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吴县的一个丙申六月，宏道撇下心头政务，想来阴澄湖走走。在《阴澄湖》篇写道：“与顾靖甫放舟湖心，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头如髻，不知身之为吏也。”忙中偷闲一游，览兴舒发，于眼前湖光山色之中，竟然忘却了自己身披官职。读者也可借此以文识人，宏道有其任情适性之自然潇洒。然而“少顷，邮者报台使者至，客主仓皇，未能成礼而别。”谁知突然传来巡按御史即至的消息，宏道失色，不及作别就焦急回任。转而成为趣事一桩。
自适性情而深造“自得”之趣，是袁宏道及不少晚明文人的一种特殊处世方式和主要存在方式。于人情世故中固守真心个性、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顺应个人的情感需求，各任其自为，随时随处使精神安适，和所在浑然。所谓“无往而不安，则所在皆适。”自适而不做“适人之适”的“乡愿”，往往使主体获得更多的精神自由。人得以成为他自己，并不由某种异己的东西来决定自己，摆脱各种形式的束缚且不冲突于环境，主客观间的对立消除而实现统一，这往往又增进了精神愉悦。
自适的态度系于袁宏道们的一生，犹如潺湲悠澹之水面，自然流动。他们不刻意去塑造高不可攀的人生哲学，精神快乐尽来源于人们可以理解并愿意触及的日常小景。《与龚惟长先生书》篇讲述人间五乐。“箧中藏万卷书， 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自己做一个有修为的藏书者，而能呼召悉数真友来家中书馆坐而论学，由见识极高的人引领，于可近可远之学问视野中畅话古今，此情此景不失为赏心乐事。 然宏道认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 口极世间之谭”才是头等快活。纵极尽衣食声色之乐后“家田荡尽，一身狼狈，朝不谋夕，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也不丧其自适之乐。是为真乐也。这种由快乐折射出的人生观和《叙陈正甫<会心集>》篇表达的趣味观彼此顾盼。趣之得自学问者尚浅，取自自然者才为深层的情趣。真正的趣味正来源于率心而行，来源于人最无私念杂欲的内心，像“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而后天的学问道理与“趣”却是矛盾的，入理愈深，去趣愈远，不受闻见知识缠缚之趣才为发自真心的真趣。宏道之乐趣所以能引起共鸣，是为其“真”也。“真”就是不受外在经验知识左右的本真状态。“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为真人。[1]真人”之“真”辉映于文学上而成“信心而言”“任性而发”的“性灵”之作，把一切创作定位于本然的性情，其理论结果必然是“无闻无识真人”[2]之“真诗”，乃至袁宏道自己的“狂歌”、“浪歌”、“艳歌”之属，或“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均无一字不真”[3]的“真率”之作。袁铣说“中郎公之真文真诗，实本其真性真情真才真识而出之。”[4] 中郎的创作正是其真性情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展。其弟中道“间伤俚质”的“疵处”，[5]因充盈着真情实感，难怪“读而悲之”，令宏道感叹“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佳也。”宏道还曾道：“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种“真”最强调生命的本色存在。
身在官场的宏道不忘时时游憩，脱离吏网之后更是舒逸山水、随意跋涉。“想求取功名，便仕进;不堪官场恶浊，便辞官;难耐寂寞，又出山。[6]”2006年8月]宏道的仕仕出出都不成其内心的纠结，每一次选择都是顺任自然，不违本愿。他说：“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农夫也好，做会儿市贾亦好⋯⋯凡事只平常去，不必惊群动众，才有丝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无忌惮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实稳安，无遮拦，无委屈，于名利场中作大自在人也。[7]”青年时期的宏道崇尚个性自由，肯定感性追求，也有受禅风所披的疏脱。一种适欲却不为自己欲望所控制的快乐伴随着他。“大抵世间只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8]“吾观世间学道者有四种人：玩世、出世、谐世、适世。适世一种，其人甚奇，然亦可恨。以为禅，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9]宏道最喜此类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甚。
与论“趣”时所谓“得之学问者浅”相一致，宏道之“淡”是“摈除理念、浅易，以枯淡出腴润，本色浑成的风格。” 万历三十年后，宏道的诗文由灵机浅豁趋于平允蕴藉，将“淡”的审美范畴引入到了“性灵说”中。万历三十二年的《叙呙氏家绳集》中有一番贵“淡”之谈：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
