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教经典翻译的三个时代及其译经大师

　　佛教的全部内容可以用三宝来代表。佛教最先传人中国，自然是僧人，但最初的僧人是零散的，还不能称为僧伽集团。僧伽集团的正式成立，得以依戒依律共住的出家团体出现和成立为条件。因此，中国佛教的开端主要是以对佛祖的信仰及佛法的传习流播为起点。古代的佛教内涵被简单地称为经像。经代表佛法，像代表佛祖。一个外来的宗教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存发展，首先应该展现它的思想特质。如果民众看不到或者不理解外来宗教的思想特征，这个宗教就仍然只能以模糊不清的面目出现于世。早期佛教之所以被混同于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看来，佛教要想生存与发展，首先得展示她的独特性，主要是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独特性。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印度佛教或者中亚佛教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逐步被我们熟悉和了解的进程。佛教思想得以展现下中国人，也主要是外来经典被翻译成汉文，并由义学僧人向人们讲解的结果。中国的译经历史，是早期印度或中亚的佛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逐步浸润扩散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始于汉末三国时代，发展于南北朝时空”之学因与“贵无”思想有某种相似，又有一批学通内外佛教僧人如道安大师和他的弟子慧远这样的大智慧的人物，所以中外思想可以有系统的融和、开展。当时的玄谈名士都宗慕“般若性空”，引为同道；或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是首先在上层士大夫中迅速传播；进而流向民间。
　　三国时魏地的佛教也以般若经典的翻译和讲习为主，朱士产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因为有讲不通的地方，他觉得“诸末尽善”，因此发心西行，欲求大本；最终在于闽得《放光般若经》。除了般若经，当时也重视佛教的戒律的翻译及介绍。昙柯迦罗先译出《僧祗戒心》、昙无谛又译出《昙无德羯磨》，这是最早的中国戒法的经典依据。
　　因为躲避中原的战乱；北中国的僧人纷纷来到江南。吴国首都建业，接纳了由关中、洛阳一带来的僧人，如安世高、支谦等到过吴地。安世高是汉末中国译经的两大部类的代表之一，其所传主要是有部的禅数之学。他传播佛教的路线，正好是从关中而江准，再入江南。另一位祖籍西域的高僧支谦，汉文造诣很高，他介绍的主要是大乘般若类经典；这一类经以后直接引生了中观空宗的学间系统。般若类经典在汉末是支谶译介。支谦所译的《大明度无极经》与《道行般若经》为同本异译。在南北朝时期，此经地位极高，孕育了六朝清玄之风。当时吴地，还有另一位译经僧叫康僧会的。他来自南方的交趾。他似乎开启了从海上来华传佛教的先例。学统上他属于安世高的有部禅数学。其重要的译经为《六度集经》，孙权为他建了“建初寺”，江南佛寺自此为开端。
　　西晋寸，译经事业进一步发展，西北中国，河西走廊上，竺法护代表重要的译经师集团。他所译的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这些经典令国人对大乘佛教大开眼界。他译的《法华》名为《正法华经》。该经对观音信仰的普及功莫大焉。在鸠摩罗什从龟兹来人中国以前，竺法护是最伟大的译经家。
　　西晋末年，北方是传统的“五胡十六国”或同时或先后登场；壬宰中原。晋朝王室只能偏安江左。这就是“东晋”一朝。北部中国的少数民族多半提倡佛教，所以佛教此时往往有所发展。后赵时期的佛图澄以神异为方便，智慧地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父子，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那里曾建寺890余所，佛图澄的受业门人也以万计。其中对佛教发展贡献最巨的是道安、竺法雅等人。
　　道安法师生当前秦王朝。是当代最重要的高僧。他博学多闻，道德淳厚，为当时北方佛教界引为宗领。他得到秦王苻坚的支持，在长安领导一个翻译集团，网罗了一批时俊，身边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大家。道安大师本人虽不倍梵文胡语，但其学养深厚，智识睿明；所以他在翻译理论上也有总结。他提出过“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主张译经必“勿失厥义”才能深达佛旨；他又撰《综理众经目录》，并详作序跋，提供了不少可靠的研究资料；他的经录对后来的佛教经典编纂者整理者，对于中国古代学术事业都有长远的影响。除此之外，道安法师发制订了最初的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他的聪慧洞幽人微，所以他在当时的六冢七宗的般若学内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代表了其中的“本无宗”见解。继承其学的是慧远法师。他的另一位弟子叫竺法雅的，以菩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传记中说竺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这被认为是“格义佛教”的特点。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鸣摩罗什东入长安(401)，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干，其中以道生、僧肇、僧教、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夹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弹、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当时中国南方的东晋，佛教义理学术仍然上承玄学及般若学。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鱼义，主张即色本空。时入评价他“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人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土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今庐山也为译经的重镇。慧远曾应江州剌史桓玄之间，撰《沙门不敬王者论》，说明了出家人与在家人的不同地位，从形而上的超越立场论证僧人的出世特殊性，也调和了佛教与中国王家礼法的差异。丰盛远还是中国净土佛教信仰的祖宗。他最先集百余人成立白莲社，依《般舟三昧经》作观想念佛的禅修，他是弹净共修的初创者。慧远虽深居庐山，但仍有不少仰慕者自远而来。曾经在关中罗什门下受教的竺道生就是其中之一。史称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曾被视为异端。但道生的见解同关中罗什译经集团的义学传统有着深厚的关系。后来，北凉的昙谶译出北本《大般涅槃》，证实了道生的主张。道生的深刻思想也影响到后来的天台、华严和禅等诸宗。
