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30-171。]此道出海后，沿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 陈炎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 形成期—唐代(618-907)以前，2. 发展期—唐宋(960-1279)期，3. 极盛期—元、明、清各代(1271-1840)，见陈炎，《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2-5。这一说法明显地把海上丝路的形成延后数百年。海上丝绸之路还有数种不同的说法，一、成都出发，由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贸易路线；二、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以东南亚地区为中枢，连接麻六甲海峡以外印度洋沿岸各国，直抵阿拉伯及北非沿岸；三、由中国东部沿海出发，面向东北亚、及太平洋航线。张凯，《为构筑海上丝绸之路搭建平台:前景与挑战》，【人民网】（2014-04-09 10:09:00）。]此四条丝路不但见证了中外经贸、外交、文化交流，同时亦是佛教传播要道。
丝绸之路一词，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雰(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1833-1905)，在其【中国】(China)一书中最早提出。他所提出的丝绸之路，一般是指北方丝绸之路，有东段和西段之分。东段起始于中国渭水流域至阿富汗，西段即从欧洲东来中国。在此之前，人们通常把这一道路称为“佛教之路＂。自公元一世纪左右，佛教通过此路由印度传到中亚，然后再传到中国。100多年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断深入、认识逐步提升、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同样地，随着中外交通、以及佛教传播历史的深入研究，人们亦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所有丝绸之路都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海上丝稠之路与佛教的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当代学界还无法确切地说明佛教如何影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立的，那就是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经贸和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佛教传统认为，佛教最早由北方丝绸之路，由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但是，随着当代考古、历史文献、以及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以上传统提出质疑。中外海上交通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即张骞通西域前，中外商人经海上交通就开始了贸易往来。佛教很有可能早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这种可能性从长江中下游一带发现的公元一至二世纪时期的佛像，以及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资料，如【牟子理惑论】等记载，得到旁证。民国时期的梁启超、胡适等认为，佛教最初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北方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偏远的南方很少引起上层社会注意，佛教的传入从而被历史忽视。另外，最新研究亦发现，最初传承者不是佛教僧侣，很有可能就是来往于海上丝路、信仰佛教的商人。这些商人走到哪里，就把佛教带到哪里。虽然，他们的经商和传教活动未能得到轻视商业、反对外来文化的儒家士大夫关注，但亦在当地造成一定的影响，并零星留下一些资料。
若要真正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的渊源，则有必要首先理解佛教与商人的关系。季羡林教授说：“据我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也没有像佛教这样，同商人有这样密切的联系。＂[ 季羡林，《商人与佛教》，【季羡林文集】，第七卷，119。季羡林说：“释迎牟尼同商人似乎有特殊的关系与联系。他成佛后不久就接受两个商人奉献的食品。见了瓶沙土以后，又认识了大长者（大商人）给孤独。给孤独在萨罗土都舍卫城布金满园买下了抵林精舍，赠给释迎牟尼。他成了佛教的居士。当时在摩揭陀国，在萨罗国，商人都是腰缠万贯，在社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摩揭陀土室也参与贸易活动，大概双方互相利用，共同发展，因而才结成了密切关系。如来佛在儿十年传教活动中，到过许多国家，走的路也都是当时主要的商道。在涅桑前游行时也走的是商道。同商人的接触一定会是很多的。”季羡林，《季羡林谈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8。]佛陀时代，印度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时期，从事国家管理的剎帝利和从事商贸的吠首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佛教作为一新型宗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倡导众生平等，得到吠舍等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一方面，佛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信仰，为其与不同种姓个人和群体进行商贸活动提供了理论和道德依据；同时，佛教布施、功德及其功德回向的理念亦促进了商人的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信仰佛教的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自觉承担起传教使命，把佛教带到其它地区。从现存的早期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典中，人们不难发现佛教、特别是僧团与商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往往结伴而行，到异国他郷或边远地区经商和传教。为了方便僧人伴随商人同行，佛陀曾多次制定和修正戒律，保证前者的安全和后者的利益。
佛教传入中国与商人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北方丝绸之路、还是在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商队的陪伴和支助，僧人是很能独立地来到中国传教、或到印度取经，如前往印度取经的法显、玄庄等，以及前来中国传教的安世高等都得到商人的协助。在早期的传教僧侣中，有一部分人正是长年在中国经商的外国商人的后代，如康僧会、法度等。竺难提是一位往来于中国广州和师子国的佛教商人，他曾于公元424左右，护送罽宾高僧求那跋摩到广州；公元429年，又护送9名师子国比丘尼至南京；公元433年，再次接送11名师子国比丘尼，其中包括鉄萨罗至南京，传授比丘尼戒、建立女众僧团。竺难提不仅是一位商人，同时亦从事传播佛教、翻译佛经的活动，先后翻译了【大乘方便经】、【请观世音消伏毒害陀罗尼经】、【威革长者六向拜经】等。[ 《古今译经图纪》，【大藏经】卷55，357中。“他不只是一位护法居士，而且是在中国译经事业上给我们以有力帮助的合作者。史称竺难提是'志道无倦，履远能安，解悟玄旨，言通晋俗。'”周叔迦，《悠久深厚的中鍚两国佛教徒的歷史友谊》，【周叔迦集】，黄夏年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5。]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传播亦促进了中外文化外交和友好往来。东晋时代、特别是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快速发展，皇帝、大臣学佛成为时代风尚，信奉佛教的南海诸国都把中国当成“佛国＂。许多国家，如林邑国、扶南国、盘盘国、丹丹国、干陁利国、狼牙脩国、婆利国、中天竺国、和师子国等国王，纷纷派史者到中国，缔结友好、奉献珍宝和佛教圣物，如佛陀舍利、佛像、佛经、佛塔、檀香、菩提树叶、杂香药等。[ 【梁书?诸夷传】：“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其王使奉表曰：'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犹如天净无云，明耀满目；天子身心清净，亦复如是。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济度一切，永作舟航，臣闻之庆善。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稽首问讯。今奉薄献，愿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香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唐初，玄庄法师西行印度，不但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亦开启了中印两国友好往来的大门。深受玄庄法师的影响的戒日王，曾派遣使臣到中国，受到唐王朝的盛情接待。季羡林因此称玄奘为“促成中印两个世界大国第一次建交的第一人＂，他说：“在沟通中印信息，特别是在两国统治者之间的信息上，玄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首次建立，应该归功于他。＂[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8。]
