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净慧长老的作别娑婆,令世人特别是四众弟子无不扼腕叹息,缅怀不已。我们更为重要的应当是理解和继承老和尚“化现代”的不倦愿力,深入持久地践行其提出的“生活禅”的理念,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就其实践而言,都是中国教界殊胜的法宝,也是对中国佛学重要的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范例意义。
菩萨在线记者妙雪采访金易明教授(图片来源:菩萨在线 摄影:妙雨)
净慧长老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日,了断尘缘,作别娑婆世界。此突如其来的噩耗,令世人,特别是广大四众弟子扼腕叹息。面对老和尚安祥示寂的庄严法相,我情不自禁思绪涌动,老人家以示寂的行持,真切诠释着人生无常之真谛;以不倦弘法的实践,笃实践行禅门修学之精髓。而其所倡导的“生活禅”,作为中国当代禅学的典范,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佛法学修者佛化生活的嚆矢,在强烈共鸣的基础上成就著众生提升人性,锤炼佛性的努力。同时,净慧长老首创的“生活禅”,已成为老和尚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思想遗产。
一、生活禅提出的历史渊源与个人因素浅述
净慧老和尚于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于柏林禅寺问禅寮中所作的开示中,提到了由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所提的一个值得深思的论点,即“佛教要现代化是为了化现代”。由此观点出发,净慧老和尚站在随缘而转的立场上,对佛教步入现代化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这无疑显示了作为一代禅门大德所具备的宽阔胸襟和卓尔不群的弘法视野;但同时,佛教的现代化之目的和归宿,其“不变”的原则是化导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解决他们所存在的种种心理上、精神上的迷惑颠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净慧老和尚致力于对当代存在过及尚在流行的“安祥禅”和“现代禅”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适时提出“生活禅”之宗门意趣,其要旨在于,通过对佛教古老禅法现代化过程的肯定,彰显其博大、宽阔的信仰情怀;而“生活禅”的旨趣,即是以古老的禅宗发挥出“化现代”众生、调适现代众生烦躁、紧张的心理状态,并以此标明,佛法之要旨和目标,并非仅在哲学上的自圆其说般论述,佛法的旨趣也非局限于理性范围内的人类智力游戏,佛法是救世之光,是面对大众之心理关怀和精神慰藉之妙法良药,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化导作用不仅未因为时代步伐的飞速前行而褪色,反之,佛教化导为现代社会之经济高度发展而伦理价值严重滞後所纠结不已的人类中普遍存在的痼疾,有着显著的、不可替代的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净慧长老的生活禅之观念和实践,佐证了欧阳竟无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所作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所阐述的理念。
净慧老和尚在二十世纪最後十年到来之际的一九九一年提出“生活禅”理念,并于一九九三年柏林禅寺刚恢复之际,即创办“禅”夏令营,直到二零零八年出版《生活禅钥》,对生活禅予以系统化梳理、体系化建构,这一切,无疑有着中国禅宗法脉上的渊源,同时也具有净慧长老本人不凡经历与时代因缘的要素。总之,“生活禅”绝非出于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的故作创新,而是中国禅宗法脉流布中,对于禅学义理符合时代需要、契合众生根机的旨趣诠释和内涵拓展。
