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僧惠洪 少年失怙入佛门

一代诗僧惠洪

惠洪诗学著作《冷斋夜话》

    在海南众多的贬官流人中，惠洪由于是僧人，因此显得比较特殊。他一生命途多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四次入狱，并被削籍刺配海南崖州，三年后方得以赦免。由于参透儒佛思想，惠洪面对逆境，能够处之泰然，给后人以诸多启迪。同时，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惠洪从未放弃思考与写作，且多有独到见解，丰富了我国古代禅宗思想和诗学建设，因此被称为“晋唐以来诗僧之冠”。

　　命途多舛的僧人

　　释惠洪(1071-1128)，字觉范，后易名德洪，俗姓彭，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年幼时便勤奋好学，除了熟读儒家经典《尚书》、《孝经》等外，还接受了佛教禅学思想的影响。14岁时，父母在两个月内相继暴病身亡。出于童年既已萌生的对佛教的敬仰之情，少年失怙的惠洪毅然踏入佛门，前往家乡附近的三峰山，开始了学佛参禅的生涯。

　　元祐四年(1089年)，19岁的惠洪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由于当时是冒用天王寺旧籍“惠洪”度牒(度牒是旧时官府发给僧尼予以证明身分的文书)，遂以惠洪为己名。之所以冒用他人旧籍，大概是因为年少而孤，无法缴纳昂贵的度牒费用。但是这一小小的事件为日后种下了祸根。元祐七年(1092年)，惠洪前往江西上高县九峰山投老庵参谒真净克文，并得以结识张商英、郭天信等仕宦人物。元符二年(1099年)起，开始了云游诸方的生活，最终享誉禅林。大观元年(1107年)、大观三年(1109年)先后短期主持临川北景德寺、金陵清凉寺。

　　惠洪入住金陵清凉寺不到一月，即“为狂僧诬，以为伪度牒，且旁连前狂僧法和等议讪事，入制狱一年”(《寂音自序》)。从此以后，惠洪陷入了被他自称为“奇祸”的一连串灾难之中，历经磨难，“出九死而仅生”。虽然惠洪以“宝公开锁寻常事”来开导自己，但是削籍停僧牒三年还是给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获释出狱的惠洪在衣食无依的困境中，前往投奔旧相识张商英。此时，张商英已被拜相，因此奏请徽宗恢复惠洪僧籍，并于次年上元节诏赐“宝觉圆明”师号。得到张商英等达官显宦的礼遇和庇护，惠洪喜出望外，得意地说“我有僧中富贵缘”。但是由于“元祐党禁”之故，张商英很快被贬罢相，其他幕僚也因此受到打击清算。惠洪因和张商英等过往密切，下开封狱，褫夺僧籍，受脊杖黥刑，并于政和元年(1111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发配朱崖军(今海南三亚)。政和三年(1113年)五月，惠洪获释，听其自便。

　　惠洪从海南北返，先拜访南岳衡山大方广寺，然后回到家乡筠州，移居石门寺。但是不久又被押往太原证狱，逾月方才得以释放。这次入狱，更是无从考证其原因。政和八年(1118年)八月，惠洪“为狂道士诬以为张怀素党人。官吏皆知其误认张丞相为怀素，然事须根治，坐南昌狱百余日”(《寂音自序》)。所幸是这年的十一月一日徽宗改元重和，大赦天下，惠洪因此获释出狱。此后，惠洪浪迹于湖南、湖北，交游

　　广泛，并著书传法。靖康元年(1126年)，诏除“元祐党禁”，张商英被追赠太保，惠洪的冤屈才得以洗尽，并重新获得度牒。建炎二年(1128年)初，惠洪回到江西宜丰同安，五月圆寂，终年五十八岁。惠洪入寂后，门人曾为建骨塔于凤棲山。

　　惠洪一生命途多舛，曾四次下狱，两次被削籍，还被刺配海南三年，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风流倜傥、处之泰然的个性，在文学创作和佛教禅宗方面做出突出成绩。后人对其人品、学识、道业等均予以了高度评价。

　　“遣向崖州吃荔枝”

　　惠洪入开封狱后，不少亲友故旧避之犹恐不及，人情冷暖，可见一斑。他在狱中蓬头垢面，但是饮食谈笑一如平日。政和二年(1112年)二月二十五日，惠洪历经艰险抵达琼州，馆于开元寺俨师院。琼州知州张子修见其伤病未愈，特地在城东北双井造庵，留其暂住养病。

　　在琼州逗留两个月后，惠洪启程前往朱崖军贬所，至五月七日方才抵达。农历五月，恰逢荔枝挂满枝头，因此创作《初到崖州吃荔枝》：“口腹平生厌事治，上林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作者极写自己初吃荔枝的喜悦心情，甚至将自己被刺配到穷山恶水也看成是天赐良机，先前的抑郁心情已经一扫而空。