佛教的文化外交功能亦可从“寺＂的变迁中略知一二。寺原为官置名，汉武帝时，设大鸿舻，北齐寺更名为鸿舻寺，成为朝廷官署九寺之一，主要负责重大仪式活动、接待外国使臣等；其中，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等事。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记载，永平十年，“摩腾入阙献经像，帝大悦，馆于鸿胪寺，兰亦间行而后至。”隋唐时期，许多随“遣隋使”或“遣唐使”来华的日本和朝鲜僧人，则大多寄居于佛教寺院，跟随中国僧人，研习佛法、学习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这样，佛教寺院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重要场所。
传统丝绸之路见证了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外商贸和外交之间的关系，为当代佛教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树立了典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等为起点，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延伸至欧洲。另一条线即是同样从中国沿海城市出发，经南海入南太平洋，通往世界各地。就地理位置和交通而言，21世纪海上丝路是传统海上丝路的拓展，两者之间有较大部分重迭。此重迭部分，即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就文化传统而言，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这些重迭部分地区和国家，都以佛教为主流或民族文化，佛教对当地国家政治、个人和社会生活影响巨大。传统海上丝路上的佛教传播，与中外商贸往来结下了不解之缘、促进了中外邦交的开展，为当代中国佛教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启迪。
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靠近中国的通道，那么，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应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不仅仅是经贸往来，基础建设、国际安全、环境保护、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等多面的合作，还应有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交流是经贸往来和政治合作的前提，是各国政府和人民互信互利的基础。其中，宗教文化交流尤其重要—没有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就没有宗教合作与和平，亦就没有世界合作与和平; 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平等。当前，佛教在亚洲复兴，并传播至欧洲、美洲、和非洲以及大洋洲。虽然传统北方丝路和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再也不见当年佛教文化的繁荣，但是，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但享有相似路径、相同区域，而且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国仍然信奉佛教。佛教文化仍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或民族文化，深深影响、乃至主导了当地社会、政治和个人的精神生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西两路: 西向丝路：中国—东南亚—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东向丝路”：中国—东南亚—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如何以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为借镜，发扬佛教文化功能和外交特长，增强中国同其它国家、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佛教徒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这将有助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将是21世纪中国佛教的使命。
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佛教文化传播与中外经贸往来及外交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对当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有启发意义。佛教不但不反对国际经贸往来，而且为此提供伦理规范和实践模式。正如前面讨论过一样，佛教为商人提供精神食粮和信仰力量，商人为佛教传播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佛教鼓励在家居士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勤劳致富。唯有通过正当的努力，才能致富；唯有致富，才能进行物质布施、广结善缘；唯有广结善缘，才能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在佛教看来，富裕乐施者，才堪称居士，唯有正法经商才可以致富。商人经商如同修行，广积财富，再以财富广结善缘，具足双重功德利益(double blessed)－自利利他。这样，佛教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可以指导当代商人或企业家的商业行为，规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经贸活动。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文化、新思想、和新实践，形成了形色多样、内容丰富的佛教模式。从语言体系来看，当代世界佛教可分为三大语系，即巴利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就地理分布来看，佛教可分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北传大乘佛教。中国佛教得天独厚，具足三大语系和南北传佛教，足以肩负起国际外交和文化交流的重任。无论是从海上丝路、还是从六上丝路传到中国的佛教，都深受印度及沿途国家政治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传入中国的佛教既不同于印度佛教、或任何一个沿途国家或地区的佛教，但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入中国后，佛教发生了中国化变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文化相磨合，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一方面，中国佛教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亦是传统文化在当代最为活跃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中国佛教是世界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佛教和宗教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入的互补和合作空间。