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也是古都西安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名人之一。其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了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
15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南亚学系教授湛如法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南雍学者”特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洪修平，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哈尔滨极乐寺方丈静波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纯一法师，法鼓文理学院荣休、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任委员惠敏法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文明六位学者大德作主旨发言，为本次研讨会奠定研讨基调。
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以“大乘”为号等身份性用语随之盛行。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仪型，玄奘被印度信奉大乘等人们称为“大乘天”，其归国以后，门下弟子们又多有以“大乘”为号者。
从玄奘弟子大乘基、大乘光、大乘恂等“大乘”称号切入，连接莫高窟“大乘贤者”称号背后，名号制度与“中国”佛教中心的形成，探讨丝绸之路上大乘称号的周流和历史意义，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唐代佛教名号制度起源于印度，改造于中土，经唐代国家推动，从佛教僧团习惯性文化发展为国家律令的制度性文化，并周流于亚洲广大区域；
二、玄奘法师在印度所获得的“大乘天”称号，回到中土后由宗教意义逐渐演化出政治意义。传世文献所见大乘称号都是玄奘法师及其弟子，可见师门传承之意；
三、中国佛教名号制度既包括僧人名号，也涵纳寺院名号。这是中国礼乐文明与印度大乘佛教相互融合的一种创造，是中国礼乐文明对印度佛教文明的受容和规范；
四、中土佛教名号文化的历史影响，为我国历代政权所继承发展，甚至被移植至日本；
五、佛教是西域治理的重要方式，既作为当地社会文化、经济中心之意，更为当地军队提供信仰与心灵的关键庇护。
洪修平教授从玄奘法师西行求法、译经、创宗三个层面，概括其对佛教中国化、中华文化繁荣及中印、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贡献，综合回顾玄奘法师不同人生阶段，对于佛法、制度、文化、文明交流等方面的当世及后世影响：
一、玄奘法师在精通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宗思想基础上，用梵文写《会宗论》三千颂，和会空、有两宗的思想，反对空、有思想割裂。这体现了他对佛学的领会贯通，具有中华文化的圆融思维；
二、玄奘法师译经基本反映5世纪印度佛学全貌，为中国化佛教宗派创立和佛教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人才储备。特别是佛教唯识哲学和因明学的系统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添加新内容，也推动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和思想文化领域三教鼎力新局面的出现，促进中国古代哲学与逻辑学发展；
三、玄奘法师译经同时又事讲学，其弟子中外僧人数千名，为法相唯识宗向外传播和东亚文明交流互鉴培育土壤。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窥基被称为“玄门四神足”，开法相唯识宗。隋唐佛教其他宗派创宗人也受玄奘法师及其宗派影响。中外僧人在长安共译佛殿，从侧面映现出中外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静波法师以《取经诗》开场，强调应重视以玄奘法师为代表的历代法师坚强、坚毅精神。正是舍身忘死之信念、离苦得乐之慈悲、圆融无碍之智慧与本土文化融合，共同铸就中华文化的磅礴和自信。
法师表示，玄奘法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他在译经过程中保留印度佛教核心思想，同时融入中国特色，严谨治学，激励着后人追求真理。如今大众对玄奘法师形象或有所曲解，过于片面。佛教应与时俱进，契合时宜，身行言教化解偏见，做好玄奘精神的当代实践，强化师资，优化资源，培育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在遵守规范、做好自修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当代问题，发挥佛教积极作用。
纯一法师选取八世纪中叶时间节点，探讨西明寺高僧圆晖和县旷分别撰述《楞伽经疏》和《大乘起信论广释》等文章，在继承“新译唯识”思想基础上，力图吸收《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等“旧译唯识”的思想现象，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新诠释，提出：
