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录NO.21 | 王颂:中国佛教学者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怀和抱负

来源:大菩文化发布时间:2019-12-24


编者按:12月8日,“从天台到比叡”——国际天台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大菩文化“对话录”栏目组同此次大会发起人、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展开对话。

 

王颂认为,中国的佛教学者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怀和抱负。世界的佛教中心和佛学研究中心曾经在中国,未来也会如此。中国的佛教学者要拥抱这样的历史机遇,有所担当。希望通过这样的国际性学术大会,创造中外学者相互交流、展示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力量的平台。


文/王正强

图/王德智

编辑/妙甜

视频/王德智


Q:王老师好,是怎样的因缘促成了这次的国际天台学大会呢?


A:2017年,为了推动中国佛学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我们从欧洲引进了国际华严学大会。那次大会是欧美学者创办的,在欧洲已经举办过两次,我们把它引进来,借船出海,提高我们的国际化水平。我们那届会议组织得非常成功,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定影响,国际学者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认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组织筹办了首届国际天台学大会。


Q:为什么是天台学?


A:华严和天台都是中国佛教的独创,被誉为中国佛教的双璧,我们有弘扬它的优势和责任。我个人计划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先去研究中国佛学中最有特色、影响力最大的内容。所以我们首创了国际天台学大会。


Q:这次会议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A:这次大会获得了国际关注,也获得了国际认可。来参会的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很多都是重量级人物,比如日本的福原隆善长老、落合俊典教授,美国的佛尔教授、魏雅博教授,英国的巴瑞特教授等等。


另外,通过这次大会,可以看到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进步,尽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和差距。


进步在于,我们的一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通过这种学术交流增加了中国学术的话语权;不足的是,中国佛教学术的国际化程度还有拓展的空间,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虽然中国在历史上和当下都是世界上的佛教大国,但中国的佛教学术没有相应的那么繁荣。从研究人员比例上来说也远远不及日本等国,再加上国际学术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我们要想打破这种局面,一方面要练好内功,一方面要加强对外交流。



Q:怎么补齐这些不足和差距?


A:手段很多,会议只是其中一种。我觉得我们可以系列地推出这种国际学术会议,比如华严、天台、禅、净土等,把重点放在东亚佛教研究方面,与国际学者一起分享有关东亚佛教的研究成果。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传入中国以后,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发扬光大,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这是毋庸置疑的。佛教也是在中国,才真正地成长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


我们古代的先贤们为佛教的世界性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说唐代的玄奘、鉴真,宋代的兰溪道隆,明代的隐元隆琦等等。所谓东亚佛教圈、汉语佛教圈的形成,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影响,贡献巨大。


我的老师镰田茂雄先生经常说,中国对周边国家在文化方面影响最大的三样东西是:汉字、律令制度、佛教。我的另一位老师木村清孝先生提出了东亚佛教研究的方向,创办了日本的“东亚佛教研究学会”。他们都认为,东亚佛教的核心是中国,不是印度。


Q:唐代是中国佛教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佛教中国化、世界化进程是非常迅猛的,比如华严宗就是佛教中国化在盛唐时期的产物。您从事华严宗的相关研究,对此有什么见解?


A:我个人认为,华严宗的实质性教团形成于宋代,但华严思想在盛唐时代就已经成熟了,这确实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背景。


盛唐是中国古代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代,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华严思想的核心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认为作为现象的现实世界与作为本质的彼岸世界没有隔绝的鸿沟,原本就是重重无尽、和谐完美的。大唐就是世界的榜样。这样的思想反映了盛唐时代自信、豪迈、积极向上的气度。所以华严思想在盛唐成熟,并不是偶然的。她是中国气派的体现。



Q:宋代的佛教跟隋唐时期有什么区别?


A:隋唐时期,我国和西域以及更远的一些域外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从文献以及大量的考古实物来看,隋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兴盛发达,宗教方面来华的也不仅仅是佛教,其它很多宗教都有。但从北宋开始,我们和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就被阻塞了,所以唐、宋两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不同。这种社会背景的差异,对佛教自然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宋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整体上而言,宋代是一个内敛的时代,宋明理学在这个时期出现,绝非偶然。宋明理学的产生,有人认为是对佛教在思想领域的终结,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尽管佛教后来没有再形成撼动整个知识界的思想影响力,但却在民间落地生根,佛教仍然在发展。


Q:您能进一步说明一下吗?


A:唐宋思想文化之间的差异,最直观的体现就在唐诗宋词上。唐诗处处可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豪迈;到了宋代就内敛多了,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也会写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句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都很熟悉。反映在佛教上也是一样的。


唐代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佛教带有浓烈的宫廷色彩、贵族色彩、学院色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国际化的佛教”。宋代佛教更多的是市井色彩。在宋代,佛教不但是士大夫调节身心的精神寄托,也和升斗小民密不可分,佛教融入了民俗,成为了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宋代以后,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佛教中国化的特点更加明显。


Q:今天的佛教国际化,能不能效仿历史上的一些做法?


A:只能说吸收一些历史的经验吧。时代不同了,完全套用古代的经验是不现实的。过去佛教传入日韩,更多的是民间自发行为。而且主要是日韩两国主动来华求法,我们是相对被动的。


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需要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希望为世界、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Q:所以我们应该更主动地推广?


A:对,当代中国佛教走出去,应该是我们积极地推动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不是被动的等着其他人来中国学习。在这方面,古今佛教传播的方式有本质区别。佛学研究与佛教传播应该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没有佛教实践的佛学研究就成了博物馆的学问,越搞越窄;没有佛学研究提升的佛教实践将只能把自己封闭在特定的范围,难以与世界上的主流文化形成对话,当然也就不可能走得太远、影响世界。


Q:您选择研究佛学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A:其实我个人研究佛教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我本科是哲学出身,硕士期间偏向西学的研究。后来选择研究佛教,是因为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对中国的传统一无所知,而这个传统是有魅力的。


中国的传统不但有魅力,还有生命力,不是橱窗里的工艺品;中国的学问也不应该是死学问,要对现代社会、现代人有所启发,对人类的未来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刚才反复强调中国应该鼓励东亚佛教领域的研究,并不仅仅因为研究东亚佛教的外国人自然而然地会对我们的传统有亲近感,还因为咱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有研究的价值。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误认为中国的东西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搞的差不多了,没什么新鲜的了,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很无知的。我们越研究,越发现自己的认识很不足。


所以我选择佛教研究一方面是它本身内在的知识魅力,佛教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精神宝藏,比如佛教思想、佛教典籍、佛教艺术等等,我们对它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佛教大国,研究佛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有这种使命感,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怀和抱负。


丨本期嘉宾


王颂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本科及硕士研究生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曾于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中日两国佛教都有深入研究,长于华严宗历史与哲学、宋代佛教以及中日佛教文化对比。

编辑:唐雪凤 责任编辑:李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