问题在于,尽管佛教是在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了近两千年的古老的外来宗教,可以说早已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那博大精深的体系之中,也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所面对的佛教,已经不是固守印度原始与部派佛教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佛教,也已经不是经过龙树菩萨与无著菩萨改造拓展而蔚为大观的印度大乘佛教的原貌风格,而是经过中国历代高僧大德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价值观念、民族风俗而不断调整、改变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最为典型的信仰形态和表述方式,集中体现在禅宗之中。应该说,禅宗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有一个从声闻乘的禅法向大乘禅法的传译、介绍的过程,也有一个从作为纯粹的印度佛教和其他宗教所拥有的修学禅定之方法,向全面诠释佛陀旨意,完整深入、深刻透彻彰显佛法根本的禅宗之转化历程。
根据禅宗诸《灯录》资料的描述,中国禅宗实际上源自于南北朝期间来华弘传“如来禅”之达摩祖师,後经四祖道信和其徒五祖弘忍立东山法门後,禅宗在中国佛教界才真正站稳脚跟。但是,这时候的禅宗之“禅”,还是未摆脱“藉教悟宗”的状态,《楞伽经》、《金刚经》还是诸禅师所一再强调和推崇的教下经典。然而,禅宗以後经过南北禅的分庭,特别是经过菏泽禅的脱胎换骨,其面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说其实在的,将慧能禅师从如来禅法脉中分离而独立为祖师禅,并竭力强调所谓的“南顿北渐”之说,并将慧能禅师之禅学风格归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者,始作俑者即为菏泽神会禅师。而後经洪州禅、分灯禅的发展,入宋以後的禅学各种记载中,不断强化了南北禅的分离性,也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祖师禅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切,如果仅仅从纯粹的禅学思想发展史角度考量,也许会有诸多的“伪托”、“篡改”、“杜撰”之处,需要认真去梳理和考证,这方面日本学者如柳田圣山先生等,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其经典著作未能翻译成中文而在中国教界、学界广为流传,更不用说认真对待、细细品味了。这一切在在说明着南禅的兴盛之问题,并非属于文献学上考证、梳理的范畴,也非单纯学术研究范畴内的命题。南禅的出现,本身是中华文明环境下和民族文化土壤中酿造的佛教信仰之品种变异,是佛教适应中国国人信仰特质、思维习惯的自我重塑。就其义理基础而言,笔者认为这是对般若系精神和中观学义理中国化的另类表述,虽然略显突兀与离经叛道,但事实上反映并揭示着般若学的意趣、中观学的宗旨。而这种另类化的表述,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华夏的文明禀赋和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崇尚实际讲究实用的叙事模式,培育了不擅抽象理性思维,但却注重自身感性体验、追求即时与此生效果的习惯,与印度文明中那神圣叙事模式有着质的差别;而惯于神话理性思维模式,崇尚超越之神圣的印度宗教,在世俗与出世之间架构鸿沟,这在中华文明的环境中是匪夷所思的。惯于伦理理性思维模式,将最高的神圣性赋予世间最高统治者,并以此为坐标确定每一位社会成员之名分的中国社会,无法接受超越于尘世又无从实际把握的神圣。而世间与出世间之间的界限,就如生者世间与冥界之间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冥界是生者世间的翻版,出世间是世间的净化或改善一样。尽管广大信众对祖师大德赋予众多公案的深刻内涵并不了解,或者更多的是单凭自身想象和理解所引发的误解,但从众多公案禅机中所透视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呵祖骂佛”之禅风,确实适应了中国人漠视神圣性的心理需要,也满足了中国佛教信徒追求“成佛”境界的现实诉求;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当下“顿悟”等宗风,更使中国佛教信徒摆脱了抽象、深邃、精致的佛教义理体系的桎梏。也许,哲学界会迷惑于为何蕴含着极其丰富东方哲学元素,精巧深邃的中观学体系和唯识学体系会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被边缘化?事实上,这些蕴含丰富哲学思辨和理性架构内容的佛学义理传入我国之际,已经决定了其在中华文明土壤中生存环境之窘迫与生存空间之逼仄了。
