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
大菩文化原创 2016的年度热词中不出意外地出现了“工匠精神”一词，这不仅仅是因为李克强总理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了“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因为这种“力求完美”正是目前中国发展转型中急需的一针强心剂。
各行各业都有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工匠精神的伟大人物，而在民国时期的佛教界，最富工匠精神的僧人，非太虚大师莫属。让我们在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的2017，一起回顾这位高僧在佛教改革上的精益求精之路。
太虚大师的毕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理论上，大师将内外、新旧学说融会贯通，提出许多精彩的见解；同时四处奔走，将理论付诸实践：先后住持多家寺院，创办佛学院，组织居士林，出版书报杂志等，可谓是一位卓越的佛界全才。
这一切都离不开太虚大师青年时期的经历：他受到的是当时较为罕见的新式僧教育；而革命思潮席卷全国时，他也大量阅读蕴含革命思想的书籍，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这些点滴积累使他产生了“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的新颖想法。
民国初期，社会时局动荡，风起云涌，中国近代佛教在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学界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佛界弟子既要遵循传统，继承发扬丛林古制，但又要在时代变迁中，适应潮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在这种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下，汉传佛教呈现出些许颓然之势——学佛者多以为信佛只是为死时的体面与死后的利益，却忽略了佛法的信仰与修行需要在现世中进行实践进而获得圆满。
在此时代背景下，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亟需解决的“生活问题”是立足于生死之上，对生命的态度问题，而对于人来说，一生孜孜以求解决的无非只此一问。因此，适应现代化的佛法，当是以人为本，契合时机的“人间佛教”。此后，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太虚大师的所有佛教改革行动皆以此为中心展开。
1912年，太虚大师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着手改革佛教。时任主席的太虚大师在大会上提出了“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思想观点，受到一些青年法师、僧人的支持。大师便以此为基点进行改革，却不料演成一出“大闹金山寺”的故事。这次革新思想的落地由于时机不成熟，僧众根基不充分，刚刚拉开序幕便宣告失败了。
金山寺事件的次年，太虚大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革命，分别对理论、制度和寺产做出了一定的要求。这是一套十分完整，很有启发性的理想佛教界规范，但由于脱离当时僧团实际，很难付诸实施。
之后，太虚大师虽仍以“三革命”思想为他改革的根本理想，但转而在实践中从加强僧伽教育，培养新式僧才两方面着手。在太虚大师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下，大量的佛学院在中国涌现，其中就包含名扬中外的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这些佛学院培养出了近代中国佛教界最为中坚的力量，大批僧才在当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
而怎样才是一个新式僧才呢？太虚大师为他们做出了几点要求：他认为僧人必须自食其力，自立于社会；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变迁，以不变的佛法真理适应新思想；最为重要的是养成健全的僧格：既要持戒，守住僧家的淡泊本色，又要实行、弘扬佛法，济人利世，始终践行大乘佛教中的“自利利他”思想。太虚大师提出的种种规范，对当时佛教适应时代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即便在现在看来，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太虚大师这种不破不立，为佛教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钻研和执着，正契合“工匠精神”严谨、专注、敬业的内涵。放眼当下，不只是佛教界，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都需要这样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人才；而发扬并使革新精神扎根于社会土壤，远比只是观望时局，期待能人志士实际得多。
太虚大师圆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乘上一列开往社会主义之春的火车，向着越来越好的明天疾驰；但他若是从极乐乡瞥向凡间，一定会为70年后的今天佛教界开放、包容的活力而感到无比欣慰。
（文编：妙蒙 责任编辑：妙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