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国法师
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法华宗的创立，是标志性历史成果。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东方释迦”智者大师依《妙法莲花经》（也称《法华经》）开宗立派，在湘阴县樟树镇卧佛山创建法华寺、法华宗。这是中国人依经而悟，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文字直接撰成教典而开创的法门。
法华宗的诞生，不再是“佛教在中国”，而是“中国化的佛教”即“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400多年来，法华古寺的历代宗师，始终以爱国爱人民为信仰之基，以根植于华夏沃土为弘法之本，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佛文化的中外交流，奋楫前行。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法华宗文化在人类文明激荡交流的大潮中，浩荡万里，走向世界。
在历史大变局中勇担使命
樟树镇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是一座山青水秀的美丽集镇。相传，伏羲在这里结网渔猎，神农在这里耕种水稻，娥皇、女英在这里追寻舜帝，大禹在这里治水……在众多历史传说中，最动人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授记师燃灯古佛与法华古寺的故事 。
据传，上古尧帝时期，如佛和尚在阳雀湖南岸的法源山上，结草庐修行。时值洪水滔滔，如佛和尚带领弟子们四处救灾，有一天在阳雀湖救起了一位老僧。却不料那老僧乃燃灯古佛所化，他在草庐中显圣后，洪水立即退去。
燃灯古佛离去后，留下了一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米，用来救助灾民。官府和百姓们都感于燃灯古佛的恩德，纷纷捐钱捐物给如佛和尚修建寺院。历时19年，在法源山上建起法华寺的前身——如佛寺。为了纪念燃灯古佛在法源山草庐卧床休息而留下的圣迹，人们将法源山改名为卧佛山，又称卧佛灵山或东方灵鹫山。
北魏太武帝时，如佛古寺毁于灭佛运动。南梁时，高僧法绪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古寺，并将其改名为果愿寺。法绪培养了许多僧才，最著名的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18岁时在果愿寺出家，后来弘法各地，曾为陈后主说法，被陈后主尊为国师。陈光大四年（公元570年），智者大师开始重修出家古寺。
陈隋时期，隋文帝杨坚也推崇佛教。杨坚出生在冯翊般若寺，在智仙尼姑的抚养下长大，所以对佛教“敬信情重”。杨广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幼年时便礼佛。
杨坚建隋后，父子二人都给智者大师修庙布施黄金。在杨坚、杨广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公元583年，古寺又重放异彩，成为华中佛教中心。开皇11年，智者大师为杨广授菩萨戒。
公元585年，智者大师在古寺证得法华三昧的前方便——一旋陀罗尼，于是毅然将古寺改名为法华寺，以宣讲《妙法莲花经》为主。智者大师在法华寺著述宏富，创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方法，形成了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思想体系。从此，由中国人依据《妙法莲花经》而开宗立派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第一宗——法华宗便产生了。因智者大师晚年居于天台山，后世又称为天台宗。
法华宗是中国人依经而悟，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文字直接撰成教典而开创的法门。该宗派的教典，除《妙法莲花经》来源于印度，其余都是智者大师的著作，主要是煌煌六十卷的“法华三大部”即《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智者大师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充分吸收儒道文化的精华，并吸纳民间信仰，开创出符合中国文化习俗，方便中国人理解和修持的法门。他将中国文化的力量注入佛文化，由此创立出的法华宗不再是“佛教在中国”，而是“中国化的佛教”即“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法华宗的创立，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南北朝时，人民渴望结束南北两大政权的对立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而智者大师是南北两大政权都尊崇的佛教领袖，他在与统治者交往过程中，始终劝导和平，劝止杀戮，劝施仁政，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在当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都需要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统治者更希望，有一种文化，能够在普通百姓心间建立起一种精神秩序。这个时候，智者大师挺身而出，担纲这种文化使命。于是，契合中国人的根基、适合中国人修持的法华宗便产生了。
在文化大交流中彰显力量
盛唐时期，有3位高僧驻锡过法华寺，即僧哲、大津和道邃。这一时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频繁，法华宗开始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亚和东南亚传播，最初传向新罗和日本。
在唐代西行求法的高僧中，最著名的是玄奘和义净。其中义净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西域。咸享二年（公元671元），义净从广州出发，经海路西行求法，经25年，历30余国，到天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国，“天后（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同期，法华寺高僧僧哲和大津也泛舟西行，并将智者大师“法华三大部”带到沿线国家，僧哲还收了一个新罗国弟子叫做玄游，在新罗播下法华宗文化的种子。