所以,禅宗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场”、修学是“困来睡觉、饥来吃饭”等,在中国广大佛教信徒中,可谓是深入人心,获得广泛共鸣。但悲剧性的後果是,众多禅修爱好者并非都能深刻理解和领会之,误解甚至极端化的曲解者比比皆是。故南禅发轫于菏泽高扬“不立文字”之旨趣,而在赵宋以後又以圆悟克勤禅师为代表,力主“不离文字”之要旨;由“呵祖骂佛”之极端而归之于 “禅净合一”之平和稳妥,始于力劝众生杜绝“枯坐盲修”,而演绎为以抵制“狂禅”、“野狐禅”为己任。特别是在顿渐之争中,从菏泽一系与北宗的势不两立,逐渐发展到赵宋以後正觉禅师之倡导默照禅,强调渐修与顿悟的融合相契性与不可偏废性。直到现代,随着净土法门的盛行,禅宗诸师十分注重反对和阻止那种颟顸修学、一味漠视甚至于诋毁渐修,寄希望于由凡夫到悟者的毫无根机、毫无次第准备的所谓“顿超”倾向的泛滥。由此,“生活禅”的产生,首要的是将佛法的修学与日常生活相衔接。契合凡夫根机的佛化生活,是现代众生走向悟境的必由之路。其中,汇集了分灯禅诸宗之精华,昭示着佛陀般若义理与中观宗旨之精髓。在此信仰的土壤中,以“佛法即生活,生活即佛法”为主旨的,实现佛化的生活和生活化的修学之“生活禅”,可谓是当代禅宗对于祖师大德佛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当下众生根机的适应与诉求的呼应。
当然,“生活禅”的意趣在当代,是承续禅宗之法脉而水到渠成的结果。而由净慧长老提出,并身体力行予以发扬光大,则是有着老和尚人生经历的特殊因缘的。净慧长老自幼即被父母送往尼庵抚养,可以说其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寺院环境下生活。十四岁于武昌三佛寺开始拜寺学经,由此奠定了他超脱不凡的信仰品格,树立了献身弘法事业的宏愿。一九五一年,十八岁的净慧法师即赴广东云门寺受比丘戒,殊胜的法缘,成就了他亲侍中国现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的机遇,而敏悟的睿智,促成了他深受虚云老和尚器重,并在一九五二年即接纳其为传法弟子,为他以後在中国禅宗中广采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法蜜,酿造生活禅之独特醇厚法露,宗门独树而为禅宗一代龙象,夯实了法脉的基础。而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净慧法师在中国佛学院就读研究生,成为新中国难得的接受观空法师、巨赞法师,周叔迦、汤用彤等大家系统培育,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学问僧。照例,循其早期生活和修学轨迹,他应当是一位以学问为生命,以学术为事业的纯粹学问僧。但刚学业完成的他,即在其三十而立之年,被作为漏网右派而投入劳改单位,辗转于北京、广东、湖北等劳改场所。长达十六年的劳改生活,使净慧法师这位在佛门清净寺院中长大,在佛教义学象牙塔中蒙熏的学问僧,与社会底层百姓有了广泛的接触,并亲身体验了平民的油盐酱醋,感受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净慧法师才回到北京,被安排至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从事佛教文化和宣传工作。一九八八年被中国佛教协会委派至河北省筹建省佛教协会,并先後主持了禅宗著名寺院正定临济寺和赵州柏林禅寺。在恢复佛协活动,修复开放祖庭寺院的工程如火如荼之际,净慧法师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对民间的信仰诉求之了解、体会,促使这位有着宏愿大志,又具备精深佛学造诣的虚云老和尚传法弟子开始了其建构“生活禅”体系,创办《禅》杂志,设立“禅”夏令营等现代条件下的解惑祛迷、觉世度生的不凡度化事业。
可见,由净慧长老首创生活禅之理念,并在实践中形成其体系,有着长老自身的殊胜因缘。首先是早年的拜师学佛经历,至少在师承和学问两方面,规范了其禅宗大德的禀赋。作为虚云老和尚的传法弟子,其作为临济一脉的传承者当在情理之中,而其长期以来在中国佛学院系统学习佛教义理,全面把握佛教的旨趣的经历,这恰恰是许多禅门缁素所缺乏的。正由于既有耳提面命的师承,又有系统佛学的学养,为净慧法师全面、深刻、准确把握中国禅宗精髓,避免只言片语的妄断,杜绝望文生义的武断,从而于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的深邃智慧中广集睿智真知灼见,融为一炉,将六祖慧能大师之“直心道场”、南泉普育之“平常心是道”等宗风予以推陈出新,在适应时代的表述中,予以实践贯彻。