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正法师与王新老师
大菩文化佛讯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兰州报恩寺住持普正法师曾于中国佛学院学习深造，王新老师担任其本科老师及研究生导师。在王新老师往生七期之际，普正法师撰文悼念，以下为全文内容：
王新老师，是我在中国佛学院读本科时候的老师，也是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于2020年2月14日23时08分，在北京家中安祥舍报。噩耗传来，犹如霹雳，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百岁老人，可以说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油尽灯枯火自熄”的生死规律，也是福寿双全的圆满善果。
但王老师离开我们，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和难过，使我感到无比的惭愧，无限的怀念。感怀老师的慈悲音容，谆谆教诲，言传身教的诸多情景，以及当下疫情期间，我在兰州无法返回北京送王老师最后一程，更觉得悲痛难抑，潸然湿襟。
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想到王新老师，曾经不顾年迈，在我读研究生的三年期间，春风化雨，耳提面命，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身为世范，高山景行的德范，更是感慨万千，悲由心生。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是严师，谈心的时候是慈父，指导学修的时候是导师，有很多很多难以忘怀的岁月和往事的画面，总在眼前浮现。
一、坎坷生涯 暇满人生
王新老师1922年7月8日生于江苏南通，1956年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班学习，是最早的一批学僧，本科毕业之后接着读研究生，于1965年佛教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因历史原因，曾参加过炼钢，修建十三陵水库，建造人民大会堂地基和首都的绿化工作，在最困难的岁月中，他依然是本着奉献、无畏、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王新老师从未改变过信仰，从未间断佛学研究，始终重视和坚持学修并进、教学相长，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篇。落实宗教政策后，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佛学院工作，是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第五、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七届理事会咨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研究员。2020年2月14日23时08分，于北京顺义家中无疾而终，安详舍报，享年98岁。
二、读佛学院 得遇良师
我读本科期间，王新老师给我们讲禅宗佛教史，中国佛学院本科有几十门课，佛学课包括唯识、中观、天台、华严、净土、戒律、佛教史；社会课程有古代文学、时事政治、中国历史、外语、书法等。佛学课程中，王新老师讲授的禅宗佛教史是最受学生欢迎和重视的课程，佛教史分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
可以说，禅宗佛教史就是整个佛教的发展史，法国的雨果曾说过“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那么禅宗佛教史，自然就是对佛教的诞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回顾和总结，不仅包括了佛教的历史，也包括了佛教各宗各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
如果一个老师专攻一门课，那可以说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佛教史的老师不仅要精通佛教历史，更要通达佛教诸宗派的发展历史和教理教义。王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精通佛教历史，通达诸宗要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师。
尽管如此，王老师却非常低调，从无粉饰，内心里时常充满慈悲和智慧，对学生向来都是温言善语，对每一节课都是风雨无阻，认真负责，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王老师迟到课堂或因事不来上课的事情，时时处处都是严以律己，率先垂范，高风亮节，谦和待人。因为王老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教学，言传身教的德范，深受学院师生的崇敬。
我读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破格安排我当93级学生的班主任，这种安排连我自己觉得都不可思议，可以用诚惶诚恐来形容。从此自己一边学习，一面管理学生。也许是在佛学院当了三年的班长，积攒了一点经验，加上老师的点拨指教，班主任的工作比较得心，得到院领导的认可和赞扬。
94年我本科毕业，当时佛学院留了8位研究生，我和中智法师学天台学，导师就是王新老师。这时候我还是一边学习，一边管理学生。研究生一周上两次课，每次都是三节课连着上，每次上课前，我就给王老师准备好茶水，在前院接一下王老师，有时候王老师来的早，就到我的宿舍，问一些学习的情况，同时也很关心学院的工作，如果我有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王老师虽不直接说破，但一定会点化到我领会为止。
