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环:农禅与戒律的冲突

来源:农业考古      发布者:施琪      时间: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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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劳作


农禅要在中国推行,首先面临与佛教戒律相冲突的问题。在印度戒律里规定僧人应以乞食为生,不得垦土掘地,以免杀死地下的生命,也为了避免滋生烦恼,干扰修行。不但掘地耕种被禁止,连挖地、种 树、种菜也不允许。中国虽以大乘思想为主流,但在形制上基本遵循小乘戒律。而中国的文化价值以尚农为主,且国土广袤,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难以容忍一个群体可以与尘世脱离,不事生产,向人乞食,不尽生产义务,不受王权监管,故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出家僧众不事生产招致不少非难。


对此,佛教内部立即给予了回应,著名的有法琳《辩正论》的反驳:“谋道不先于食,守信必后于饥。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诸禽兽;樊须学稼,仲尼讥于小人。稷下无位而招禄,高其贤也;黔娄非仕而获赐,尚其清也。 善人之道,何必耕稼! ”法琳先从古来儒、道圣人的道先于食的主张出发,后又从佛教三世因果的角度来阐明耕与不耕各有因果,认为修道比经济问题更加重要。 这种反击在中国崇尚实用理性且尚农的大环境中,其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在经济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为适应中国的风土民情,有些中国僧人以佛制的“随方毗尼”及随事制戒方式作为原则调整僧伽的生存方式,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僧团管理制度,称为“僧制”,其中包括沙弥耕作寺田和僧徒许蓄私财的内容。 《大宋僧史略》卷中记载:“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 ”


到禅宗祖师道信、弘忍时期,以“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的禅学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坐作并重”的思想,提倡从事生产劳动,垦荒耕田,以解决山间僧众的生存问题,并认为劳作是坐禅的基本保障,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正式将生产劳动以资养色身的方式列入了禅行当中,成为禅众修道首先要做的事情。“坐作并重”通过垦荒定居、自耕自养的方式,改变了以前禅宗游方修头陀行的修学方式,为持续扩大的流动僧众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更为以后禅僧团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经济保障。 

 

随着禅宗的发展,从马祖道一禅师以下,提倡的 “平常心是道”、“一切言语动作皆为佛性妙用”禅学思想,使禅修走入了日常生活和劳作中,开创了农禅方式,使农与禅完全结合起来。因当时马祖僧团已然成为江南的选佛场,影响很大,而弟子们继承或开创的丛林又遍布湘赣皖浙闽等地,农禅作为丛林中最基本修禅方式和经济制度,不得不引起整个佛教界的注意,所遭非议自然很多。且自达摩至百丈怀海的三百年间,禅僧通常居于律寺,禅宗的行仪修持不能全部遵守律寺的制度,遂使禅宗僧人于说法住持之间,不合规度之事常有发生。传统戒律与禅宗僧之间的不适宜处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戒律的束缚对禅宗及农禅的发展必然有很大影响。(文:邱环)



(责任编辑:李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