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公著名的“五失本”与“三不易”法则，即出自本文。显然，这两大法则极有针对性。安公深刻地洞见其时翻译的各种弊病，从而十分细致而谨慎地厘定了这此规则。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指出：“尽管道安本人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也无力参与其中，但他似乎意识到了从梵语译成汉语会出现种种问题。在他撰写的序言中，他提到自己和赵正、慧常讨论佛经翻译中的两难困境：要么按照汉语的习惯意译，在内容上有所增删；要么按照原文踏实地直译，译文却往往难以卒读。更有甚者，在他为《般若经》新译本（署期为公元382年）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为后世译者确立了一些翻译规则：有些译文可以不同于原文，所谓‘五失本’；有些则需要踏实地保留梵文原意，所谓‘三不易’。这些规则似乎在长安很有权威性，因为我们发现它们出现在一些同时代的佚名题记里，这些题记的作者谈到了道安解释这些规则的那篇序言。直至公元5世纪的最初几年时间里，这些规则在鸠摩罗什学派中还有相当的影响。” 虽然这些规则的权威性与道安其时的角色有很大关系，但不能不看到的是，这些规则的对应性实有其合理性。而以今天我们的眼光看来，安公不仅眼力非凡，在翻译问题上，又确有其不同寻常的超越性。这就难能可贵了。
晚年的道安，在接触到诸多新文献与新信息后，对新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予以了更为系统的思考：经本的来源、涵括的内容、文本的传承、不同的演绎、译经的方式、汉语的新注疏，等等。总之，面对越来越多的翻译文本，安公发现的问题也更多了。此时的道安大有“但恨年暮”之感，希望能全身心地深入到新的译本中去作新的探究。所以在公元382年，当又见到一部新译本《般若经》时，他即刻将其与旧译本一一比较，并为其作序。诚然，此时安公自然更要在序中讨论翻译中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呆在长安的那段时期，安公的精力几乎集中于此。可以说，没有道安对其时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度关注，就很难看到其时译经活动的繁荣景象和源源不断译着的出现。我们用四个字来表达安公对译经的关注程度——精心至微。此诚如安公自己所言的“自非至精，孰达其微”？好一个“孰达其微”！不达其微，何得其精。安公此语乃出自其《十二门经序》中。走笔至此，笔者愿再受安公甘霖并以此作结：
然则经无巨匠细，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为世宝。慧日既没，三界丧目，经藏虽存，渊玄难测，自非至精，孰达其微？
此中全然透见安公之崇高信仰与求真之学术精神，吾辈可等闲视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