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慧德）
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事实上，佛教和国人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且源远流长。
2000年，佛教界举办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早期多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后，学术界经过进一步考证，提出传入时间应为西汉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认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将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