可以说，王老师不仅传授我知识，而且教我做人做事，如同一位慈父，亦如一位严师，所有的用意，都是希望我不负韶华，不忘初心。王老师在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上，给我们列出了必须读的书籍，有天台三大部，《法华经》《大般涅槃经》《金刚錍》《观经疏》《金光明经义疏》《法华会义》等，讲授的有《始终心要》《教观纲宗》《六妙门》《童蒙止观》《天台四教仪》等课程。每一节课都要写大量的板书，我也是认真地做了笔记，这些笔记在我给佛学院学生授课的时候，可以说是受用无穷，甚至是拿来就用。
王新老师每学期都要求写两篇论文，他都会亲自批阅，每一篇文章他都会修改、标注，指出不足，提出要求。王老师因材施教，引经据典，润物无声，不仅鼓励了我们的学习热情，而且学唯识学的研究生理证法师和怀进法师也来听课，三年几乎没有落下的课时，还有些学生也想来听课，因为是小教室，没办法容纳下那么多人，这在佛学院研究生的课堂上还很少有过，可见王老师教学是多么的受欢迎。
97年夏天研究生毕业，我写的论文是《天台的判教》，王老师多次指导修改，有的部分修改的比原文还多，尤其在概念和有些原则性论点，老师更是细致入微，对学问的那份执着和认真，不得不让人钦佩。老师给我的论文写了一段很好的评语，我知道自己的论文水平有限，老师是鼓励我继续努力用功。
我们这一届毕业了八位研究生，是中国佛学院当时历届研究生中人数最多的，毕业之时，赵朴老作为院长亲自参加，还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同时，93级的学僧也在此季度毕业，我算是佛学院为数不多的把四年全带下来的班主任之一。尤其我当班主任的那几年，佛学院也算是多事之秋，院领导因不同原因接连离开佛学院，有一段时间就只有教务长白光老法师支撑着佛学院的运转，我作为班主任，也算是白老的得力助手，与白老结下了不解之缘，白老于2016年10月26日示寂于天津药王寺，作为尊敬的师长，永远值得我们追思与怀念。
三、留学海外 倍加关怀
在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原则上是留在佛学院任教，当时中国佛教协会要选派两位学生到韩国圆光大学留学，我也是一时心血来潮，竟毛遂自荐，幸运的还得到了会领导和院领导的同意。
我就去塔院王老师家里，征求王老师的意见。王老师听了我的汇报，沉思了一阵，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要说佛学院现在也需要人，离开对佛学院的工作还是会有影响，当然，到韩国留学也是一次机遇，朴老一直都有在日本和韩国培养人才的想法，只是你现在去韩国留学，没有外语基础，年龄也有一点大，估计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老师对学生何尝不是一样的牵挂和担心。我给老师汇报了我留学的意愿和因由，老师对佛学院和我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权衡利弊，认为留学的挑战虽然大，但也是机遇，因为现在国际化、全球化现象在佛教事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如果学成归国，也许在今后的弘法生涯中会更有优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老师一番叮嘱，还给我讲了一些有关韩国佛教的情况，特别谈到天台宗时说，韩国天台宗在朝鲜时期被崇儒抑佛的政策毁灭了，在五十年代又得到重创，现在的总务院长田云德长老，对中国非常友好，也是朴老的好朋友，今后可以多了解韩国天台宗的发展，研究方向选择韩国天台宗的历史渊源。
因为我对韩国佛教一无所知，只是点头答应。我是12月初赴韩国，敬爱的赵朴老还专门在广济寺会见了我和达正法师。在韩国学习的前三年，也确实如王老师所说，困难和磨练远远超出了留学光环带来的荣耀。我们留学的那时候，中国出国留学的人还不算多，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梦想，甚至认为是淘金或镀金。
我们到了韩国之后，圆光大学派了两个朝鲜族的中国留学生来接我们，从金浦机场到首尔火车站，在等车的期间，他们请我们吃饭，是韩国冷面，非常大的一个碗，没看到多少面，看到的就是比拳头还大的一块冰，当时首尔都下着雪，在冰天雪地里要吃放着一块碗口大小的冰块的冷面，我们不难想象对食欲的打击。
但是，到异国他乡被请吃的第一顿饭，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表达自己不习惯，只能入乡随俗，体验新生活，也是在韩国学习生活的开始。
第一年是在语学院学习韩语，第二年读研究生，因为韩国教育部不承认中国佛学院的学历，协商的结果就是我只能从硕士研究生开始，这样就造成了我有两个硕士学历。这个时候又遇到了问题，圆光大学是圆佛教创办的，圆佛教是韩国的一个新兴宗教，因为叫圆佛教，中国人都把它当成了佛教，圆佛教在国外也自称是佛教，但在韩国不承认自己是佛教，认为是由韩国人朴重彬大宗师于1916年创立的。
当时圆佛教认为我和达正法师应该上圆佛教学院，学习圆佛教。我表示圆佛教可以学习，但我们不能上圆佛教学院，因为圆佛教学院的学生都是圆佛教培养教职人员的专门学院，都是圆佛教信徒，我们是佛教徒，又是僧人，我要求他们应该按照当初邀请的约定，在圆光大学大学院学习佛教专业，圆光大学佛教专业很多教授都是东国大学的博士或从日本佛教类大学获得博士的专家。
由于双方意见不同，没办法我就给朴老写了一封信，朴老十分重视，特派申在夫、张琳两位副秘书长和办公室副主任张泽西到韩国圆光大学了解情况，他们几位到圆光大学后，接待的非常隆重，给我们只留了30分钟左右的见面时间，几位领导基本上是把我训诲了一番，认为在哪里学都一样，要注意中国僧人的形象，不要提那么多要求。
他们这么说，我也是理解，但事关信仰，我真的不能那样做。我依然坚持不能上圆佛教学院，关键时刻，幸亏韩国的田云德长老和东国大学的法山法师在北京拜见朴老，朴老问起此事，他们如实给朴老反映了情况，朴老才了解了真实情况，同意我的主张。
