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6日，大菩文化受邀前往北京大学报道简体版《星云大师全集》赠书仪式。在会场上，我们见到了当代著名佛学家、国学泰斗楼宇烈教授。近86岁高龄的楼宇烈教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在交谈过程中，楼老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和看法，分享了研究佛学的历程。大菩文化将这段珍贵的对话整理成文，与大家分享。
文/王正强
图/王德智
编辑/妙月
视频/李金洋
Q：楼老师您好，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是不是有一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大相径庭的？这一部分思想是怎么中国化的？
A：佛教传入中国，最根本的冲突和矛盾其实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矛盾，佛教讲缘起其实是强调了“必然性”，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自然”，其实就是一种“偶然性”。
但是哪有那么多“必然”和“偶然”的对立啊？一棵树上开满了花朵，一阵风刮过来，把这个花就刮下来了，可这花朵并不一定落在一个地方啊。有些花落在了美女的闺房里去了，有些花落到厕所里去了。所以自然规律，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中国传统文化更看重的是偶然性，不像缘起论那样强调必然性，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这个问题争论的不可开交。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到唐代，神慧在他的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一天，有个弟子问神慧：佛教专门讲缘起，道家专门讲自然，这怎么回事，怎么办？
神慧非常明确地说：这两个不矛盾，应该结合起来。光讲缘起不讲自然是“愚僧”，光讲自然不讲缘起是“愚道”。
所以这两者不应该把他对立起来，应该把他统一起来，事物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很有福报，过去我们强调偶然性，现在有个必然性的东西。
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有偶然就有必然，有必然就有偶然。一切的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呈现出来的，一切的偶然，我们追根究底都可也找到它的必然性。当然不一定都能找到，不一定随时能找到。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找不到，可能人类始终都找不到，但是它的背后一定有它的缘起、有它的原因。
中国文化其实最好地解决了哲学中的“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关系。在佛教传入进来的时候是很冲突、很矛盾的，传入我们中国以后，和我们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慢慢统一起来了。根本的思想问题统一了，像因果观、出家这些具体的方面都比较好协调。
Q：这个思想统一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例子呢？
A：比如说，我刚刚说因果关系，中国人一开始也不能接受。因为它讲的是个体的轮回报应，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代代相传的报应。《周易》里面明确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强调的是代际的因果报应。
你父母做了好事可能你自己得到好报，这是从小的家庭来讲；从大的来讲呢？我们上一辈的整个社会都做了好事，那我们这辈子的人就享受，如果是上一辈人做多坏事，我们这一辈子人就遭罪，它是这样一个关联。中国传统的因果观不是只关乎个体的因果，“我这一辈子怎么样，我下一辈子怎么样？我上一辈子怎么样，我这一辈子怎么样？”不是这样狭隘的看法。
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强调了“个业”和“共业”的区别。你不要只看个业，我造了什么业我要受什么报。是！很重要的，你造了什么业，你将来受什么报。但不要忘了个人造的业会变成全社会的共业，全社会的共业会报在社会的每个人头上，有你、有我、有他一起承担。
所以通过理论探讨、通过思考，这些问题就慢慢解决了，佛教也就很快地融入中国社会。所谓快也不是简单的几年时间，而是几十年上百年了，一直到唐代，这个问题就比较的融合了。
当然，唐代也还存在像我刚才讲的和神慧这个弟子一样，对缘起和自然有不同看法的人，但从整体上来讲它是融入到了中国文化当中。
Q：都说唐代以后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就基本完成了，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证明吗？
A：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亲自选了三本书，亲自做了注解让社会大众去读。哪三本书啊？
第一本《孝经》，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儒家的；第二本《道德经》，道家的；第三本《金刚经》，佛教的。
从此以后，儒释道三教的书籍，中国的读书人都要看、都要学。所以到了唐末宋初，没有知识分子只读儒家经典，不读道家经典，不读佛教经典的，没有！比如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三教兼通，而且是精通的很啊。
Q：到了宋明理学兴起的阶段，佛教又在当时社会扮演什么角色？
A：宋明理学家也是这样，他们要去复兴儒学，但他们也摆脱不了佛教的影响。
这里面也有几个例子，一个是“二程”之中的“小程”程颐，他看到社会上面很多传统的礼仪都丢失了，可是跑到寺庙里面一看，各种礼仪都保留着，很感慨。
另外，比如说“二程”的弟子们都学佛，朱熹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完全成为佛教徒。这也说明了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层面、在士大夫层面的影响很深。所以“三教”在中国，是构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单一性，而是不断地包容、结合外来的文化，然后推陈出新，发展出适应当时社会或者当地文化的产物。比如说，天台宗、禅宗等等佛教宗派，都有这样的特点。
