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舫法师
法舫法师是慈航禅师在南洋弘化的一位挚友。
法舫法师（1904-1951），河北省井陉县石家庄人，太虚大师武昌佛学院学生、入室弟子，也是他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曾三度主编《海潮音》杂志。
法舫法师法相
太虚大师访问世界各国归来之后，征得教育部同意，出资准备派遣法舫法师前往锡兰弘扬大乘佛法。法舫于1940 年9 月中旬奉命准备启程前往南洋，但因战事告急，沿途受阻，在1942 年2 月到达印度。
在印度期间，法舫法师在国际大学研读巴利文、梵文及英文，且任教于该校的中国学院及摩诃菩提会，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与研究而努力。1943 年夏天到达锡兰，驻锡智严东方学院，深造巴利文，修学南传佛教经典。1946 年6 月受邀返回印度讲学，并进行翻译工作。1947 年春，太虚大师圆寂，法舫法师经由印度、马来西亚、中国香港返回内地，途中在南洋各地受到热诚欢迎。他发表演讲，并应邀担任各种佛学机构的导师。1948 年5 月，法舫法师由厦门抵达上海，后担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1949 年春，担任湖南大沩山密印寺住持。1950 年春，法舫法师应锡兰大学聘请任职于此，并于该年5 月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成为执委。1951 年10 月3 日在锡兰圆寂。
关于法舫法师在南洋的弘法，星洲《佛教人间》第5 期发表佛教消息云：“法舫法师此次由印度回国，道经马来亚，备受当地人士之推戴，本月一日应槟城佛教徒之请，前往讲经。属怡保人士闻讯，随即联袂出槟城，请求法师先抽出一个星期时间，往怡保说法，法师以盛情难却，旋于本月九日莅怡，怡方人士见法师德学俱佳，由印度归来，誉之为唐三藏……法师已于十九日回槟。”
这应是1947 年法舫法师从印度回国途经马来西亚的事情。当时法舫法师受邀前往槟城、怡保等地讲经说法，深受当地人士欢迎。
同期又刊发有星洲佛教居士林潘慧安居士三十七年（1948）二月廿六日写的《致法舫法师书：关于南洋宏扬佛法事》，其略云：
欣悉佛学会扩大组织，得大师之擘划，行见更臻完善而成为将来弘法之中坚，无任钦佩。至会址方面，倘有适合交通便利之处所，尤易集和缁素，接近社会，从事研究或宣传工作，此收效果，当更伟大。大师慧眼观察南方佛教实况，认为于马来亚或星洲，急须发动佛学研究宣传工作，使佛法与文化教育界发生关系，此诚绍隆三宝之根本大计。舍此则吾佛知无边智慧方便，何由实惠于人间？……
末学有一感想，以为佛教同仁果能集中全神于此建立一规模宏大之弘化机关，敦聘海内外有道僧伽或知名学者，主持其事，统一策划，着重实际指导各项具体进行方案，对于佛学上之宣传，则分其系统，编定讲义，以供一般人及各团体或教育界之研究与宣传，并选佛教情义及适合地方需要之材料如新生活运动之方式，以各种阶层，日新月异，潜移默化，持之以恒，如观音大士以妙智力现种种身而为说法，一面与祖国互相呼应，与印缅、暹、锡，互相联系，是不论于现在未来均于社会人群有莫大之贡献。而对佛教在南洋之前途，亦必能汰其渣滓而发其光辉也。……
大师出为领导，众望所归，光明无限。……虚公示寂周年纪念筹备事宜，容与诸大德商洽就绪，当即驰慰，昨午晤及广洽法师，他亦甚表关注。日期地点及方式等等正在考虑中。
此信由星洲寄出，当时法舫法师在马来西亚槟城洪福寺讲经。信中提到星洲佛学会的组织改建，要求法舫法师担当领导，并献上了自己的建议。
法舫法师在接到潘居士信后即给予回复，其《复潘慧安书》略云：
佛学会改组事，乃商承慈航法师之意旨而进行者，其目的一如来书所言。……法舫暂留星岛，终须返国一行，佛会改组，不过就便促成耳。居士本宏法大愿，工作之余，盼多指导。又佛学会诸理事，或为居士林林董，或为中华佛教会职员，是即一家，分工合作，同一目的，亲爱精诚，和合而为佛事，其意至善，居士以为然否？建立一规模宏大之宏化机关，展望将来，实属需要，余与慈航法师及佛学会同人对居士高见，欢喜赞叹，乐于接受。唯具体之组织，须得由诸山长老与护法居士共同筹商。
法舫法师的复信，用词特别客气，其对潘居士之主张有所保留，特别是他屡屡提及慈航禅师，并声明佛学会的组织改建是遵照慈航禅师意旨而进行的——星洲佛学会就是由慈航禅师创办的——他（法舫法师）“暂留星岛，终须返国一行，佛会改组，不过就便促成”，自己最终不是长久在此弘化的，他是以“客人”的身份、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罢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四月《佛教人间》出版太虚大师纪念专号，慈航禅师发表《由纪念大师来说到法舫法师回国的重任》，其中提到纪念大师应做到三点：第一，组织坚强的新队伍，来继续大师未竟的事业；第二，栽培佛教国际弘法人才，把中国的佛教向全世界去发展；第三，使僧伽的日常生活安定，集中精神潜修，预备作将来振兴佛教的师资人才。
最后，慈航禅师对法舫法师个人做出评价说：
综上三端，作为大师的纪念，而能够胜此重任者，那就非要希望现在由印度将要回国的法舫法师不可，因为舫法师在我三种条件之中，第二个条件栽培佛教国际弘法的人才，那是他一人可以包办，至于第三条安定僧伽的生活，那可以在大师原有的道场先做去——奉化雪窦寺、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几处当事人商量，再不要同各丛林过那封建时代的生活：完全作储蓄僧才自修之所，作将来全国佛教振兴的领导者。由三处先做起再推而广大，我以为只要这能够明白振兴佛教的原理，知难行易不是孙总理先发明的吗？
至于第一种组织新队伍，也不是难事，因为大师门下的僧俗弟子，实在是不少，就是基本道场，也还有几个。真能够有一人出为组织，附和者定属不少，况且有他的德学有他的才干，有他的和气圆融，都能使人欢喜接受！
不过我观察到他：学有余而胆不足，三种之中，而能顺乎他的性情，唯有第二，至于第三，或可勉强，若论第一，我可量他完全无此魄力，亦无此胆智，盖他非革命性之人也，不过是一学者之书生。
太虚大师圆寂之后，对于谁能担当中国佛教改革的旗手、领袖人物，大家一定是拭目以待的，慈航禅师只是凭借其个人的观察而发表个人的看法，他还是那样的率真，快人快语，他将法舫法师称为“不过是一学者之书生”，此种言论，倘是对着一心胸狭隘之人说，或者被人夸大、肆意歪曲流传，他一定是要遭人怨恨了！于此，更可见他们二人之间的交谊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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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法圆瑛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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