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哲学史家、印度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佛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学养深厚，笔耕不辍，从遥远的古代到近现代，从印度到中国，从佛教到印度教和其他宗教，从哲学思想到政治和经济，从国内学界到国际学界，黄老先生都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无不体现出大家风范。本文仅仅从老先生诸多研究领域中佛教学术研究的角度，着重谈一谈黄老先生对佛教所作的贡献，以略表对黄老先生的崇敬与追思之情。
一是在创建多所佛教研究机构上的贡献。
黄心川教授主要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玄奘研究中心、长安佛教研究中心等机构创建，是创建中国佛教研究平台最多、影响力最广、成效最大的一位学者。
1964年，为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宗教研究机构的批示精神，黄心川老先生协助所长任继愈，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工作。当时筹备工作的分工是任继愈先生主持全面工作，黄老先生负责学术工作，并且担任伊斯兰教与佛教研究室主任，赵复三先生负责对外联络。其中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宗教所的研究工作时停时做。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黄老先生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主要负责科研管理工作，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宗教著作，其中《世界三大宗教》虽然只有不到十万字的篇幅，却引起了国内图书市场的振动，先后印了七版，许多人也是在读了这本书以后，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人民出版社鉴于此书的影响与销路，又组织黄老先生主编了《世界十大宗教》一书，此书同样获得了殊誉，一直再版。宗教研究所的优秀成果也在不断涌现，在学术界声誉雀起。
1992年7月30日，在黄老先生带头签名的倡议下，玄奘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黄老先生任中心主任，赵朴初任名誉主任。自成立以来，玄奘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四次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和国内专题研讨会，并且审阅多本玄奘的影视剧本，彻底改变了社会上过去只知道《西游记》中唐僧的形像，以及推动社会了解了真实的玄奘，出版了《玄奘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玄奘研究和中外学术交流。
二是在宗教哲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黄老先生是世界上知名的印度哲学专家，经常在印度的报纸上发表有关印度哲学的文章。他认为，“研究宗教要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教义思想的发展，要注意它在思想上的源与流的关系。中国佛教是从印度（包括中亚）传来的，传到中国后经中国人吸收消化后成为中国的佛教，哪些是源，哪些是流，这些还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加以研究才行”。他把这些想法融入到写作之中，在写作《印度哲学史》时，注意到充分利用中国保存在佛教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这些资料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学者对印度哲学的贡献，也使中国的印度学走向了世界，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这一研究方法，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黄老先生对历史人物史实问题的重视上；二是体现在老先生结合现实社会与时代发展进行研究与探讨上。其代表作主要有《严佛调与中国佛教文化》《释迦牟尼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现代中国佛教》《都市寺院的特点与展望》《法显大师与改革开放精神》等系列论文。
黄老先生都是从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与时代背景入手，挖掘影响其思想形成的各种因素，由此加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理解，再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些人物思想理论的研究，他对玄奘精神的提炼，是我国学者对玄奘的最好总结。黄老先生对现代中国近几十年的佛教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最早向海外撰写了介绍当代中国佛教的文章，并对未来佛教的发展走势进行了展望，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时至今日，黄老先生的宗教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指导后辈学人的佛教研究。
三是在佛教学术研究成果上的贡献。
黄心川教授在佛教学术研究领域上涉猎较广，曾出版《印度佛教哲学》《古代印度哲学与东方文化研究》《玄奘研究文集》等多部佛学专著，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一部分已经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孟加拉文等。所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获得了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所撰写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僧侣考》获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他撰写的《印度佛教哲学》，被学界认为最简练的研究著作，并把香港考试局指定为参考书。
黄老先生的佛教学术研究成果既体现在佛教思想与佛教艺术上，也体现在佛教与文化、佛教与经济、佛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等多个方面。这些成果在改革开放伊始，宗教学研究一片空白，重新起步之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比如，在佛教思想方面，代表作主要有《试论龙树的中观哲学》，并对印度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佛教艺术方面，主要有《从印度到中国：佛教造像的艺术之路》《印度、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二文，体现了对佛教造像艺术的探索。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相关研究者了解佛教造像的发展情况与基本特点。