通过协商，才顺利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朴老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向玄奘法师学习，并安排中国佛教协会每月给我们17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第二年的假期，我回国后看望了朴老和王老师，我给朴老汇报了我的学习情况，给朴老看了我的成绩单，朴老也问了不少韩国佛教界的情况。看望朴老之后，我就去王老师家里，王老师当时身体有点小恙，但王老师见了我之后，精神特别好，对我在韩国的情况他都听说了，认为作为一个出家人，就是要正信正行，原则性问题要有立场。
王老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也问了我们的生活安排。我说我们还是按照中国僧人的生活习惯，韩国圆佛教和佛教界对我们都很重视，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王老师听了之后甚是高兴，他让我多接触韩国佛教界的各宗派，对韩国佛教的发展现状多关注，多交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回顾老师的话，真是高瞻远瞩，良言如金。
四、佛协工作 关心呵护
2001年2月，我在圆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因中佛协负责韩国事务的申在夫副秘书长突然离世，中佛协来电让我毕业之后，即回国到国际部工作，王老师对我回佛协工作也非常高兴，认为这样自然可以学而致用，发挥长处。
国际部的工作比较琐碎，每一次国外贵宾的来访接待或会领导出国访问，都有一大堆的手续和文件处理，而且经常出差或出国，虽然都在北京，与王老师也很少见面，有时候只有到年末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每次见到王老师，我都很惭愧的想对王老师说自己没去看他的理由，王老师反而会安慰我，说我在佛协的工作非常忙碌，他都清楚。
老师总是时时处处事事都替别人着想，我惭愧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虽然师道尊严总在心上，却留下很多遗憾。王老师总是在鼓励自己的学生要求上进。我在工作中的磨炼，也是五味杂陈，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却又理所当然的受到考验，就会对王老师倾诉，甚至是抱怨，而王老师总是和言善语，善巧方便，给我一番开导，打开心结。
为了提升自己，2005年我考入韩国圆光大学大学院读博士，起初因为工作的关系，只有开学一个月和期末的一个月在学校，期末因为要交学期论文，是一学期最重要的阶段。一年之后，又是命运多舛，正好成就了我安心学习的机会，200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圆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前后经历了25年的读书生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圆成了读书生涯中的梦想。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王老师为表祝贺，给我亲自写了一幅《心经》，还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可潜法师给我。
王老师信中原文如下：“普正法师，一别半载，念之。我去沪上，6月中旬返京，一切依然，略可告慰。法师公务繁忙，能于忙碌之中，攻读博士学位，圆满毕业，殊属难得，不辞疲倦，刻苦钻研之精神可嘉，可敬！为致贺意，亲托可潜法师专享客岁所书心经一纸，哂纳，祝颂，吉祥！王新敬启 即日。”
王老师德高望重，却总是低调谦和，对出家人不管是大法师还是他的学生，都用敬称，源于老师的信仰。倒是让作学生的深感惶恐和惭愧。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非常肯定，学生遇到挫折，王老师一定会倍加鼓励，但王老师一向淡泊名利，也不主张自己的学生被名利束缚，学生在学问、修行、做人方面有一丁点成就，老师都会毫不吝惜的表扬赞叹，但对学生职位升迁他却看的很淡，常常说“职位不是荣誉而是责任，谦虚是成功者的助缘”。这世间大多数人都是被名利奴役，因为名利会让人“丧失良知本性，堕入痛苦的深渊”。
老师后来又给赐了“举足为法”和“兰芝常生”两幅墨宝。“举足为法”就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一举一动，低头抬足，无不是道，如果自己在言行上，时时处处不能彰显佛陀的慈悲和智慧，不能圆融的处理和对待自己所遇到的顺缘和逆境，那就是学未到位。“兰芝常生”自然是老师给我最好的寄望和祝愿。
五、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王老师是中国佛学院最早的一批毕业生当中的研究生，一生淡泊名利，游心学海，专研三藏，精进道业。亲近过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佛教界泰斗级高僧和赵朴初、周叔迦、王恩洋、虞愚、叶均、林子清等大德。老师从来没有炫耀，只是觉得流年似水，良言如金，感念那些给自己知识和智慧的先贤大德。
王老师教演天台，行归净土，临终时至，所留遗言，都是依净土法门仪轨，遗言要求在他临终前放自己录制唱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二六时中不要停止，要求临命终时，对身体不触不动，不针灸医药，不送医院抢救，要求一切吊唁从简。家属和部分在京学生，遵照老师的遗言，如理如法的善后了老师临终的过程。老师往生二十四小时之后，面目慈祥，如同沉睡，老师用他一生的生命表达着信仰的力量和智慧。
王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学修并进、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虔诚佛教徒，是一位学识渊博、虚怀若谷的佛教学者，是一位德高望重、慈悲智慧的大德，是一位身为世范、为人师表的老师。他的德望和为人，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德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