　　当然，由王侯公卿的座上宾沦为流窜海外的阶下囚，由宴饮歌吹的繁华都市贬至蛮烟瘴雨的穷乡僻壤，惠洪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排遣因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忧愁苦闷。如《青玉案》：“凝祥宴罢闻歌吹。画毂走，香尘起。冠压花枝驰万骑。马行灯闹，凤楼帘卷，陆海鳌山对。当年曾看天颜醉，御杯举，欢声沸。时节虽同悲乐异。海风吹梦，岭猿啼月，一枕思归泪。”这首词作于政和三年(1113年)，惠洪身为游子迁客，于穷乡僻野宴罢人散时生出去国怀乡之情，表达了流贬者比较普遍的心理情绪。又如《过陵水》：“野径如遗索，萦纡到县门。犁人趁牛日，疍户聚渔村。篱落春潮退，桑麻晓瘴昏。题诗惊万里，折意一消魂。”描写了海南乡村早春景致，和谐而恬静，自有一番乡村情趣在其中，但是诗人由这个让人颇觉温馨的场景生发了飘零万里的身世之感，折射了被刺配海南后落寞的心态。这些诗作一方面反映了惠洪被贬后的真实心情，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海南风物，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但是，惠洪毕竟是一个参透佛经禅机的高僧，因此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处之泰然。例如《东坡羹》：“分外浓甘黄竹笋，自然微苦紫藤心。东坡铛内相容摄，乞与谗禅掉舌寻。”作者赞美东坡羹，先写其色香味，再写品尝时的情状，形象生动而富有余韵。值得提及的是，虽然史料上找不到惠洪和苏

　　轼之间的交往，但是惠洪对苏轼尊崇有加。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身在袁州(今江西宜春)的惠洪特地写诗《袁州闻东坡殁于毗陵，书精进寺三首》以作哀悼，盛赞苏轼“姓名自可磨千古，文字收藏付六丁”，认为他的逝世是“一代风流今已矣，三吴云水故悠然”，伤悼之情无以言表。他们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晚年时期被流贬至儋州，惠洪也是一生多磨难，被刺配海南三年；苏轼因为是元祐党人而被贬，惠洪也是因为结交元祐党人而被刺配。惠洪本来就十分仰慕苏轼的才华，能先后被流贬至同一地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恐怕是惠洪之所以能把“东坡羹”写得如此生动、诱人的重要原因。政和三年(1104年)五月二十五日，惠洪获释，十一月十九日自澄迈通潮驿渡海北归。《渡海》可能是惠洪在海南的最后一首诗作：“万里来偿债，三年堕瘴乡。逃禅解羊负，破律醉槟榔。瘦尽声音在，病残需鬓荒。余生实天幸，今日上归艎。”虽然诗人急于离开海南，但是对海南的风物却历历在目。

　　晋唐以来诗僧之冠

　　惠洪一生著述颇丰，现存有《法华经合论》、《楞严经合论》、《智证传》、《临济宗旨》、《云烟宝镜三昧》、《林间录》、《禅林僧宝传》、《石门文字禅》、《筠溪集》、《天厨禁脔》、《冷斋夜话》等，既有佛学禅理的解读，也有诗文创作以及诗歌批评作品，被誉为“晋唐以来诗僧之冠”(《大元一统志》卷9)。

　　惠洪之所以能够在多方面成就斐然，首先在于他转益多师。早在少年初入佛门时，他便在靓禅师门下学习禅理，同时还广泛涉猎各种典籍，痴迷于诗歌创作，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文化底蕴。19岁在京师获得度牒之后，惠洪留在汴京从黄龙派禅师宣秘深公研习《成唯识论》长达四年之久。随后回到江西投身高僧真净克文七年，得其“逸格禅”、“出格风”之真传。惠洪还努力向前辈禅师学习，比如他最为推崇汾阳善昭，并自称为“汾阳五世孙”。同时，惠洪广泛的交游经历也为他参禅悟道和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他一生漂泊，“所历丛林，几半天下”，又曾游历汴京、杭州、金陵等大都市，与当时仕宦名臣、文人墨客、高僧衲子等多有交往。仅据《石门文字禅》统计，和惠洪有直接文字往来者就多达500余人。其三，惠洪家乡所在江西，唐宋以来吸引了诸多文人墨客徜徉流连，迸发出创作灵感，有诸多名篇佳作传世。同时，宋以来，江西文坛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如散文大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生于斯长于斯，“江西诗派”更是异军突起，引领一代诗歌创作潮流。他们都对惠洪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刺激作用。惠洪生活年代，正是江西诗派如日中天的时候，因此与江西诗派的名宿如黄庭坚等人多有交往，酬唱甚多。

　　惠洪在中国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遭遇坎坷，游历甚广，较之一般僧诗，惠洪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一般僧诗常见的谈禅论道、吟风弄月之作，也有一般诗僧很少涉足的咏史凭吊之作，更有表现其食色之性的“绮美不忘情之语”。总体来看，惠洪的诗歌体现出明显的豪迈之气：或者雄健，这主要见之于咏史凭吊之作中；或者狂放，这主要体现在相关的“酒”意象诗作中；或者旷逸，这主要体现在面对各种人生坎坷时的情感态度中。惠洪在散文创作上成绩也较为突出，或者记叙自己生平履历及交游，或者阐述自己的禅学见解以及僧史观，或者品评诗文书画表达文艺见解，或者记载禅僧事迹以及各类佛事活动，反映丛林风气。这些作品或者丰富了我国古代诗学，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或者为后人研究宋代佛教发展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惠洪的文艺主张散见于《冷斋夜话》、《天厨禁脔》、《石门文字禅》等诸书中，其中既有转述他人言论，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说；既不无“自生妄见”，也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的“游戏翰墨”的观点，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游戏三昧”的文艺主张，为打通禅学与文艺学之门墙做出了贡献。又如从艺术构思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妙观逸想”的主张，即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自由驰骋，无所滞碍，精微玄远，出人意外。还有，对于诗歌表达基本原则的“含蓄”，惠洪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含蓄的表现形态可以分为“句含蓄”、“意含蓄”、“句意俱含蓄”等三种，在“含蓄”诗美概念的形成与定性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