　　除了庐山与关中两大译经集团，南方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佛教重镇。当时有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驻锡于此，翻译了不少重要的律学经典。西行求法归来约法显，从严竺携回《大般尼洹经》《摩诃僧只律》《长问含》等多部经典。这些经典的影响也都非常久远。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六家七宗”各擅其性。“般若”与“玄学”相互举扬，因凤而炽。这是“格义佛教”最盛的时期。之后经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讲解和引导，中国佛教的独立的义学风格得以成立。
　　南北朝对峙局面局面持续了169余年，才由隋文帝统一了中国南北。南北朝时期，佛教基本上得到各代各朝的帝王的政治支持，寺院经济雄厚，僧尼数量剧增，佛教的译经事业得到发展，大小乘经论都有弘传，佛教学派也纷纷成立，摆脱以以往对儒道二学的依附。总之，译经事业的发展成为了此期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凤，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间道，并延清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对于译经南朝与北朝均非常重视。但南方重在发挥义理，北方重在诠释原典。只从译经份量上看；南北双方的译经，其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尢忏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上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帮助。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鬉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着、世亲之学弘传干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北朝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功德；起寺造像。例如北魏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斫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束”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罢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祗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意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此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极隆盛；经典译出既多，讲习又热烈，研究者既多，思想分歧亦密，由于多有争论，促成了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矿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六般涅槃经》(北本)，形砹涅槃学，传人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质问。南北二地都有三教的争吵。在北方，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灭法”。佛教遭遇到了以往未曾经验的困难。灭法的政治行动，自然引起对佛法久远的忧虑，这就是末法思想的社会背景。为使佛法久住人间，以侍他年佛法再兴，因此产生了在石头上刻经的救法或护法的运动。已经被译成汉文的佛教经典，于是大量地被转刻在石头经版上或山岩上。刻经的行动正反映了人们对于三宝之一的佛法的特别重视。
　　中国的佛教发展与佛教经典的翻译与讲习同步。佛教发源千印度：其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根本离不开经典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蛊，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所译经论卷帙浩大，应该视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与伟业。佛经翻译史略分为三期：
　　一、汉魏西晋时期一一初期佛教经典的翻译
　　最早的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之际。当时所译的经典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上，而是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携来的，只算是间接来自印土。这些经典的本子多以西域当地的如龟兹文等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人们称其为“胡本”。
　　东汉桓帝时，入华在洛阳等地传译经典的著名高僧有安世高与支娄迦谶，其译籍部分地保留至今。他们二人的译著分别代表了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禅数学，以及大乘般若性空之学这两系。这正好说明最初进入中国的佛教思想体系是大小乘兼有的。其他的译经师还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等，他们所译的经典也是这两系的，但多半不是独立译出经典，而是与入合作的结果。安支二位大师以后的著名译冢应该是三国吴地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算是从月氏来华的佛教传统的第三代。他译的《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影响甚大。他是吴地佛教肇兴的开拓者。吴主孙权曾拜他为博土，江东佛教翻译也始自支谦。康僧会及朱土行也是这个时期与译经有关的高僧。朱士行在北方，康僧会的弘传活动在江南。