因此，中国佛教完全有资格、有能力代表和带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文化纽带和公共外交作用，增加中外各国的相互信任、以及人民的支好往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提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针。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尼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提出“五坚持＂原则，即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和开放包容。“五坚持＂原则和“五通＂方针，共同成为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中犹以“民心相通＂和“心心相印＂为根本。民心相通则道路通达、民心相印则交流无碍; 民心相通相印的前提是文化交流，特别是宗教文化交流。中国佛教是当代世界宗教之一，不但具有三大佛教文化体系，而且兼具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传统，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外交化交流、民心相通相印的桥梁。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再次揭示了中国佛教的特色，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他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早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理念之前，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亦曾相继倡导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等，但都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共鸣、更没有能够有效的落实。中国“一带一路＂理念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回应。若要成功实现这一国际战略，除了强大而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之“因＂外，还必须要有文化之“缘＂；唯有“因”、“缘＂和合，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当“因＂已经确立时，“缘＂的关系重大。中国佛教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增上缘，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将为中国走向世界铺平道路。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淡宗教、重人文”的世俗政治国家，这可能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倡导以人为本、“置鬼神而不论”或“敬而远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之中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重申语言、历史、习俗、制度，以及人们在主观上对这方面的自我认同的必要性。与此相比，西方文明以神为本，其宗教性质更为突出。一些西方学者则把宗教作为文明中最为重要因素。[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8月。]或许正因儒家文化中缺乏宗教性质的缘故，当代儒家文化在海外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所不同的是，集中印文化之精华于一身的中国佛教，既有宗教精神和终极关怀、又有人文思想和现世情怀、更有国际地位和视野，是沟通中西方文化、引导世界宗教对话的最佳选择。
近年以来，中国学者们开始热心于海上丝路与佛教文化的研究，佛教界和学术界举办了很多研讨会，相关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早在1997年，李向平教授就曾以中、日、韩三国佛教交往的历史为背景，提出建立东亚佛教文化圈的构想。[ 李向平，【东亚佛教文化圈的研究构想】，［浙江学刊］，1997，第3期。]2012年，黄夏年教授发表了【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一文，概述了中国佛教外交的历史、实践和现实意义。[ 黄夏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3期。另见，黄约瑟，《试论隋与新罗的「佛教外交」》，【韩国学报】，韩国研究学会，1991年，第10期，页299-312；韩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佛学研究】，1999；郭继勇、郑屹，《隋使遍光高与东亚佛教外交》，【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2014年，印顺法师在【世界宗教研究】发表【南海佛教和南海战略】一文，提出南海佛教文化圈理念，重申佛教的外交和文化功能。[ 印顺，《南海佛教和南海战略》，【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47-55。]学愚教授在其【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以及【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分别介绍和分析了近当代中国佛教的外交实践及其与时代政治社会的关系。[ 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在此基础上，结合佛教缘起思想、同体共生理念、以及六和精神，我们进一步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带＂理念，即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借镜传统海上丝路佛教传播的历史，探讨佛教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为中外经贸往来、外交合作、以及文化交流能起和应起的作用；提出中国佛教如何在联通人心、交流信仰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理论和方法。
早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寄予佛教界的希望就是继承和发扬佛教国际友好往来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当前，佛教不但在中国及亚洲各地复兴，而且又以崭新的面貌向世界各地传播。在这样的情形下，佛教文化带理念及其实践将助于中外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和外交友好，同时亦将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中国、走向国际，同沿线佛教国家和地区广结善缘，与不同佛教传统进行友好合作，促进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身份认同、文化互动、和信仰交流。[ 佛教信徒大约佔东南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34%以上）。柬埔寨佛教徒占其国总人口数的93%；在泰国，佔92%；在缅甸，82%；在老挝，佔77%；在越南，佔76%；在新加坡，佔40%；在马来西亚，佔20%；在汶莱，佔13.5%。原文网址：https://read01.com/RAn8e5.html]当前，世界宗教生态正发生重大改变，宗教对话与合作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向。融会中印宗教、哲学、文化于一体的中国佛教，完全可以引导这一发展，与一带一路沿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进行友好交流和交明对话，[ Imtiyaz Yusuf, ”Dialogue Between Islam and Buddhism through the Concepts Ummatan Wasatan (The Middle Nation) and Majjhima-Patipada (The Middle Way)”, Islamic Studies, V. 48, N. 3 (Autumn 2009), 367 ]促进宗教和平，化解宗教矛盾、抵制宗教极端主义，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贡献。[ 章远，《“一带一路＂愿景下跨欧亚大陆的反极端主义中欧合作》，【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