一、圆晖和县旷的唯识思想反映了中国法相唯识宗从“旧译唯识”走向新旧唯识兼容的思想转向。与早期“新译唯识”信奉者对“旧译唯识”持排斥、批评立场不同，圆晖主张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县旷则将“旧译唯识”视为“法性圆融宗”，力图以如来藏思想融摄唯识思想。
二、随着法相宗一代窥基、二代慧沼去世，伴随着武则天政治倾向的支持，“旧译唯识”呈现出重新夺回话语权的趋势，《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重新受到佛教界重视。法相宗内部对于“旧译唯识”态度发生变化。
三、“新译唯识”流行近百年之后，中国佛教界在对“旧译唯识”和“新译唯识”之间的差异有了清晰认知基础上，开始思考两者之间是否能够兼容乃至融合。将两个宗派在思想上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楞伽经疏》。这种思想动向发展为建立在“一心”基础之上的“性相一致”的思想，并成为唐五代之后中国佛教义学的主流思潮。
四、法相宗衰落后，唯识思想主要被华严宗所吸收，其如来藏缘起说与“旧译唯识”深度关联。
惠敏法师从文献学角度，探讨玄奘法师译《菩萨戒羯磨文》与慧沼〈大唐三藏法师传西域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两种“授瑜伽菩萨戒羯磨”文献之异同，并比较二者与《传戒正范》的授戒科判，以“三段十二门”考察汉传佛教传授菩萨戒仪轨演变。
他提出，〈慧沼·别传本〉可担任汉传佛教“授菩萨戒羯磨”的“瑜伽梵网兼容”中介角色，方便订定“瑜伽菩萨戒法”仪轨，值得当代佛教重视。并就仪轨细节考究、受戒人群适用等提出11项论点。
徐文明教授以北周至隋朝佛教领袖昙延的涅槃学为核心，分析涅槃学及昙延门下弟子对玄奘法师的影响。列举涅槃学昙延系自昙延法师至法常法师法脉，揭示法常法师为昙延晚期弟子，作为唐初佛教领袖，是玄奘法师贞观之初的师傅之一。
而昙延最晚门人道洪法师先后参与玄奘法师弘福寺、慈恩寺译经活动，是唐代涅槃学权威，也是玄奘法师译经的重要顾问。进一步认识昙延系，对深入了解玄奘法师学术思想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教授、西藏大学文学院副主任萨尔吉作一组总结。从文明交流、冲突、对话角度，使用佛学、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现代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学科研究方法，以宏观视角讨论玄奘法式西行求法及佛教中国化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作二组总结。由“玄奘精神当代启示与诠释”“玄奘与佛教中国化”“玄奘与唯识学”“玄奘与佛经翻译”“玄奘慈恩宗的传播”等六个主题展开讨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玄奘法师相关各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每篇文章皆有独特见解，于小组研讨中也体现了平等互鉴的大会精神。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教授叶少勇作三组总结。基于玄奘法师带回的印度原本及其所译汉文文献、中土撰述三类文献，进行义理、哲学研究。多篇文章于西方哲学、中印唯识学比较研究，视野开阔圆融，体现不问东西的学术态度和对印度梵文本重视的进步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曹刚华作四组总结。以“译经”“思想”“文献”六字概括四组研讨，涵盖玄奘法师佛学思想、海内外文献翻译等方面，于玄奘法师所译文本研究最为深入。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维中作五组总结。以因明学说为特色，提出应重视因明学于东方背景下的还原与诠释，并于玄奘形象、长安地域文化、唯识学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强调玄奘法师的僧人和学者身份。
西安作为玄奘法师译经弘法的核心之地，不仅留存着大慈恩寺、大雁塔等历史印记，更以持续的实践行动推动玄奘法师相关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设立玄奘研究院，举行文化节，开展高僧讲经、青年学者论坛等活动，将学术研讨与社会活动相结合，搭建起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桥梁。
近代思想家鲁迅先生将玄奘法师誉为“民族脊梁”。这片土地始终承载着对玄奘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之重任。 此次学术研讨会，既是对千年学术传统的致敬，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创新突破。
昔日玄奘法师在此伏案译经，用文字架起文明沟通的桥梁；今日学者于此激扬文字，以学术之力延续文化交流的薪火。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品格，伴随着文明互鉴的智慧，一直照亮着我们脚下的道路。（视频/果木 图片/妙心 果树 编辑/妙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