　　佛经翻译初期的大家还当计入西晋在河西走廊一代传教的竺法护，他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154部309卷；译经数量首屈一指。《佑录·竺法护传》称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因此“经法听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这一个时期的译经僧人，多半来自西域。护持译经事业的也多半是民间的信士，规模不大，二三其人，所译经典部帙也不大，多为某些大部经典中某几品或某一单品。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一一译经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译经事业，倡导最力者为两位中国佛教史上垂名久远的法师——道安与慧远。道安得到前秦符氏的支持，长安广揽义学高僧，组织译场。他对于译经的理论颇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至今仍有参考意义。他认为直译的方法可以“勿失厥义”，深达佛旨。所以，如果以后世的信达雅三个标准来看，他是主张以“信”为根本的。他的弟子慧远承绍其师道安的志愿，在来到南方庐山以后，也多方延揽许多于竺西域来华的高僧，组织译场，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都是他先后罗致的。本传上说他的功绩，认为“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道安与慧远虽然并不在译场中亲自操翰，但他们组织护持，其功不亚于译经的名僧。
　　这一时期，最为有名的译经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进入长安。提供逍遥园为六译经场，这在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上，开创了国家译经场的先例。罗什门下人才济济，有僧叡、僧肇、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开元释教录》说，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74部384卷。所有这些经典对于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发展，对佛教宗派史的产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中上承印度龙树中观学体系的经典依据，大都与罗什所译经典有关。总说起来，罗什熟悉汉语，博学多闻，他的译经风格徧于意译；以传神为主。因之，读他的译经，音声流畅优美，文字简练精粹，既能传达经典原旨，又符合中国的行文习惯。这在译经史上，不能不说是开一种新的风气。正因为如此，罗什的译经历夹最受欢迎?流传最广。他是中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
　　罗什以后，译经大家还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忏等等。整个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隆盛，佛教三藏中的论部巨著也都在此期译介出来。罗什师译出龙树般若性空之学后，大乘有宗渝伽行派的论著逐渐在当时中国弘传开来，无着、世亲的唯识学体系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六乘唯识论》等重要经典，为中国的法相准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真谛三藏法师在华23年间，巅沛流离中译出经论64部278卷，影响卓著，他也是中国古代四大著名翻译家之一。
　　佛经翻译的发展期中，以国家用财力物力支持译经为时代特色。在这样的丰厚条件下，国家译场中高僧云集，中外佛教学者相互举扬，所以能够系统地译介大经大论。中国佛教中汉译经典的积累，理论的深化，学派的渐兴，宗派的酝酿都与此期的译经事业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三、唐朝译经的鼎盛时代
　　考察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主要是担任译场的主持学问僧人，已经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担任。此期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629)西行求法，17年间历游五天竺，学成归国，携回佛经502夹657部。归国后他得到啻太宗的重视和支持。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集合名僧俊才，分任笔受、证义诸多译职。玄奘的译场规模弘大，组织完备。加之玄奘本人，勤于译事，无一丝懈怠，到他迁化以前，19年间，玄奘译经75部1335卷，其所译典籍为历代诸译家之最，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部帙浩大，世昕罕见，他译介的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对于法相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玄奘弟子窥基发扬师学，成宗立派。其学远传至朝鲜、日本。
　　义净三藏为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他游学印度20余年，精通梵汉，归国后先后在长安、洛阳王持译场。十余年间，共译经论56部230卷，其译著数量与质量都属上乘，他与玄奘等三藏法师也同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诸大师所译的密教经典也是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特色。中国密教典籍的基本完备就在这一时期。唐朝国力雄厚，国家支持的译场规模弘大，译职齐备，参与译事者往往可达干人。因此此期的译经事业可谓达于巅峰。自唐中期以降，200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大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设印经院等，规模制度宏大完备，但成果已经无法同前代相提并论。末元以后至于近，译事虽然不绝如缕，但直接出自天竺梵文者已然不多。近代的汉译经典也也自然多转向由藏文及东西洋文字的经典翻为汉文了；而且其数也远不足观。究其原委，这当然与佛教在天竺的衰落以至消亡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