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第五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尼众佛学院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做开幕式致辞。此次致辞由江苏尼众佛学院副院长董群代读。
全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初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历史研究院过程中和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简洁、准确而鲜明的语句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作了全面诠释，提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举国响应这一号召担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形势下，来自各地的学者在此参加第五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南朝佛教学派与佛教中国化”的学术研讨会并纪念江苏尼众佛学院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杨曾文教授表示热烈祝贺，因未前来赴会，谨请董群教授代读致辞。
回顾佛教传入中国，在经历了两汉至西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迅速普及，至5、6世纪进入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研究、经论讲说和撰述盛行，迅速兴起佛教学派，为隋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佛教宗派的成立打下思想基础。
仅从南朝来看，在佛教研究、经论讲述撰述中，既有精通某些经论的学僧，也有身为士大夫的儒者。当时的学派并未形成严格的组织。一些学僧，精通大乘《大涅槃经》、“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摄大乘论》者，被称为涅槃师、三论师、摄论师等；精通小乘《成实论》《毗昙》（《发智论》《阿毗昙杂论》《心论》）者，则被称为成实师、毗昙师等。虽也有师资传授，然而尚未成立系统新说。进入近代以后，学术界虽将这些学派称之为“宗”，如涅槃宗、成实宗等，但实际表述的是涅槃学、三论学和成实学等。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的皇帝、太子和亲王、儒者士大夫也加入了佛学研究、讲论撰述的行列。打开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便可一目了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梁武帝曾登台讲《摩诃般若经》，尤其重视其“三慧品”，并且组织注释《摩诃般若经》《大涅槃经》等，亲自写序，甚至还撰写阐释以“神明”为佛性的《立神明成佛义记》文章。昭明太子萧统可以面向众多朝臣高僧讲释“二谛”、“法身”等大乘要义。
南朝最有影响的学派应以涅槃、三论学派为代表。东晋法显赴印取回的《大般泥洹经》翻译之后，最早在南朝流行。此后北凉昙无谶所译《大涅槃经》传入南朝，著名儒者谢灵运主持加以改治重译，十分流行，佛性思想深入人心。涅槃学者世代辈出，在竺道生和慧严、慧观之后，著名的有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僧旻、宝亮等人。吉藏《大乘玄论》举出对佛性提出见解的多达十一家，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以“心”“真神”“自性清净心”或以“冥传不朽”为“正因佛性”的几家。
摄山（栖霞山）是世代研究般若“三论”的中心。自黄龙法度之后，僧朗尤精《华严经》和“三论”中道思想。梁武帝曾派僧怀、慧令、僧诠等十僧入摄山受学“三论”大义。僧诠弟子有兴皇寺的法朗，其嗣法弟子吉藏正式创立了三论宗。
南北朝佛教研究和前后兴起的佛教学派，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对佛教的感悟理解通过讲经、著述融入佛教之中，促进了佛教义理的中国化演变，可以说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里仅举一例：以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宗派，皆以大乘般若空义和中道思想、涅槃佛性论为两大理论支柱。这正是得力于南朝般若中道思想、涅槃佛性思想的研究和彰显促成的。这里特别提及的是，在涅槃佛性学说兴起后，佛教界曾一度贬低主张“诸法性空”的般若经，谓“此经非是究竟”，归之为“通教”“渐教”。为此，梁武帝特别组织人注释《摩诃般若经》，并撰《注解大品序》对此予以廓清并重予提倡。
历史证明，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研究对佛教义理的中国化演变起过重大促进作用。在当代我们遵循中央“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指示，“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之时，自然离不开教内外学者联合对佛教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有览于此，江苏尼众佛学院举办历届“南朝佛教与金陵”自应是很有意义的盛举，相信这次以“南朝佛教学派与佛教中国化”为主题的研讨会也一定会取得圆满成果，从而为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创新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明”作出积极贡献。（文/杨曾文教授 图/果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