在佛教与经济方面，主要有《当前东亚佛教的复兴情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论文。先生是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佛教与经济之间的互动作用。在佛教与政治方面，主要有《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沙俄侵略蒙藏与喇嘛教》《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前景广阔的中韩关系》《中韩文化的共同特点及其相异性》《东北亚的文化模式与合作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东亚文化模式》《佛教在东亚》等论文。诸如此类，等等。
这些研究考察并梳理了佛教与国家政权、外交关系、国际文化交流等之间的关系，并对佛教如何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议题进行了较早探索。
四是在教授培养高僧大德上的贡献。
无论是对佛教出家僧众，还是对各大院校的佛教研究人员，黄老先生都不吝余力，奖掖后学，提携晚进。黄心川教授在保持学术独立性和严谨性的基础上，还对佛教文化和佛教信众表现出高度尊重，一方面相续培养了净慧长老、传印长老、无相长老等一大批高僧，另一方面培养出诸多日后成为佛教研究中坚力量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1956年，中国佛教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开始创建，从各地招收了70余名学僧。当时的黄心川教授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教研室，被派到佛学院去讲印度佛教史与印度哲学后，与净慧长老、传印长老、无相长老等当代高僧结下缘份。这些学僧后来都成为了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1978年，黄老先生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即主攻印度近现代哲学的朱明忠、主攻印度古代哲学的姚卫群，主攻印度佛教哲学的方广锠。20世纪90年代，黄老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生。后来，这些同志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成为国内研究印度哲学与佛教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现在朱明忠已经是著名的印度哲学与印度教研究专家，姚卫群在印度佛教哲学方面很有建树。方广锠也是著名的佛教学者和版本专家，在佛学界影响很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黄心川老先生的倡导下，国内许多社科单位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宗教学专业。比如，北大哲学系建立东方哲学研究室，由佛学家楼宇烈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立东方哲学研究室，由佛学和梵文专家巫白慧任主任。
2003年，鼎力相助宁波宝庆讲寺编辑出版《宝庆讲寺丛书》，是推动出版《宝庆讲寺丛书》第一辑的功臣，也是推动宁波宝庆讲寺走上文化兴寺道路，迅速发展的引路人。
五是在政、教、学三界合作交流上的贡献。
黄心川教授直接参与了国内主要佛教学术会议的发起和组织工作，是中华大地上召集学术会议最多的老一代学者之一，为推动中国佛教学术研究交流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1979年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的中国宗教学会在昆明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宗教研究开始启动，黄老先生作为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出面召集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还有另一个成果就是徐梵澄先生自动来参加会议，最后邀请他回国，成为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
1986年黄老先生帮助西安学术界召开了“隋唐佛教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会后陕西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标志着长安佛教的研究开始启动。
1988年，“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在黄老先生的家乡江苏常熟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当代佛教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这次会议是中国佛学历史上首次由学术界与佛教界合作的尝试，开启佛教界与学术界共同举办学术活动之先风。这种在佛教学术研究中，将政、教、学三界组织在一起，共同召开高级别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的举措，使佛教学术研究获得政策、信仰、经济等多方面的协调和支撑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2006年9月，成都大慈寺召开的“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黄老先生的悉心指导并题词。
又比如，黄老先生对禅宗文化深有研究，对千年禅宗祖庭云居山真如禅寺的历史与发展颇为关切，曾亲临出席首届虚云禅师佛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并为论文集《巍巍云居 千年真如》作序，还为云居山“国际禅修院”的建设指明方向。
黄心川教授还是法门学的发起人，曾长期担任法门寺博物馆特邀研究员，参加了数次法门寺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法门寺的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是法门寺文化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诸如此类，等等，难以尽述。
总之，黄心川教授是现代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拓荒者与开创者。上述几个方面的梳理与阐述，既不足以总结老先生在佛教学术上的建树与贡献，也难以概括老先生对佛教事业发展所付出的大量心血与努力。只是在黄老先生世缘已尽、骑鹤西去的时刻，写出此篇短文，略表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无上敬仰之情。（文/李玲 图/黄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