其二,净慧长老在尘世平民百姓中生活多年,饱经风霜、阅尽世态炎凉和百姓疾苦,了解众佛教信徒之思想脉络,以及烦恼所知二障之症结,故在其弘法生涯中,能如法如仪、契理契机地融汇精深博大之佛教义理于众生现实生活与修学实际之中,提出适合大众修学佛法之需要的生动、活泼的“生活禅”体系。“生活禅”在宗风上表现出的举重若轻、摄受众生、贴近生活的风格,虽自然平常而实内涵深意、虽随意但却非随便、虽放松但却不放逸,杜绝着隔靴抓痒般的故弄玄虚,对治着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针砭着无的放矢的顿超蹈空,纠正着文不对题的盲修瞎练。可以说,净慧长老从祖师大德那师承并结合自身亲历亲为的实践、修学而开创的生活禅,在适应现代众生修学实际和需求的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中,弥补着中国佛教界,特别是汉语系佛教界修学次第模糊、窍诀缺乏等路径不明的弱项,克服着佛教弘传史上和现实中所存在的上述遗憾和缺陷,召唤着富有鲜活生命力和强烈救世度生功效的佛教真正返归人间,庄严着人间佛教所缔造的人间净土。如此的佛教之现代化,方能真正担当“化现代”的重任。
金易明教授作演讲(图片来源:菩萨在线 摄影:心慈)
二、生活禅之意趣及体系窥豹
生活禅之理念,是由净慧长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发轫。确切地说,净慧长老所提出的生活禅思想,不仅是老人家在现代条件下对于佛学思想,特别是禅宗观念的推陈出新,其时代适应的视角和现实契机方面的意义是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因此,探讨和完善生活禅之体系,是当代中国禅宗生命力得以延续,并发挥其解决现代众生之切身问题,以及满足佛教信众之迫切修学需求的济世导俗功能的必然举措,也是完成净慧长老未尽宏业,实现其博大慈悲摄众情怀的不可忽缺的议题。
净慧长老自一九九一年提出生活禅以后,历经近二十年,不断在完善和充实生活禅之内涵。老和尚出版于二零零八年的《生活禅钥》一书,集中反映了生活禅的法脉渊源,基本理念以及根本旨趣,可谓是老和尚在提出并实践生活禅思想八年后所作的总结和提炼。因此,笔者以为,老和尚的这本著作应视作是生活禅思想的经典之作,是生活禅思想成体系化诠释的权威,研究和阐述生活禅思想应以此为蓝本、依据。同样,学修生活禅者也应以此为嚆矢。
“生活禅”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无根之浮萍,而是深厚的中国禅宗法脉之积淀的产物。净慧长老在其《生活禅钥》中,以二十章节中的前十章节,即追溯禅法在印度之原始意义,又依照历史的脉络,专题阐述了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祖师的“二入四行”,四祖道信禅师的见地、功夫与方法,六祖慧能禅师的无念、无相、无住之禅门精髓及修证智要旨,直到对临济、赵州、无门慧开禅师等提出的扫除一切知见、平常心、本分事、《无门关》等。这些专题的阐述,整整占全书一半篇幅。净慧长老如此倾力阐述历代祖师的禅学思想,难道仅仅是为向大众普及禅宗的知识吗?笔者以为,介绍禅宗之历史以及诸法脉流布,并非《生活禅钥》之承担的任务,这方面的有着汗牛充栋般的更为详尽、更为专业化、学术化的专著,无须老和尚浓彩重墨地予以细细描述。因此,这种章节之结构,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在净慧长老的心目中,其生活禅观念的提出,有着充分的法脉依据,禅宗传统,生活禅与历代祖师大德的禅学思想、禅门宗风是相通的、相应的。
净慧老和尚在《生活禅钥》之序中,首先明确“生活禅”观念的意义:即所谓“生活禅”旨在揭示佛法与生活的不一不异。但凡谈到佛法与生活,世间众生往往出于自身的狭隘胸襟与逼仄视野,或者强调生活与佛法之间的不一特点,将世间与出世间相隔离,以致佛法与生活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或者强调佛法与生活之间的不异禀赋,以致佛法与世俗之界限被模糊,世间与出世间之境界上的别异性被颟顸。而“生活禅”站在般若智的高度,以中观圆融的缘起性空之殊胜义理,在现实生活中明白无误地开示众生诸法缘起之实相即呈现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之特征、性质,将缘起性空之理融汇于现实中的运用,昭示了佛教徒所应有的赋予世俗生命以佛化的境界,而同时回向佛化慧命以俗化的济世情怀。此殊胜的理念,以及圆融的行持,在禅宗历代祖师大德的法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不倦的传统,无论是“平常心是道”观念的提出,还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理念的强调;无论是禅门丛林规约对佛陀祖制律典精神的实质性把握和灵活性变通,还是仓央嘉措活佛对佛法真谛,以普遍性的人类情感为载体,用颠覆性、会意性的表述风格予以揭示,都在在表达着“不一不异”的缘起禀赋。