其中，宏道对郊寒岛瘦、白率苏放诗作的不满，也“是对自己前期刻露之病的悔悟。” [10]味薄色浅之淡，发挥到宏道这里成为一种非人力、理、学可取得的自然而恬淡的意境。庄子云“淡而无极而众美从之。”此中“淡”味尽是由自然派生出来的，宏道所慕之“淡”就接近于庄学的本来面目，这种境界唯陶渊明的诗作中得以纯正的呈现，凝聚着艺术锤炼的功力，于表面的浓丽更胜一筹。
文品常常是一人本色性灵的独抒和人生趣味的表达。淡之诗文也正说明着宏道性情的蜕变。尤其是兄宗道去世后，生活上又淡适雍和许多。这种变化使他渐渐远离浓习粉黛、清歌艳舞，使他认为“心中粗了，可以隐矣。”[11]于是有了客居柳浪的六年。即便不脱宦情，亦保有一份淡泊的情思。
“淡”是“不假雕琢，与真、自然联系在一起的”，[12]质也同样本于作者朴素真纯自然的精神品格。万历三十六年，宏道又作《行素园存稿引》，表达了“质”的审美旨趣。为文者需要经历一个“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博学而详说”的修养过程，历经“三变”----“去辞”、“去理”、“去为文之意”，久而久之方能“大其蓄、会诸心”，触机而发，涣然于胸，胸有所明。表明创作是积蓄了渊博学识后的会心，是摆脱形式上的格套和束缚、去掉华丽辞藻修饰之后的对学识的超越，以一颗自在的创造的心引笔行文，方如“风高响作，月动影随”般自然而然。宏道早年的自然是“信腕直寄”、胸臆直抒的，而如今求之于“质”的“自然”，则是“经过了复杂的创作过程而后达到的更高层次的自然，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臻于‘艺术真实’境界上的‘自然。”[13]在真而自然的审美精神上，袁宏道所言的创作主体精神之淡与质是可以合二为一的。[14]
《行》篇说“质，道之干也。”《寿存斋张公七十序》篇说“学道之致，韵是也。”后人并未绍宗颜回之乐和曾点之“童冠咏歌”这样真正的孔氏学脉，所以臻达玄旷清虚境界的学韵之士常自佛老。至于韵与理的关系，“大都士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韵。”无心者“理无所托”，自然之韵反而突出，可见韵又是人“情性”“神明”的自然流露，如“稚子之叫跳反掷，醉人之嬉笑怒骂。”从心纵心者，得理后又能断绝理的束缚，便能使韵全然。韵包含着一种对理的超越，从而进入心灵和精神的自由王国。它可能来自于不经意间的一举一句，但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画外和言外之思。
早在万历二十八年，袁宏道就于官居北京的闲暇研究插花艺术，用心琢磨插花的花目、器具、花枝的繁瘦高低疏密，力求花与器具“意态天然”等等，著成《瓶史引》，正是其此时雅韵观念的一种诗学表述。“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宏道尚韵，既含对“理”的挣脱，又讲对名利的超越，与真正的世俗总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
宏道的一生，是真、趣、适、淡、韵、质的一生，是审美情操和人生情致不可多得的一生。佛学滋养着袁宏道的人之性灵与文之性灵，参佛修佛，撷录经典，佛学创作……佛学，影响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他的生命、性情发生着因缘，这份因缘使我们视角里的袁宏道带着独到的佛学意趣，发展出了独到的佛学成就，文学作品流露着淡淡的佛学意韵。
参考文献：
1.《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识张幼于箴铭后》
2.《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叙小修诗》
3.《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江进之》
4.袁铣《重刻梨云馆本叙》
5.《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叙小修诗》
6.马杰、陈学通《文教资料》，2006年8月
7.《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黄平倩》
8.《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龚惟长先生》
9.《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徐汉明》
10.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11.《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顾升伯修撰》
12.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13.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4页
14.戴红贤《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42页
作者简介：
肖雨童，女，201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现就职于五台山风景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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