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应慈法师

应慈法师

    应慈老法师（一八七三——一九六五），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号显亲，晚年别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盐商家庭，家中资财富有，其父在应慈幼年时就病故了，他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曾梦见僧名引磐，尔后生下了法师。

    因为其母笃信佛道，每天念诵《金刚》、《弥陀》、《大悲》等咒语时，法师听到就心生喜欢，暗暗诵记于心。12岁时就随母亲一起吃素。母亲见幼年的应慈天资聪颖，读书颇为上进，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师不辜负母亲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当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目睹国家日益衰败，法师无意于仕途。母亲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就为他婚配，以为他至少得守住父亲留下的那笔产业。谁知婚后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亲又为他续妻，不久亦亡。于是邻人和亲友私下都说他是“和尚命”。法师听到这些话以后，不由得生出对于世俗人生虚幻无常的感念，觉得如果再娶，岂不等于自己手刃他人，杀生害命。念及这一层，应慈法师实在于心不忍，遂发出家修行之念。 中年披剃，原与其法兄月霞法师共同得法于常州天宁寺禅宗大德冶开门下，传临济宗第四十二世。自习华严教法后，应慈随侍月霞左右十二载之久，敬事如师，始终不懈。当月霞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时，他充任副手，襄助其事。一九一七年月霞示寂前，尝握其手，嘱咐道：“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从此，应慈一生恪守法兄遗训，未尝少改，以云游海内，广宣《华严》为业。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零八年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为止，他共讲经三十余次2。其中大都是一次讲多部经典，但始终不曾担任住持之职，并且分别于常州、南京、上海等地兴建华严速成师范学院、清凉学院、华严学院，培育弘法人才。

    1898年，师辞家去南海朝礼普陀山，发誓在佛门净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见南京三圣庵的明性禅师。应慈力请明性禅师收自己为弟子，明性听他讲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难耐佛门的清苦，难行梵行，于是就提出条件，先考验他三年，观其心志。此后，应慈一改在俗时形成的生活习惯，布衣粗食，不辞劳苦，如是三载，明性观其行，以为孺子可教，就为他剃度出家。

    1900年，应慈乞戒于寄禅和尚座下，后又随镇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习禅。1901年至1902年秋朝礼天竺云栖寺，在西湖的灵隐寺、昭庆寺卓锡两年。1903年秋，他奉师父之命到常州的开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一天，他进入禅堂答冶开法师的话头，冶开问：“念佛是谁？”答曰：“无是谁，无非谁！”由此得到冶开法师的器重，并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被冶开法师引为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第42世。其后，又随月霞法师参研《华严》奥义，历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师圆寂，他遵受师之遗嘱“力弘华严，不作方丈”。

    晚年安居於上海慈云寺之印月禅室，仍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一九四九年，在法云寺讲华严初祖杜顺的《法界观门》，并一度到南京讲《华严经》。一九五四年，当选“上海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并以後各届连任。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七年，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同年，他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佛协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佛协的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五年八月卅一日，病逝於上海慈云寺，世寿九十三岁，僧腊六十七年。法师的灵龛由真禅法师亲自护送至常熟虞山兴福寺入塔。

    1965年，应慈法师圆寂，世寿93岁，僧腊63载。

    应慈法师一生计讲经论大小诸部 24种，70余次讲经法会，应慈法师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我国当代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 在旧社会，他常说，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从不结交权贵，不贪图名闻利养，只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建国后，应慈深刻领会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看着党领导的全国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美援朝时，他看到各地都在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贡献时，就率先在全国倡导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侣分会，无偿捐钱捐物支援当代最可爱的人——志愿军，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1956年，他在上海佛协第二届代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发扬了佛教优良传统，调动了佛教徒的积极性，认识到佛教徒在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方向，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他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国庆十周年献词》八偈，热情洋溢，充满了爱国之心。1960年，他立下遗嘱，要求身后“不报诸山，不惊外客”。同时叮嘱“一生积蓄存储人民银行，以备修理清凉国师及杜顺法师二塔”。临终时，他仍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法师一生解行并进，宗说兼通，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兴办佛教学院，刊印径典注疏，把精力都倾注在一点一滴的利生护法的事业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坚持不作方丈，以免为事物纠缠，故身无长物，一生过着“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而对于著书立说，亦认为古往今来，佛注论疏早已是汗牛充栋。当务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够应用。以此可见，应慈法师既不注重玄谈佛经奥义，也不忙于著书立说，他是将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动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众生、救心、救身、救世。

    他一生实践佛陀的“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宗旨，硕德高行，体现了在自己的诗中表述的姿态与境界。正信、洒脱，不为外务所累，春风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