在《生活禅钥》中,净慧长老提出了生活禅的四个根本。即菩提心、般若智、息道观与生活禅。也即是说,从菩提心到般若智、息道观三者,为生活禅之基础,而生活禅是此三者的体现与实践。净慧长老在《生活禅钥》中明示其此说,系受吴立民先生所作“五性与生活禅”报告之启发。虽然,一般而言,未有厌离心与空心,则无从树立菩提心;《金刚经》之题眼也力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可见菩提心是生起并建筑于般若“无住“慧上的。而净慧长老就生活禅之根本的此说,乃蕴含着特殊的深意。菩提心之生起,固然需要般若之无住慧,问题是般若无住慧的生起,与厌离心、空心之培植是同步的,菩提心的孕育,也是需要有慈悲济世的、包括在生活中众生所与生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情怀,都无不是菩提心之孕育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传统民族性格中的善良与仁爱之伦理,都可脱胎换骨而与佛陀之博大无垠的襟怀、超越出世的境界相契合,而成为修学之路上的增上之缘,从这意义上而言,菩提心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培育并彰显众生本具的虽染而却善意充盈的慈悲心,从此慈悲心出发,以般若智与息道观相匹配,逐渐消弭其染执与分别的成分,由此构成生活禅的三大重要环节,反映到第四根本即生活禅中,即得以落实为在生活中修禅、在修禅中生活,生活与修禅相融相涉,促使众生怀着平常心、迈步修学路。
从上述生活禅四大根本点出发,在生活之中落实修持、实践和证得三次第。首先必须坚持修持禅宗:作为中国佛教之主要宗派,禅宗既是宗教又非宗教,既是哲学、科学、文化及生活,又不能与哲学、科学、文化、生活等量齐观。离开修持的禅宗即非禅,而离开生活本身的修持又岂能是有益的、贴切实际的修持呢?其次,坚持实践:即结合自己的生活与实际,实实在在地修习禅学。禅不仅存在于坐禅、打七、参公案、斗机锋之禅堂内,修持也不仅伴随于梵呗吟诵、焚香礼佛、诵经念佛中。修行的实践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只有在实际中观照的般若实相方为真正的观照,也只有在生活中实践的现实禅修方为切实的禅修。有道是禅在生活中,生活在禅中,在生活中了生死,在了生死中生活,于行住坐卧中时时处处体验禅之意境、精神与风貌。最後,坚持证悟:生活禅本身并不意味着生活本身即自然是禅修,生活必须依禅悟方能彰显其禅意,而禅悟无法离开以文字语言为载体的佛教经论及其祖师大德的开示引导,但又无法仅仅依赖文字、史料考据以及听闻法师讲经说法,棒喝公案而获得证悟;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亲修实证毕竟将以“自知”为务;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无法摆脱现实的娑婆世间生活,故亲证实修也只能于生活中进行,方能落于实处。禅宗所悟的境界,即是说禅悟不是靠外在的灌输,只能靠向内的证悟。由此,生活禅之本在于将修持、实践与证悟之各环节均落实于生活的现实与常态之中。
金易明教授在第三届黄梅禅宗文化论坛上演讲(图片来源:菩萨在线 摄影:妙静)
三、生活禅影响学修生活的作用机制简论
生活禅并不是纯粹的宗教,也不仅仅是一种诠释世间的哲学体系。在其中所展现的宗教风格,哲学风范,无非是佛教信徒和社会各界人士精神调适与心理慰藉之功能性体现。依照前述净慧长老之所以重视王雷泉教授所提出的“佛教要现代化是为化现代”命题,其内涵是深刻而丰富的,这一命题为“生活禅”的成立、发展和流布建构了充分的理由。
事实上,包括佛教在内的所有影响巨大的世界性传统宗教,都面临着“现代化”的课题,此乃是基于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遭遇的生存环境,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是任何一个信息化时代之前的人们所从未遭遇过的,因此,其在物质诉求充分丰富多彩之际,所遭遇的精神世界虚脱、困乏的两难境遇,为所有的宗教提出了舒缓人类精神压力,对治社会心态扭曲,直面当下人类现状的严峻课题,只有对人类社会现状、对族群生存现状的深刻洞察,对人们精神世界病灶的深切体验,佛教方能具有正确的、准确的现代化方向,这种“佛教要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佛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