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国家
慈航禅师在仰光还积极开展通俗演讲，逐渐形成自己的弘法风格。
他曾数次宣讲佛法与国家之关系，启发民智，宣扬佛法在救世救民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慈航禅师说：“慈航到仰光来了三年，平日以疏懒的缘故，闭居豹兔阅经，很少外出，所以与诸君极少把晤。今日有缘，得与诸君聚会一堂，而且来讲佛法，这在慈航实不胜引为喜慰。”
接着他介绍本次讲说的主题是《佛教与民国》，他说：“本题是《佛教与民国》。要用什么因缘来建立呢？这个年头，既号民国，自然事事要维新的，何以把二千余年的佛教，和民国联为一起呢？这是要待于解释的。
“民国立，与神治、天治迥然不联同。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创立民国，而'三民主义'则具有自由、平等、博爱三义。然而中国非不自由，实过于自由；以过于自由故，遂造成越轨行为与自私自利，其误在未能达到普遍合法之真自由。欲达到此目的，必须放弃个人自由，以求众人之自由；牺牲家族之自由，以求社会之自由；牺牲宗族之自由，以求国家之自由。人民既自由矣，进而言平等。神治、天治时代，唯神与天为无上权威，神与天之下，人民不足与言平等；今言民治制度，已无无上权威之可言，万民地位出发点，均以平等精神为依归。博爱精神在乎个人，能推爱己之心，以及于人。故民国的精神，在人民要以觉悟的本性觉悟起来，才有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是与佛教之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之平等精神同。主义既同，则佛教与民国的精神，固相吻合。民国之自由在精神，佛教视色身世法为缘生，唯心为自由，二者亦同。民国之博爱主义，与佛教之慈悲为本，二者尤同。故佛教与民国之关系，可以两相契合而不相离。
“佛教根本即智慧、慈悲、精进，与孙先生立国精神在智、仁、勇，亦相同也。”
而对于佛教与国法之关系，慈航禅师说：“国法者，乃治世之法也；佛法者，乃救世之法也。非国法难以治世，非佛法无以救世；国不治则不成国，国不救则同归于尽，二者相倚不可相离明矣。
“故吾所谓'佛法与国法'，'与'之一字，正含有连带关系；吾人若加以判别，自当明了也。若能依声闻之四谛（知苦、断集、慕灭、修道），缘觉之十二因缘，了知无明为生老病死之源，则无明灭，生老病死亦灭。从此依四谛，推自及他，发四宏誓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广修六度，勤行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则成佛度生，必能达到目的。”
再次是佛教与民治，慈航禅师说：“在这里我们的确极力推崇'自治'，可是谈何容易？自治的始基在于个人的自觉，要先有自觉，然后才能自治；由自治以进于民治、众治，这是三位一体的说法。我以为佛陀觉行圆满，是个顶有自觉的人，故言自治者，要以佛陀为师。这是自治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不容忽略的。
“有人以为'佛陀是神明'，便陷于从前神治或天治的谬误了！殊不知佛教是最平民化的，是讲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等教理的。由先觉觉后觉的教理来说，全中国的人，倘能以佛陀为先觉，而努力求觉行圆满的精进，必有裨于民治之实现无疑。何以故？自觉自治之基础既立，即众治由是完成故。”
慈航禅师在仰光的民众宣传获得了太虚大师的肯定，大师所作《释慈航救国方案序》说：“慈航盖一热肠古道、魁奇磊落之人也！昔尝从余问学闽南院，旋就任安庆迎江寺方丈，以精进遭俗忌，去而至南洋印度，于仰光大得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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