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不久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佛教史论坛”会议,总召集人杨维中教授邀请了国内佛教学术圈老中青三代学者,参会学者包含了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洪修平教授作为新中国较早一批的宗教学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论坛上也发表了观点鲜明的,对“解经与教制——佛教本土化的多元特点”这一主题的详细阐述。
论坛开幕式之前,大菩文化记者与洪修平教授在会场外进行了交流。洪修平教授以自己研究方向为背景,针对此次论坛主题向我们阐述了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见解,并且首次面向大众讲述了自己走上佛学研究之路的因缘。最后,洪修平教授还分享了学习佛学对自己人生的增益。
Q:洪老师您好,能否根据您在禅宗方面的研究,谈一谈您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A:禅宗是佛教中国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宗派,是佛教中国化到了隋唐时候基本完成了的一个重要标志。我把它定位在以佛教为本位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派。三教融合其实是可以基于儒学的立场对佛道的融合,也可以基于道的立场对儒佛的融合,禅宗是以佛教为基点对儒道的东西加以融合。
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习主席还讲“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所以中国佛教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很大程度可以禅宗为代表。
那为什么说禅宗是以佛教为基点呢?前两年日本有一些对中国佛教合法性的讨论,他们认为你过分强调中国化、儒学化、道学化,那这样的佛教就不纯正了。虽然佛教的确是特别强调以心传心的、一以贯之的、传承佛陀心法的教义,但是不能讲中国化以后的佛教就不纯正了,关键是看它是否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是否传承了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所以我特别强调是在佛教基点上三教融合,三教合一,它就是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来发展佛教,它最终还是佛教。
佛教要成为世界的宗教,当然要借助于不同的文化作为载体。比如说汉语就是一个文化载体,汉语不是抽象的一个符号,其本身就是凝聚了一种文化信息,所以佛教在这基础上受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并不代表佛教的纯正性被破坏,所以我经常讲它还是佛教,中国佛教还是真正的佛教。
中国佛教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禅宗是我们中国人一种独特的创造,同时传承了佛陀的心法、佛教的根本精神。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肯定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突出的一个成果,同时也强调佛教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佛教的纯真性被破坏。因为佛教特别讲契机与契理,在契机的同时,就要看看是不是契理,这才符合佛法的根本。如果不能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融合发展,那就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界,走不出去。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佛教必须要借助于更好的传播,让全世界共享。
Q:能不能简单谈谈您对这次活动(第三次中国佛教史论坛)主题的理解?
A:这次论坛围绕的主题就是通过解经与教制对佛教本土化的多元特点进行研究,佛教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角度,它本身可以是不同层面,包括刚才没提到的政治、经济、宗教、伦理、教育乃至民风民俗等更多广阔的领域都有佛教中国化,因此,现在理解中国化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不同的问题加以解读。尤其是在新时期,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坚持佛教的中国化方向。
刚才我提到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已经基本完成,或者初步完成。实际上,唐宋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可以看到它是一种人间化、人生化、心性化的趋势,这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继续深入的表现。现在的中国佛教,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国化也有不同的内容和新的特点。在理解和研讨佛教中国化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多重视角、不同层面进行研究。我想这个也可以更好地为我们今天探讨和研究佛教在新时代的中国化,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这既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也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在里面。
Q:洪老师,能否向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些您研究佛学的因缘呢?
A:我是苏州人,1970年初中毕业以后就上山下乡参加工作,当时我到了苏州洞庭西山的一个小煤矿做机修学徒工,虽然不用直接挖煤吧,但是也要下井维修水管、风管。
从16岁开始工作,没有机会上高中,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从心底里我觉得我以后总会有上大学的机会,我觉得人生怎么能不上大学?我内在觉得我总要多读点书,于是就利用下班时间尽可能地看能找到的书,当时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就比较多,所以就有了一定的哲学基础。那时候倒三班,有时候上中班,晚上12点从煤矿下班,然后洗澡、吃饭、睡觉,早上7点钟又要起来吃早饭准备上早班,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当时在煤矿时比较好学,还成为当时工人队伍中的“理论家”,有时要给工人宣讲,还是有点哲学积累,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填的是文科。报考哲学就是因为自己这方面还有点基础,1977年第一批考上大学,现在想想还是蛮得意的。
上了南大哲学系,我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很有兴趣,所以我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选的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中宋明理学是一个高峰,所以大学毕业论文我就选择了研究朱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后来发表在《南大学报》上,这是我研究中国哲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考孙叔平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孙叔平先生刚好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稿》,其中有研究慧能、玄奘等历史人物的专章,但孙先生感觉自己在佛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再来好好地啃一下佛家哲学这个“酸果”,系统地研究一下,因为中国佛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研究佛教。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研究朱熹,老师们也跟我讲,宋明理学是三教融合,真正要深入研究宋明理学,全面把握、领会就需要对佛学有很好的把握,所以我就选了佛学作为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魏晋时期的佛学,通过研究僧肇哲学来研究魏晋玄佛合流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初创。
硕士毕业以后就留在南大哲学系工作,当时还年轻,总觉得应该一鼓作气把博士学位攻下来。读博士时做的博士论文就是做禅宗思想研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禅宗热,那么从我自己研究的脉络上就可以体会到,既然要好好了解中国佛学,魏晋完了以后,当然就是隋唐。隋唐是中国佛学的高峰,隋唐做哪一个呢?从研究中国哲学的角度,从印度佛教和中国佛学、中国哲学关系的角度,当时就选了禅宗。
所以选禅宗是希望通过对禅宗的研究来了解整个汉唐之间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就是梳理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禅宗的形成和发展,希望通过对禅宗的剖析来了解整个中国佛学的特点和基本精神。
访谈结束后,洪修平教授饶有兴致的与我们分享了他在佛学研究中的心得。
我觉得研究佛学,对个人的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佛教里面有很多真理,佛法对宇宙人生实相的揭示和把握对我们有启迪作用,能帮助我们很好地对待人生的很多问题,更好地生活,更好地把握当下。佛学对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为学、做人和生活,它会带给我一种坦然面对顺逆的人生观,更加认识生命成长的本质。例如我们总会碰到不顺利的事,但是通过禅的观照,就可以将它视为这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我常说,就像白天黑夜的交替一样。天黑之后会有白天,白天过去了肯定会有黑夜降临。既然如此,何必为黑夜的来临而不安呢?人生的顺逆就如同白天黑夜的交替,有顺有逆才是生命的真相,除非你不在人生旅程中。有了这样的认知与观照,对人生的各种不同的境遇就都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始终以出世的心态做好入世的事情。因而禅提供了一种认识人生和生命的智慧。(文/王正强 图/卢鹏宇 编辑/王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