与当代人类根机的契合;由此,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宗教要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保持其鲜活而隽永的生命力,就必须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其信仰的力量,扮演人们精神生活和信仰诉求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如果佛教如继续墨守陈规、固步自封,则无疑会与现代社会相脱节,无法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具有其独特性的一系列精神困惑、生存悖论,为此,将直接面对被边缘化、蜕变为人类精神信仰遗产的命运;诚然,佛教的现代化并非盲目的随波逐流,更非标新立异的追赶时尚,而是要以佛教所固有的“不变随缘”的原则,既要在弘法的形式、修学的内容和形态、义理诠释的视角和契入点等方面紧扣并适应时代的习惯、人们的关注面、以及现代科学的进步,把握现代人类社会的脉搏,适应现代人类生活现实。同时,又要始终恪守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所应承担的信仰职责,发挥佛教化导现代人类精神价值,化解现代社会人文危机,化生现代族群健康、平和的精神境界,由此,佛教从“要现代化”的必然性,走向“化现代”的悬壶济世之自觉作为,化世导俗,祛迷觉悟,才是佛教不变的宗旨,不变的角色、不可替代的功能。而净慧长老所发微阐述与身体力行的“生活禅”,无疑是“佛教现代化”过程中的“化现代”典范。
“生活禅”在当代社会人群中的重要作用,即是如净慧长老以通俗之语言所揭示的那样:“管理好我们的心”。作为生活于当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都无不熟悉与了解日趋完善、发达的各类管理学,从社会管理到企业管理,从市场管理到政府管理,从人才管理到交通管理,零零种种的管理学构成了现代管理学的庞大体系,深入和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人类社会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敏感的居于中枢地位的“心”,即人类认知世界、感觉世间与自身、具有丰富层次和多彩变异性的主体,却在道德伦理建设远远滞後于社会事业发展的步伐、人生价值的确立与迟迟落後于人们生理发育的进程的当下,被严重地忽略了。当已经富裕到购买力令世界惊讶地步的国人,却仍然在为每天的餐桌上的安全担忧,不得已而发出“民以何食为天”之感叹之际;当已经发达到电脑手机高度普及的信息化时代,却滋生出国人对于各类讯息的信誉度的质疑,对各类无孔不入的诈骗侵权行为的防不胜防之时;当物质生活已经丰富到无须为衣食担忧,各种感官型的需求能得到尽情满足的时机,却莫名地彷徨于精神世界的无从着落,纠结于人生之价值安立理由的困惑。由此可见,物质的需求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物质的力量只能解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人类之所以为人,其要旨在于为自己的生存寻找满足充要条件的理由,为人生寻觅精神家园的所在。缺乏精神慰藉的人生是漂浮的人生。事实上,任何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社会病灶、个人纠结,都无非源自众生之“心”的躁动与不安。虽然其客观的缘由很多,可谓枚不胜举,但是一切外境内境无不随“心识”所转,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佛教从初祖达摩祖师开始,即关注到“心”之重要,其为二祖慧可禅师“安心”之机锋,源远流长,至今为诸多学佛者所回味琢磨,从中悟出其深刻而隽永的内涵。无怪乎禅宗另有一名为“佛心宗”。
净慧长老在其“管理好我们的心”之主题下,系统地阐述了禅宗对治众生之“心”的要义,其关键点即在于,充分调动大乘佛学义理的精微分析之成果,直指众生对自身“心”的管理,实际上是从规范好自身的身业、口业入手,达到对意业的有效调控。其中,意业的管理,就是众生在日常的生活中,依照佛理的要求,对自身“心”之调试。如果能将众生之“心”调试到“平常心”之状态,即对任何事物不抱执著、不予纠结的平静随缘状态,将一切境遇视作因缘流转中的“本分事”,不起烦恼纠结,不生执见,则其诸多由此而引发的精神性病灶,将得到有效的诊治。
