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制图:薛富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蓄意挑起冲突,并在短短几年侵占东三省,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史称“九·一八事变”。
1936年,民国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一决定引发了当时不小的争议,一方面作为中国人青壮年僧伽有义务应征救国;另一方面佛教五戒之首就是不杀生,要僧人上阵杀敌显然违背教义。
1937年冯玉祥为雪窦寺方丈太虚大师题词(图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因此,太虚大师请求将僧尼改为救护队训练,以符合佛教宗旨。时任训练总监部教育处长的杜如心在得知请求后,承诺“僧道受训之后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太虚大师昔日旧照(图源:中第二历史档案馆)
自此,各地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僧侣救国队”,如:“上海僧伽救护队”、“重庆僧伽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等,都以不同的实际行动参与到救国图存的运动当中去。
近期上映的电影《八佰》讲述了“八百壮士”在淞沪会战中死守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毛主席曾高度赞誉为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
淞沪会战一触即发,就在前线官兵英勇作战的同时,上海佛教界弟子组成“僧侣救护队”,在宏月法师带领下,人人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侵略者的空袭、炮火、枪林弹雨中与死神和日寇竞赛。淞沪会战持续三个月的时间,“僧侣救护队”以120人的力量,共在战地救护受伤士兵及难民共8272人,被当时中外媒体称为“战神之敌”。而战场上真实的情况并非这些数据能够表明,据当时参加“僧侣救护队”的法师回忆: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国军节节败退进入巷战,敌人越来越接近了,大约三四架敌机在上空盘旋,不时投下炸弹,就在救护员的身旁爆炸。伤兵站里住满了受伤的士兵,但负责管理伤兵的政府负责人早已溜之大吉,能走动的轻伤员也自己离开了。剩下的都是重伤的士兵,只见他们躺在床上,绝望地、眼睁睁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或是敌人的侮辱。
当他们看到前来的僧侣救护队的时候,不禁眼前一亮,生命的希望又一次被点燃,发出轻微无力的求救声,救护员们二话没说,马上开始了'战斗',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千多位中国士兵得到救护,免于落入敌军和死神之手。”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图源:青岛新闻网)
“上海僧侣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率领众队员,将受伤的士兵一个个送到“佛教医院”,并担任起医疗看护,又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想方设法让康复的士兵归队。
淞沪会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宏明法师便随军撤退到了汉口,本想在汉口继续上报国恩的宏明法师遭人陷害锒铛入狱,被关押的三个月内宏明法师看透了国民政府的腐朽,原为国民革命军某团团长的宏明法师自觉一腔热血再次被辜负,心灰意冷下前往嵩山少林寺闭关面壁,不久即郁郁而终。虽然“上海僧侣救护队”就此宣告解散,但一部分队员奔赴西安参加了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总干事悲观法师奔赴“陪都”重庆,在下榻狮子山寺期间与住持觉道和尚成立“陪都僧伽救护队”。
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集训(图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救护队成立后立即展开训练,并由当时“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指定担任长江两岸一带的救护工作。然而,当时“救护队”实际上要有“办事处”的命令才可以实施救护,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救护不及时将会有更多士兵和难民丧生。
眼看着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轰炸江北地区,却因为没有命令而不能对自己的同胞施以援手,悲观法师痛心疾首。1940年6月12日,在日军再一次对江北地区狂轰滥炸的同时,悲观法师不等空袭警报解除、也等不及“办事处”的命令,亲自率领救护队渡江北去,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在头顶盘旋的敌机,一到江北就马不停蹄地寻找伤员,对他们展开急救,并抬到临时救护站。
这一天,他们亲手救了123人,其中只有20人轻伤,其余人都是重伤员。然而,其余救护队直到警报解除才姗姗到场。自此开始,悲观法师率领救护队在敌机轰炸下,冒死展开救护工作。当时的新民报刊登“僧侣英雄”四字赞扬,蒋介石颁发银质奖章三十六枚,作为嘉奖。并特许“救护队”往后的救护工作可自由开展、不限地区。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佛教界涌现出的一批一批英雄人物用实际行动证明,佛教以慈悲为怀并非避世,也并非只会诵经祈福。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僧伽展现出了让全世界敬佩的力量。
从太虚大师在《佛法与救国》演讲中,以地藏菩萨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呼吁全国佛教弟子积极救世,到周恩来总理亲手写下“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中华僧伽的爱国热情被彻底激发出来。
周恩来总理曾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手书“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无数僧人、寺庙以勇猛心、智慧心帮助抗日军民,更有很多未留下姓名的法师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为国捐躯:
1.镇江焦山寺:掩护未来得及撤退的焦山炮台官兵数十人,为他们提供僧袍、混住在寺院里半年多,才脱离险境;
2. 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帮助官兵混在难民中,曾任“远征军”22师师长廖耀湘就是其中之一;
3. 当阳玉泉山:宜昌沦陷后,玉泉山所有僧侣主动送给养到当地游击队,打击敌人。日寇发现后,派大批武力围攻,将玉泉山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全部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4. 江西省一众法师:在保卫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5. 妙理法师:长沙会战期间,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军情报,被日军逮捕后,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自始至终未曾出卖同胞,最终惨遭日寇挖去双眼,割开肚皮,折磨致死;
6. 杭州香国寺某法师:因长期向游击队提供情报,被日寇逮捕后,用警犬活活咬死;
7. 上海比丘尼众:淞沪会战期间,联合为出征的士兵缝制衣服;
8. 范成和尚:上海沦陷后在西门市关帝庙施粥、施衣,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结束,救济难民无数;
9. 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每人绝食一日捐献国家,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从未间断。
僧人抗日自卫队正在进行战前动员(图源:黄河新闻网五台山频道)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僧伽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表现出佛教徒上报国恩的感恩精神和“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抗战期间佛教界的英雄事迹、英雄人物不胜枚举,文中未提及的还有直接领导抗日游击队,最终为国捐躯的恒海和尚;有一次次帮助香港游击队躲过日寇追杀的宝莲寺方丈筏可老和尚。
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期间,佛教弟子所展开的“护国卫教”运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际效用上都极大的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佛教徒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救世的精神,可谓“救国不让人”。(资料整理/ 王正强 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青岛新闻网 黄河新闻网五台山频道 抗日战争纪念网)
注1:悲观法师,抗战以前,他对国家命运非常悲观,故以此自命。在经过八年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光复中华民族之荣光之后,认为国家前途非常乐观,又易名乐观。
注2:文中所涉及人物职位,具体数据等信息在各历史资料中表述不一,为方便行文,笔者只选取其中一种说法,还望补充详实。
参考资料:
1.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M],中国佛教文化馆印行,1974-9.
2.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