Q：近些年开始在国际上掀起的“禅热”跟禅宗是怎样的关系？
A：其实，世界性的禅热跟中国的禅宗，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形成热潮的是禅修，不是禅宗，是佛教在印度就有的一种修行方法，包括印度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他们也用禅修的方法。所以现在兴起的，其实最主要是禅修方法，也就是一种静坐的方法。
当然，也不能简单说它只是一个坐禅修行的方法，它里面也包含了一些中国禅宗的理念。
西方禅修是一个养身的方法，也是一种心灵的辅导，在心理的辅导里面就需要中国禅宗的思想去指导它，这个就跟印度本来的禅修不太一样了。
Q：您能举一些中国禅宗思想影响西方禅修的具体例子吗？
A：比如，在欧洲比较流行的“行禅”。行禅这个思想，就是禅宗里面有的。中国禅宗里面强调“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所以禅不一定是静坐在那里的。禅宗说处处有禅，时时有禅，睡觉走路是禅，吃饭拉屎也是禅，只要你不产生分别心就是禅。
当它作为一种心灵辅导时，就是为了打消一种执着的念头，也就是破除我执。虽然现在西方流行的禅，不是单纯的中国的禅宗，但是也受到了中国禅宗思想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是看到禅宗在心灵辅导方面的作用，所以吸取过去，甚至到基督教教堂里面都有坐禅。
Q：现在要面向社会大众的话，佛教有哪些方面应该重点挖掘和发扬的？
A：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扩大佛教教化的功能，传播更多的正知正见，让一般的众生能够更好地正信正行。
学禅、学佛都不是只为了个人，不是为了更多的个人的福报。现在有一些人喜欢求佛拜佛，实际上是为了升官发财、繁衍子孙，那不行。你要彻底了悟人生，彻底的放下“我”的执着，去帮助别人，助人为乐，慈悲济世，这才行。不要去嫉妒别人，也不要去轻视别人，放下自我，这就是佛法最根本的。
佛教提倡的最根本的就是“破除我执”，“我执”就是认为自己不得了，自己是永恒的，自己是特殊的。“破除我执”就要破除这个，把自己跟众生平等地看待，甚至于要把众生放在自己之上来认识、来看待。所以佛教也可以说“不是我来帮你们，是你们在帮助我。你们让我更多地认识到人生、更多地认识到世界”。
近代有一个中国著名的高僧、净土宗的十三祖印光大师。印光大师称自己是什么，称自己是“常惭愧僧”，常惭愧自己不如别人。作为出家人，作为一个祖师爷，他没有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反而是觉得自己不如大家。要“破除我执”，我觉得首先要充满感恩心，要有忍辱，不要嫉妒。
唐代的一位大师，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大师就讲“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佛法有很多精深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正面地传播。
Q：您觉得在挖掘佛教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当代的法师们应该有什么作为？
A：有一年我在五台山普寿寺讲课，大雄宝殿里面坐满了人，听说有七百多名比丘尼。一开始我就讲：“希望你们以正知正见，引导众生正信正修。我们要自己做佛做菩萨，也要引导众生做佛做菩萨。我们不是求佛，不是求菩萨，我们信佛信菩萨的目的是要做佛做菩萨。”
今天很多人要像佛菩萨那样去“上求菩提，下化众生”，这是现实的佛菩萨。如果以个体生命观来看，佛菩萨是存在的。从我们群体的生命观来看，就是这种精神，延续在我们当代每个人的身上。
把个体和群体完全对立起来、分割开来，强调一面否定另一面，这不是佛法思维方式。把这些跟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合很好的精神再当代的背景下再进行优化，这样下来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那有人说这还是佛法吗？你不要忘了佛教和中国文化都不排他，我刚才讲“一切世间善法皆为佛法”。
Q：楼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佛学有兴趣然后开始做佛教研究的？
A：这个事情很久远了，第一个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影响。特别是汤用彤老师，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对魏晋玄学很有研究，我对魏晋玄学也很感兴趣，这是一个继承。
第二，我毕业以后，研究西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时候中央决定要编哲学史教材，当时主编是任继愈先生，我被调过去做助手，在那里当资料员，做一些资料的工作，同时也做他的助教。任继愈在学校里面开的课就是佛教的课，我就帮他辅导佛教的课。有这样的机缘，有这些先生的引导，就开始对佛教产生了兴趣。
当然那时候我重点还是放在研究魏晋玄学和近代哲学，近代哲学里面又有很多东西是离不开佛教的。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好、章太炎也好，章太炎认为最适合中国的宗教是佛教。他们都离不开佛教，我研究他们当然也离不开佛教，这些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发现佛教在社会上面慢慢地兴起，而大家对佛教的了解不多。我想应该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然后从正知正见这个方向来引导大家正确认识佛教，所以我就开始带佛教的研究生。当然最初带的研究生都是中国哲学方向的，后来可能更扩展一些，大概这个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也是有很多的机缘。
丨本期嘉宾
楼宇烈
哲学家、佛学家、当代国学泰斗。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以及在中国的流行情况》《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与初期禅宗思想》《杨度的新'佛教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