但是,对于广大学佛者而言,禅宗祖师大德上述古道热肠之开示与引导,一般都能欣然接受,并愿意心悦诚服地予以效法。但又缘于其义理分析的精深,实际行持上 “管理”自身“心识”之次第与窍诀的笼统,故也无从真正在身口意三业上下功夫约束自身,心猿意马、心浮气粗甚至于心醉神迷的症结始终未能有效改观,久而久之,对佛学的修学功能,进而其所拥有的精神慰藉、心理调适机制丧失信心。为此,净慧长老在自身亲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前贤之经验,倡导从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处、每一时做起,从日常入手,在行坐住卧中,在举手投足间,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地以信仰的意念,提升自身对因果的信念,彰显良心的力量,发挥道德的能量,由此,在对待社会现实、处理人际联系,调整自然与人类、个人与社会、乃至于国与国、教与教、社团与社团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缘中,不仅以现代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为指针,更以佛教所特有的业已调适好的健康心理状态,予以处置。依照净慧长老所倡导的“生活禅”之语言系统,即是要“善用其心,善待一切”,在现实的生活中,应当有如下的作为:
一是,以感恩的心境消除仇视:友好善意地面对父母、众生、国家、三宝,即佛教所一再提倡的上报下济之落实于自身的生活实际中的点点滴滴琐事之中;二是,以包容的心态对治排斥:宽容包涵地面对主张、诉求、利益、声音的不同,即以达摩祖师所倡导的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的践行于现实,在众生日常生活中以此四行去消弭矛盾、熔化误解,尊重正报与依报因缘,逐步克服国人一般所具备的过于现实的目标诉求和实用的利益追求、依照真理正法之要求,特别是佛陀所开示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等八正道而检点自身的身口意三业。三是,以分享的心情赢得和谐:在这纷繁的世间中,不同的因缘、机遇,相异的生存环境和诸多不同因素,早已将人们分成不同的阶层、群体,分享是一种沟通,即是以佛陀所主张的僧团之“六和敬”精神和“四摄”要求,去化解众生生活及社会活动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类摩擦,分享精神与物质的成果;其中重要的因素是,这种分享是一种出于和敬的共享,而非出于恩赐的施舍。和敬者,外同他善谓之和;内自谦卑谓之敬。“同他善”与“自谦卑”是其要旨,也是其心理底色。如若不然,则无论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都会因带有功利性,交换性而失去赢得和谐的效果,也必将因戒、见、行的缺乏尊重,身、口、意的缺失慈和,而为自他双方徒增烦恼;四是,以结缘的心量成就和合:缘者,联系、条件下的存在也。这是一个人类共居的星球,是一个充满着诸多纷繁复杂和频繁交流、联系的娑婆世界,如果每一位众生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以这种相互依存、互补融合的缘起意识看待大至器界、有情界、五蕴界,小至邻里、朋友、同事、上下级、有产无产阶层等等之间紧密的联系性,消弭人类所具有的“自我中心”之顽疾,则放眼世界、国家,群体之间,着眼个体之间的所谓是非纷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战火硝烟,都会在结缘之心量中,化解为和合、和平与和睦的诸善功德。依照佛法所言,我们每一位学佛者,都要检点自身,是否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与众生、社会、自然结了人缘、法缘、善缘、佛缘。这种结缘看似微不足道、点滴琐碎,但却将聚沙成塔,清净世间、堙没尘埃。
记得印度由灵性导师深刻指出: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不纠结是其要义,不执著是其关键。“生活禅”之指导众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修持机制,通过其以感恩的心境消除仇视、以包容的心态对治排斥、以分享的心情赢得和谐、以结缘的心量成就和合,得到了契理契机、如法如仪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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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祖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