据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僧哲禅师者，潭州法华寺住持也……而解悟之机，实有灌瓶之妙……庄刘二籍，亟尽枢关。思慕圣踪，泛舶西域……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呾吒国，国王名曷罗社跋乇。其王既深敬三宝……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别礼，存情梵本，颇有日新矣……僧哲弟子玄游者，新罗国人也，随师修习法华”。
该书又载：“大津师者，潭州法华寺僧也……遂以永淳二年，携法华三部，振锡南海……泛舶月余，达到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净于此见，遂遣归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既睹利益之弘广……遂以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长安矣。今附《新译杂经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
从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可知：法华寺住持僧哲法师，佛学造诣很高，并精通儒学经典（庄刘二籍），在三摩呾吒国受到国王的礼遇，在该国王寺中钻研印度佛学经典，取得很大成就。有一名新罗国弟子随他西行，修学法华宗。这是唐代湖南僧人在国外开展宗教文化交流的开始。大津法师也是法华寺僧人，于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到达尸利佛逝洲，后受义净师派遣，带回义净新译和撰写的一批著作，回到长安，完成了使命。为义净4年以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河洛，顺利翻译经典打下基础。大津保存佛教文献，功不可没。
《大唐西域高僧传》虽然对法华寺两位高僧记载不多。但在屈指可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法华寺就占了两位，可见法华宗师在佛文化交流中的决心和毅力。两位高僧经历海上泛舶的艰险，不仅求法成功，而且将法华宗弘传到海外，谱写了湖南佛教文化对外交流的历史篇章。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法华宗九祖道邃法师，移锡法华寺。这一年，日本僧人最澄来唐求学法华宗。最澄在日本被称为“宗祖大师”，研读过鉴真带到日本的“法华三大部”，有所悟。“大师入唐之正意，在于研究法华宗及承传嫡流。”据《大日本佛教全书》记载：“宗祖大师奉桓武天皇之敕，于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七月六日，发于九州（日本），十月十八日达潭州，直登卧佛山，追仰高祖（即智者大师）之芳躅。从法华寺座主道邃和上（和尚），受教观二门及菩萨大戒。翌年五月，方将回国”。公元806年，最澄在日本创立天台宗（即法华宗）得到朝庭承认。
历史上，湖南佛教对日本佛教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法华宗影响巨大。明治乙巳年（1905）出版的《湖南》（日文版）收录的日本佛学专家水野梅晓所著《湖南佛教考察报告》（文平志摘译）指出：“溯其根本，整然的天台教观，是从湖南发祥的。日本佛教界三分之一强，与湖南佛教有母子关系。”
在历史大变迁中坚守初心
法华宗自诞生以来，历代宗师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心同向，始终秉持爱国爱教爱人民的初心，迎着历史的风雨砥砺前行。
智者大师有着深厚的爱国爱教爱人民情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兹在兹。他临终前，还在给晋王（后为隋炀帝）杨广写信，在信中，他写道：“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以爱国爱人民为信仰之基，以扎根于华夏沃土为弘法之本，这是智者大师在弘法实践中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激砺着一代又一代的法华宗师，永远与国家和人民同心同向同行。
元朝后期，公元1358年，法华宗第25代祖师东溟慧日住锡法华寺，每日讲经说法，信众川流不息。元顺帝闻其名，赐金邈袈裟及“慈光妙应普济大师”之号。法华宗风，再次兴起，到明朝时，尤为鼎盛。
洪武二年和洪武五年，朱元璋两次诏请慧日大师赴南京佛会，讲授《妙法莲花经》，“太祖甚悦”，众人更是听得如痴如醉，好不欢喜。或许是受慧日大师的影响，明太祖于洪武二年诏令为湖广布政使司免税五年，并为开荒农民奖励耕牛、农具和种子。
清朝后期的法华古寺，佛门泰斗东林长老有四位弟子著称于史，分别是敬安禅师（世称八指头陀）、左宗棠、郭松焘和杨度，其中“一文一武、一僧一俗，敬安和敬棠（即释敬安和左宗棠）”广为人之。释敬安是清末民初的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18岁时，在此剃度出家。法师不仅佛学精湛，更留下1900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蜚声海内外。敬棠也就是左宗棠，少年时曾在这里读经习字、博览群书，皈依东林长老，成为法华寺俗家弟子，法号敬棠。受古寺爱国爱教爱人民传统的熏陶，释敬安和左宗棠都成为近代著名的爱国人士，前者被尊为爱国诗僧，后者被誉为民族英雄。
面对列强侵略，敬安禅师发出了“豺虎未平空有恨，国仇未报老僧羞”的呐喊，企图唤醒东方睡狮；而左宗棠则率领湘军雄师收复新疆。在民族危难之际，法华古寺的这“一文一武、一僧一俗”都在竭尽全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令后世景仰。
在时代大发展中与时俱进
1400多年来，法华古寺的声声木鱼穿越古今，一位位大德从这里走出，一代代禅师在这里弘扬佛法。他们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时俱进谱写精彩华章。1999年，湘阴县佛教协会会长早国法师担任古寺住持，古寺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法华古寺在早国法师的努力下，已成为禅修祈福的宝刹。2018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法华宗发源地——湘阴法华古寺》，引起强烈反响。
2016年10月，圣辉大和尚发愿重建法华祖庭、再振卧佛灵山。湖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民宗委副主任、中佛协副秘书长怀梵法师亦鼎力协助。目前，各项重建工作有序推进。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法华古寺必将重振法华宗风，谱写新时代爱国爱教爱人民的崭新篇章。（文图/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